1936年12月17日，得知蒋介石被扣的消息后，宋美龄带着端纳连夜飞抵洛阳。这位女强人当面要求讨逆军东路总司令刘峙暂停西进，等她赴西安斡旋出结果再做定夺，免得逼紧了危及蒋介石安全。
然而刘峙当面满口应承，亲自送她登机，转头就给前线部队发去密电，命各部稳步推进防线，不得有丝毫后撤。
兵者，国之大事也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开封时，刘峙正在主持豫皖绥靖公署的军务会议。这样的消息让他当场终止会议，第一时间给南京发去电报请示方略，同时下令驻灵宝、陕州一带的部队即刻向潼关方向集结，抢占沿线隘口。
据《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记载，12月12日当晚，刘峙就完成了部队的初步动员，是所有地方将领中反应最快的一批。
三天后南京正式下达讨伐令，任命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统一指挥陇海线沿线的中央军部队。
接到任命的当天，刘峙就把指挥部前移到了华阴，靠前指挥各部推进。
刘经扶派樊崧甫率领第7师作为先锋，趁张杨部队立足未稳之际，一举拿下潼关天险，打开了西进西安的门户。
随后桂永清的教导总队、胡宗南部的先头旅陆续赶到，沿陇海路两侧向渭南推进，空军部队也不断飞临西安、渭南上空执行侦察和威慑任务。
樊崧甫在《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回忆，当时刘峙给前线的命令很明确，步步为营，每天推进不超过二十里，既要给西安施加压力，又不能轻易触发大规模交战。
在刘峙的视角中，对待张学良和杨虎城部必须态度强硬，但是也不能把他们逼得太紧，毕竟老蒋还在他们手中。
谁都不得罪
宋美龄抵达洛阳的消息传到前线指挥部时，幕僚都劝刘峙暂缓进兵，免得触怒宋家，然而正在人生上坡路的刘峙却有自己的一番盘算。
刘峙亲自赶到洛阳面见宋美龄，其态度十分恭顺，满口答应会暂停总攻，给斡旋留出空间。然而等刘峙回到指挥部后，却只调整了进攻节奏，没有下达任何后撤命令。
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里提到，她当时反复叮嘱刘峙，在她返回洛阳之前绝对不能发动总攻，刘峙当面应得十分爽快，可前线的炮火始终没有彻底停过。
刘峙作为蒋介石一手提拔起来的嫡系将领，自然不想让蒋介石身处险境，可他也不能违抗南京军政部的正式命令。
何应钦当时以军政部长的身份主持讨伐事宜，命令一道接着一道催促进兵，若是公然抗命，事后必然要担上贻误军机的罪名。
更重要的是，刘峙心里清楚，适度的军事压力确实能帮蒋介石增加谈判筹码，真要是全面停火，张杨没了顾忌，谈判反而更难推进。
刘峙要做的能做的，也就只有是在战与和之间走钢丝，在两边都留足余地。
在多方势力的介入和斡旋之下，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蒋介石平安返回南京，不少人都以为主战最积极的刘峙会受到冷落，甚至可能被问责。
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蒋介石非但没有怪罪顾祝同，反而肯定了他在事变期间的部署。蒋介石心里明白，东路军的步步紧逼，确实给张杨造成了极大的军事压力，是和平谈判背后最坚实的底气。
据刘峙的副官回忆，蒋介石回到南京后专门召见刘峙谈了半个多小时，没有提半句停火的旧事，经此一事，他更懂得在复杂的政局里，绝对不能把宝押在单一的选项上。
主战，是刘峙作为军人的本分，也是给蒋介石表忠心的姿态；留有余地，是他给自己留的后路，免得局势反转时没有转圜的空间。民国史学者吴相湘评价，刘峙临阵指挥的本事算不上顶尖，可揣摩上意、把控局势的本事，在国军嫡系将领里那绝对是第一梯队的水平。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很多人说刘峙此举是两面三刀，既讨好何应钦又不得罪宋美龄，本质是官场滑头的做派。
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放在当时的环境里看，刘峙的选择其实始终围绕着维护蒋介石核心利益这个根本。
他没有像何应钦那样急于下达总攻命令，甚至默许前线和张杨部队有私下接触，就是怕真的撕破脸没有挽回的余地。
刘峙的主战更多是做给外界看的姿态，内里始终留着和谈的缓冲地区，这份分寸感，恰恰是很多悍勇有余、谋略不足的将领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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