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姐姐家抽烟被请到楼道开饭前不见，打电话他已独自乘车返乡|抽烟|红梅|茶几|阳台上

腊月二十六，我们到姐姐家的时候，天正下着细蒙蒙的雨。姐夫把车停在单元门口，帮我们把两个大编织袋拎下来，里头是母亲炸的酥肉和父亲从老家带的红薯粉条。父亲自己提着他那个旧箱子，深蓝色帆布，拉链头用红绳系着，亦步亦趋跟在后头。

姐姐家在六楼，没电梯。父亲爬两层就要歇一歇，把箱子换只手，喘着气说今年腿脚不如去年。我回头想接他的箱子，他摆摆手说不用，自己行。母亲在前面催，说乐乐等着看外公呢，父亲这才撑起身子继续往上走。

乐乐是姐姐的女儿，五岁，去年秋天确诊的过敏性哮喘。姐姐为此把家里的地毯全换了，窗帘也洗了个遍，还买了两台空气净化器，客厅一台卧室一台。这事母亲在电话里跟我说过，说姐姐现在紧张得不行，她去了连厨房的葱味都得开窗散半天。

姐夫给我们泡了茶，是那种金骏眉，装在玻璃杯里，汤色红亮。父亲坐在沙发角落里，捧着杯子看了看，没喝，放在茶几上。乐乐从房间里跑出来，喊着外公扑进父亲怀里。父亲笑，伸手想摸她的头，手伸到一半又缩回去了，在裤子上擦了擦，才又伸出去。

中午饭是姐姐做的，排骨炖萝卜，清炒菜心，还有一条鲈鱼。姐姐手艺好，厨房里飘出来的香味一层一层，勾得人肚子咕咕叫。母亲去厨房帮忙，客厅里就剩我和父亲还有乐乐。父亲从口袋里摸出烟盒，是红梅，已经扁了，他抽出一根夹在耳朵后面，又摸出打火机攥在手心里。乐乐趴在他膝盖上玩积木，他低头看了一会儿，起身说去楼道透透气。

我说爸外面冷，他嗯了一声说就一会儿。门轻轻带上，脚步声往楼梯口方向去了。我继续看电视，没在意。

姐夫从书房出来，鼻子抽了抽，走到门口把门开了一条缝。楼道里的烟味很快飘进来，淡淡的，呛人的。姐夫皱着眉把门关严了，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上次他来我家接父亲去吃饭，父亲在车里抽烟，姐夫没吭声，开了四个窗户，到家时姐夫的脸被风吹得通红。那是去年秋天的事，父亲后来在饭桌上问姐夫是不是感冒了，姐夫说没有，风大。

过了大概一刻钟，姐姐从厨房出来，手上还沾着面粉，她走到门口拉开门，声音不大不小地喊了一声爸。楼道里传来父亲应声，烟灰缸磕在墙上的轻响，然后是他起身的动静。门从外面推开一道缝，父亲侧身进来，头发上沾着雨丝，裤腿湿了半截，手里端着一个烟灰缸——是我们家以前那种老式的，搪瓷的，磕掉了一块瓷，露出黑铁。

姐姐没接烟灰缸。她看着父亲，嘴唇动了动，说爸，乐乐哮喘刚好，烟味刺激呼吸道。父亲嗯了一声，把烟灰缸放在鞋柜上，弯腰换鞋。他的动作很慢，解开鞋带，一只一只把鞋脱下来，整整齐齐摆在鞋柜最下层。姐姐接着说，这个月都跑两趟医院了，医生说一点刺激都不能有。

父亲直起腰，说晓得了。他走了两步，又折回去把烟灰缸拿起来，走到厨房，塞进水池底下那个杂物柜里。回来的时候经过客厅，他脚步停了一下，看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往阳台方向走了。

我去阳台拿晾衣架的时候，父亲正背对着我站在窗边。六楼的视野开阔，能看见小区门口的马路，还有对面那排梧桐树，叶子落光了，枝桠黑瘦地戳着灰白的天。父亲手里还攥着打火机，拇指来回拨着滚轮，咔嗒，咔嗒，很小的声响。听见我过来，他把打火机揣回口袋，说这楼高，风大。

