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清代康乾之后的历史，大多数目光会集中于朝堂中枢的满汉重臣，会聚焦于即将到来的鸦片战争前夜的时代危机，却常常忽略一批出身边疆省份，凭借科举与实干一步步走到封疆大吏位置上的汉族官员。程含章，也就是史籍中早期频繁记载的罗含章，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物。
作为景东出身，被写入《清史稿》列传的清代大员，他一生横跨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由一介边疆举人起步，两度遭革职罢官，又两次重新被朝廷起用，先后出任广东、山东、江西、浙江四省巡抚，在河工水利、灾荒赈济、赋税盐政、地方治安诸多领域留下大量政务实践记录，同时留存文集、参与家乡地方志纂修，是研究嘉道之际地方治理绕不开的人物。在我看来，程含章的一生，不只是一个清官能臣的个人传记，更是一面观察清王朝由盛转衰阶段基层治理困境的镜子，他所有的功绩与局限，都深深烙印着那个时代无法挣脱的制度底色。
程含章生于 1763 年的云南景东厅，此地属于西南卫所与土司制度交织的区域，中原儒学文化与边疆本土社会长期交融，这样的成长环境深刻塑造了他的认知。他少年家境贫寒，直至乾隆五十七年才考中举人，时年二十九岁。在清代科举体系之下，举人本身并不天然拥有实职，大量举人需要等候大挑选官，才有机会进入官僚队伍，程含章正是通过大挑，被分发至广东担任知县，由此开启漫长宦途。
这里有一处后世经常提及的姓氏问题，《清史稿》本传记载，其先祖曾经协助官府围剿地方土寇，事后担心遭到报复，家族便改为罗姓，所以在他前半生绝大多数官场档案、文书当中，都以罗含章之名出现，一直到后来升任广东巡抚，进京觐见道光皇帝之时，才当面上奏，请求恢复本姓程，得到皇帝准许，之后官方记载才逐步改用程含章这个名字。
姓氏的反复，不只是家族记忆，也折射出明清西南边疆生存环境的复杂，地方冲突带来的风险甚至可以迫使一个家族更改姓氏以求自保，这段历史背景，也帮助我们理解他日后处理地方矛盾时相对务实调和的施政风格。
初入官场的程含章并不是一路平顺，他最早署理广东封川知县，任职期间平反冤狱，裁撤部分苛扰民间的徭役，史书称离任之时囊中几乎没有私财，在地方收获不错的民间声望，但很快便因为回护前任知县、隐匿盗案相关问题遭到革职处分，这是他仕途第一次重大挫折。放在清代官场规则之中，讳盗、隐瞒地方盗匪案情，属于相当严重的过失，很多官员就此彻底断送前程。可程含章没有就此归乡，选择投效广东海疆军务，投身东南沿海剿灭海盗的事务当中。
嘉庆年间广东沿海海盗势力猖獗，水师军备废弛，战船朽坏，补给机制混乱，海盗可以轻易在沿海村落获取粮食器械，单纯依靠武力征剿很难彻底平息动乱，这也是长期困扰两广地方的顽疾。他在这一阶段亲自带领乡勇参与作战，多次擒获重要盗匪头目，依靠实打实的军功重新获得朝廷注意，逐步恢复官职，先后升任知州、同知等职务。然而仕途的波折并未结束，任职南雄直隶州期间，又因为下属州县钱粮亏空失察，再度被革职，几经辗转才再次复起。
我认为，两次革职的经历对程含章的施政理念造成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他既看到清代官僚体系当中严苛的追责制度，地方一出事端，主官就要承担连带责任，同时也亲眼看见州县亏空、盗匪横行背后，不完全只是官员个人贪腐，还夹杂着赋税制度僵化、地方财政捉襟见肘、基层治理力量不足等结构性难题。所以当他重新回到岗位之后，他没有一味沿用高压惩治的简单手段，而是格外看重实地勘察，从土地丈量、厘清钱粮源头着手处理矛盾。
