咫尺天涯！拉法铁丝网隔开母女，20万巴勒斯坦人被困埃及|以色列|埃及|巴勒斯坦|拉法|约旦河西岸|苏诗丁|铁丝网

那是1994年7月。呼喊声从埃及西奈半岛数千名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中传出。他们被挤在一块土地上，四周是带刺铁丝网，隔开了埃及与加沙南部城市拉法。当地居民至今仍记得这道边界，称它为“喊话围栏”。

1982年，以色列结束对西奈半岛的占领后，这道简陋隔离设施后方不远处，便是新划定的加沙—埃及国际边界。4000多名滞留在埃及一侧的巴勒斯坦人伸长脖子，想看一眼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彼时，这位在突尼斯流亡27年的领导人正意气风发地返回加沙。

这位64岁、出生于埃及的领导人在加沙城受到热烈欢迎。但在埃及一侧，景象却阴郁得多。母亲们隔着边界为另一边的孩子哭泣，其中一些人已有十多年未曾相见。

只不过这一次，不是4000人，而是超过200000名巴勒斯坦人滞留在埃及。他们因以色列的种族灭绝而被迫离开加沙。谁愿意为他们的返回投入政治资本？

就像30多年前《戴维营协议》时期一样，在又一项抵押加沙未来的安排中，那个顽固的“两难”从来都不是以色列非法军事占领和种族隔离制度本身，而是如何安置这些“令人不便”的遗留人口。一次又一次，埃及被要求从空间上“管理”巴勒斯坦人的生活，而不是正视他们不可剥夺的回归权。

18岁时，出生于拉法的妮斯琳·纳贾尔离开加沙，前往约旦河西岸的比尔宰特大学读书。就在那时，由华盛顿斡旋的西奈回迁协议开始从纸面走向实施，新划定的边界实际上把她与父母分开了。她的父母被隔离在边界另一侧。

阿尔阿贝德为撰写其2009年著作《没有保护：1948年以来在埃及的巴勒斯坦人》，曾用20多年时间采访散居埃及各地的巴勒斯坦难民。她说，在总统纳赛尔时期，巴勒斯坦人在埃及受到高度接纳：他们可以进入公共部门工作，获得奖学金，就读顶尖私立大学，并拥有财产。

实际上，他们参与公共生活时享有许多与埃及公民相近的保障。他们的子女进入公立学校，大学向他们收取本地学费。这种待遇后来还扩展到巴解组织战士和干部，以及曾在埃及国家机构任职的巴勒斯坦人。

阿尔阿贝德说，到1969年，大约有33000名巴勒斯坦人留在埃及。他们悬置在一段短暂而已近乎终结的泛阿拉伯抱负与实验之间，也悬置在一场迅速走向永久化的“临时”离散之中。“巴勒斯坦人失去了与加沙之间的生命线，埃及人也失去了曾模糊彼此差异的邻里亲密感。”她说，“曾经的温暖与友谊，变成了监视、深重的猜疑，并最终演变成今天这种全国范围内的疏离与排斥。”

到了1982年，以色列军方在拉法南部推平了一条50米宽的地带，并在两侧架起围栏。数千个家庭被困在加拿大营，纳贾尔一家也在其中。1985年，纳贾尔毕业后回到加沙，与祖父母同住；而她的父母那时已被困在埃及土地上整整3年，实际上处于无国籍状态。

曾负责加拿大营粮食分发、并担任近东救济工程处外勤主管的塔肯伯格也见过这样的场景。“我无数次目睹邻居和亲属隔着围栏说话。”他说，“开斋节的庆祝、重大家庭消息，都通过铁丝网传递。孩子们被高高举过肩头，好让父母看看他们长高了多少。”

在围栏边，纳贾尔曾朝父母喊话，告诉他们自己找到了毕生挚爱——一位她在大学里认识的画家。“每个女孩在婚礼那天都需要牵着父亲的手。他本该陪我走过婚礼通道。可连这件事，他都得向以色列申请许可。每3个月申请一次返回加沙的以色列许可，费用高得让人难以承受。”

纳贾尔父亲参加女儿婚礼这件事，最终变得越来越不可能。那些被抛到埃及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无法行动——无法去曾经购买喜爱零食的本地市场，无法去见自己的孩子、配偶，也无法回到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区的工作岗位。

最终，近20年过去后，加拿大营最后一批处于悬置状态的居民才终于获准迁往加沙的特勒苏丹住房项目。近东救济工程处记录显示，总人数为4388人。在加拿大方面推动下，一份时间表被制定出来，促使这一长期受阻的进程走到终点。加拿大还追加资金，用于支付特勒苏丹最后阶段的基础设施建设。

近东救济工程处的营地管理人员编制住户名册，通过埃及联络系统提交给拉法的埃及当局，再由后者将拟返回人员名单转交以色列官员。待以色列同意后，确认信息再经由埃及联络系统传回加拿大营的近东救济工程处。各家各户随后向外传信，通知在海湾国家或利比亚工作的儿子，以及在国外读书的女儿回来，与家人团聚，等待特勒苏丹新开发营地中的一块地被认定为“可以居住”的那一刻。

重建工作落在父亲和他们的儿子身上。户主通常带着一两个儿子，经由拉法的萨拉赫丁门过境，亲手开始建房。周末，他们再回到加拿大营，而家人仍在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