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与美国夏威夷大学亚洲研究系教授、东西方研究中心兼职高级研究员 Eric Harwit（埃里克・哈维特）进行了一场三小时的深度交流。哈维特教授从上世纪80年代起长期研究中国产业与高科技发展，精通中文，著有《中国电信革命》《中国汽车工业》等英文专著，常年往返中美开展实地调研，聚焦汽车、互联网、半导体等产业政策议题。我们结缘于2018年深圳，2019年他到访北大时，我们也曾在未名湖畔畅谈一小时。时隔七年重逢，彼此毫无生疏，反而因多年认知沉淀，有了更多关于中国发展、中美关系、科技博弈的深度话题可探讨。作为美国学界少有的懂中国、接地气、对华友善的资深学者，哈维特教授的视角尤为珍贵，这样平等真诚的跨国交流，在当下环境中更显难得。

本次会面原约定在北大附近，我提议让哈维特教授体验中国汽车智驾功能，他欣然应允。次日上午九点多，我从办公室出发前往北大西门接他，一同返回我的办公室。途中，我请他沉浸式体验问界 M9全套智能配置，稳定的智驾功能、舒适的座椅按摩、精细化的车载冰箱等座舱配置，都让他倍感新鲜。他对华为智驾系统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反应与预判能力已超越普通人类司机，可见长期身处美国的他，此前鲜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中国智能汽车科技。

行车途中，我向哈维特教授介绍了华为与国内车企的合作模式，讲解了华为 ADS 智驾、鸿蒙座舱等核心技术，并聊到中国汽车产业的变迁，尤其是近年电动化、智能化的快速崛起。曾经被西方国家主导的汽车行业，如今中国已建立完整产业体系，实现技术持续突破，这一蜕变也是中国高端制造业整体向上的缩影。

抵达办公室后，我们边喝茶边继续交流。我在电脑上向他展示鸿蒙智行官网及各车型的外观、配置、价格信息，他看得十分认真，对中国科技企业的创新落地能力表现出浓厚兴趣。实实在在的产品与产业成果，远比海外媒体的片面叙事更有说服力，也让他直观感受到，中国的科技进步不是空洞口号，而是落地于产业与日常生活的现实。

交谈中，我与哈维特教授分享了真切感受：美国对中国的科技打压，并未压垮我国产业，反而激发了企业与民众奋发图强的动力。我以自身经历举例，我出生于西北山区农村，幼时条件艰苦，依托国家数十年发展，才得以在北京立足，与美国学者平等对话。正是亲身经历时代变迁，我发自内心认同我国发展道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我还与他聊起海外社交平台的荒诞现象：我常在外网客观讲述中国发展现实，只要提及中国进步，不少美国网友便简单认为我被洗脑或被迫发言。这种先入为主的偏见，是中美误解的重要诱因。更值得玩味的是，西方不少所谓中国问题专家，甚至不懂中文，仅凭二手材料对中国指手画脚，结论难免失真。

聊天时，我向他提及新加坡学者马凯硕——在我看来，他是研究中美关系极具通透的专家。马凯硕一直主张，美国若真正为本国民众利益考虑，应与中国合作而非对抗打压，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哈维特教授的认同。

整场对话中，我反复表明立场：我不反美，更不仇恨普通美国民众，但我们的目标清晰——走好独立自主的经济与科技发展道路，不再经历被外部势力卡脖子、本土产业受重创的屈辱。2018年贸易战初期，国内曾出现妥协声音，所谓“投降路线”本质是放弃自主发展、依附他人，日本的教训已证明此路不通。

我与哈维特教授达成共识：我们追求的和平共处，不是低声下气求来的，而是依靠自身实力、通过合理斗争争取来的。捍卫本国合理发展利益，是每个主权国家的应有选择。中美作为核大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平共处符合双方乃至全球利益，激烈冲突的后果谁都难以承受，两国完全可以在竞争中实现共存。

聊天尾声，我们谈及一个现实问题：哈维特教授直言，美国社会心态难以接受自身沦为世界第二。面对这一客观现实，大国相处不必执着于排名，“太平洋足够宽阔，可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更务实的思路是少纠结排位、多强调共同责任，两国携手参与全球治理、促进世界进步，这才是更可持续的相处模式。

这场交流令人倍感愉悦。今日，哈维特教授通过微信发来长篇感谢，并邀请我未来前往夏威夷访问，我也期待日后能在美国与他再度交流。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