在南雄任上，他主持勘丈州内田亩，梳理长期混乱的土地权属，厘清民间赋税拖欠，这项务实工作得到当时两广总督蒋攸铦的赏识，专门向朝廷举荐，他由此擢升知府，一步步升迁，后来外调北方，历任山东兖沂曹道、山东按察使、河南布政使，从南方沿海转向黄河流域，开始接触河务治理这一清代国家最重要政务之一。
嘉道时期，黄河水患频发，河工耗费巨额国库银两，却始终弊病丛生。大量河工经费被层层克扣，河员贪污成风，堤防修筑敷衍了事，每到汛期就险情不断，朝廷每年投入海量白银，却很难换来长久安稳。程含章在河南布政使任上，向道光皇帝上疏阐述自己对治河的核心看法，他提出治理黄河，技术修筑固然重要，但根本在于河工官吏必须廉洁奉公，实实在在开展堤防建设，官员的操守才是河务的正本清源之道，这番观点得到道光帝的肯定，命令他汛期前往河工现场核查物料质量，考察河工官员的能力品行。
我们站在后世视角回看，能够清晰看到，程含章已经敏锐捕捉到河工最大病灶不在工程技术，而在官僚腐败。但我也客观认为，他能够点破症结，却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这套体制性顽疾。河工腐败根植于整个清代财政与官僚酬报体系，官员俸禄微薄，地方公费不足，形成层层馈赠摊派的潜规则，不是仅仅依靠个别清官恪尽职守就可以彻底扭转。程含章可以做到亲自督查、检举怠惰贪劣的河员，却无力改变整套制度运行逻辑，这也是那一时代所有实干官员共同的局限。
道光初年，程含章升任广东巡抚，完成边疆士子到封疆大吏的身份跨越，之后朝廷多次调动，辗转山东、江西、浙江担任巡抚，在数省之间来回迁转，这种高频调动，一方面体现朝廷对他实干能力的信任，另一方面也说明朝廷需要把能处理复杂难题的官员派往问题重重的省份。道光三年爆发全国范围的癸未大水，东南数省洪水泛滥，灾荒接踵而至，国家财政受到巨大冲击，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程含章在各省投入救灾、水利、民生整顿的工作当中。
在江西，洪水冲毁大量圩堤，他组织修复德化等地水利圩岸，推动建设义仓储备粮食，灾年推行平粜，开设赈济场所安置流民，尽量减少灾荒带来的社会动荡。到浙江巡抚任上，又主持海塘工程，东南沿海海塘直接守护江浙大片农田与城镇，工程耗费巨大，物料、人力协调极为复杂。
除水利救灾之外，他也深度介入盐政整顿，嘉道盐政已经弊端丛生，私盐泛滥，官盐滞销，盐课大量亏欠国库，朝廷屡屡寄希望督抚厘清积弊，只是盐政牵扯利益链条盘根错节，既有权贵资本，又有地方胥吏，还有底层盐民生存诉求，改革稍有操切就会激起民变。
程含章在浙江处理盐务期间，还卷入同僚之间的矛盾纷争，遭到弹劾，虽然后来朝廷派琦善等人核查，没有坐实重大罪责，但也成为他官场后期的一大风波，之后改授福建布政使，最终以身体疾病为由，请求辞官回归云南故乡。
很多后世通俗叙事，习惯把古代循吏简单塑造为完美无瑕的清官符号，可史料中的程含章，是一个处在制度约束之下有长处也有局限的官僚。他为官一生以清廉自持，俸禄除去家用，常常拿出来投入地方公益，辞官回到景东之后，更是把自己积攒的俸银捐出，用于重修景东文庙，资助书院，修缮渡口桥梁，置办义田救济地方孤寡，主持纂修《景东厅志》，为家乡保存地方文献，这份反哺桑梓的情怀，在清代督抚群体之中也十分难得。
但与此同时，他的文集之中，也留下修改大观楼长联的文字，他肯定孙髯翁原作的文学水准，却认为原作文字格局有不合教化之处，动手修改部分词句，这件事可以看出，作为深受传统儒学教化体系熏陶的士大夫，他的审美与价值判断，始终没有脱离时代士大夫的固有框架，会以官方教化视角去审视民间文学创作，这恰恰是真实历史人物多面性的体现，我们不必因为推崇他的政绩，就回避这类侧面的史实记录。
我认为，理解程含章，需要把他放回嘉道时代大环境当中。康乾盛世落幕之后，人口暴涨，人地矛盾加剧，国库储备持续消耗，河工、漕运、盐政几大国家支柱全部漏洞百出，各地灾荒频发，吏治潜规则积重难返。这个时代并不缺少清官，也不缺少能吏，程含章就是其中代表，他熟悉州县底层实务，经历过革职的低谷，明白民间疾苦，清楚地方治理各类弊病，无论是丈量田亩、兴修水利，还是赈济灾民、处理海盗盐务，都能拿出落地可行的办法。
但整个王朝已经进入内部矛盾不断累积的阶段，个别优秀督抚的努力，可以缓解一地一时的危机，却无法逆转整体向下的大趋势。朝廷频繁把他调往各个问题省份，哪里棘手就派向哪里，期待依靠他个人能力化解地方积弊，却很少对背后深层的财政、官僚制度做出系统性革新，这就注定像程含章这样的官员，能留下诸多看得见的政绩，却很难实现真正长久的制度变革。
对比清代绝大多数云南出身的官员，程含章的仕途履历格外特殊。在清代选官格局之下，边疆省份士子，受限于信息、人脉，能够考中举人已经实属不易，绝大多数止步于基层州县，能够一路做到多省巡抚封疆大吏的寥寥无几。
他没有显赫家世，没有家族在中枢提供助力，完全依靠科举出身，凭借办事能力，经历罢官、复起，在东南与北方多地辗转，从广东海疆到黄河两岸，再到江浙海塘，足迹覆盖清王朝财赋最重要的核心区域，《清史稿》专门为其立传，同时个人诗文汇编成《程月川先生遗集》，被收入《云南丛书》，这些文字记录，不仅仅是他个人宦海沉浮的见证，也保留大量嘉道时期地方社会一手观察记录，对研究清代灾害史、水利史、西南人物史都具备很高的史料价值。
当然也要说明，现存史料主要来自官方正史、他本人文集以及后世地方志，民间口述传说当中有部分 “罗青天” 的故事演绎，这类民间传说需要和正史记载区分开，不能直接当作确凿史实使用。
道光八年，程含章正式辞官回到景东，结束数十年宦海生涯。晚年他没有大兴土木修建豪宅，寄居寺庙当中整理自己一生文稿，继续为家乡公共事务奔走，道光十二年，也就是 1832 年，在家乡离世，走完六十九岁的人生。纵观他的一生，少年困于边地，中年屡遭仕途打击，晚年身居高位依旧不改务实本色，清廉、实干是他身上最鲜明标签，可时代的枷锁同样牢牢束缚住他。
在我看来，读程含章的故事，最大的启示在于，封建时代个体官员的道德品行与行政才干固然重要，但是当制度本身积累大量矛盾之后，单靠少数能臣循吏修补，终究难以阻挡社会矛盾持续发酵。他亲眼见证清王朝盛世外壳一点点剥落，他竭尽全力修补各处地方的漏洞，却无力撼动深层的制度症结，这既是他个人的人生，也是属于整个嘉道时代无数实干官僚共同的命运。后世记住这位从景东大山走出去的巡抚，不该仅仅停留在传颂清官轶事，更应该透过他的经历，读懂那个时代边疆士子的奋斗，读懂盛世落幕前夜，地方治理面对的重重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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