我说爸进去吧，外面冷。他摇摇头说再站站。我看见他耳后那根烟不知什么时候掉了，耳朵后面只留下一道浅浅的压痕，粉红色的，像被什么咬了一口。他的鬓角全白了，比以前更密更硬，在阳台的光线下像落了一头霜。

那天下午父亲一直在阳台待着。姐夫叫他下棋，他说不看棋盘了，眼睛花。母亲叫他看乐乐跳舞，他隔着玻璃门看了一会儿，嘴角弯了弯，又转回去看窗外。姐姐端了盘切好的橙子过来，父亲接了一片，含在嘴里，半天没嚼，腮帮子鼓着一点点，像含着一块糖。

晚饭差不多好的时候，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了。客厅里暖黄的灯光照着，桌上已经摆了七八个盘子，热腾腾地冒白汽。乐乐坐在儿童椅上晃着腿，数桌子上的菜，数到第六个就乱了，开始一二三一二三地来回倒。姐夫开了瓶红酒，说是朋友从宁夏带回来的，让我们尝尝。

姐姐解了围裙从厨房出来，看了看客厅，又看了看阳台的方向。"爸呢？"她问我。

我说在楼道吧，刚才看见他拿打火机出去。

姐姐的脸沉了一下，但很快又松开，说去叫爸吃饭，菜凉了不好吃。我起身去开门，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漆黑一片，我拍了两下手，灯没亮。摸着墙壁走到拐角，那里有个窗户，平时通风用的，窗台上放着一个搪瓷缸子，里头积了小半缸烟灰和烟蒂，有三四个，新的，滤嘴上还带着牙印。

爸？我叫了一声。声音在楼道里回荡了一下就散了。没人应。

我又叫了一声，走到上一层拐角，没人。再上一层，是顶楼天台的门，锁着的。我掏出手机给父亲打电话，响了一声就被掐断了。再打，已是关机。

我心里咯噔一下。跑回屋里，姐夫正在摆筷子，看我脸色不对，放下筷子问怎么了。我说爸不见了。姐姐正在给乐乐围围兜，闻言手一抖，围兜的粘扣啪地弹开了，打在乐乐下巴上，孩子哇地哭了。

母亲从厨房端着汤出来，说啥叫不见了。我说刚才在楼道没找见人，电话关机。母亲手里的汤碗晃了晃，汤汁溅出来一些在她手背上，她嘶了一声，把碗搁在桌上，围裙都没解就往门口走。姐夫已经先她一步出门了，声音从楼道里传上来，一层一层地喊爸。

姐姐抱着乐乐站在客厅中间，脸白得像纸。乐乐还在抽噎，藕节似的小胳膊搂着姐姐的脖子，问妈妈怎么了。姐姐拍着她的后背说没事没事，眼睛却直直地盯着门口。

姐夫很快回来了，说整栋楼都找遍了，没有。又打了父亲的电话，还是关机。他拿了车钥匙说去小区里找，母亲跟着下去，高跟鞋在楼道里噔噔噔响得急促又凌乱。

屋里突然安静下来。乐乐不知什么时候不哭了，从我姐姐怀里探出脑袋，黑葡萄似的眼睛在客厅里转了一圈，说外公回老家了。姐姐低头问她怎么知道，乐乐指着父亲放在玄关的旧箱子，说箱子不见了。

我们这才发现，那个深蓝色帆布箱子确实不在了。父亲来时放在鞋柜旁边，此刻那片地砖空着，只留下四个浅浅的箱脚压痕，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按了一下，又松开了。

姐姐把乐乐塞给我，冲到客房去翻，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摆在正中间，被单上连个褶子都没有。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是从烟盒上撕下来的，背面印着焦油含量和警示语，正面用铅笔写着几个字，字迹歪歪扭扭："我回去了，你们吃。"

姐姐拿着那张纸的手在抖。她把纸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好像指望背面还有别的字似的。没有。

姐夫和母亲很快回来了，说小区里找遍了，连后门那条街都看了，没有。姐夫说去调监控，拉着母亲又下去了。姐姐忽然回过神来，说车站，他肯定是去车站了。她抓起外套就往外跑，我抱着乐乐跟了两步，她回头说你在家看孩子，门砰地关上了。

乐乐问我妈妈去哪了。我蹲下来跟她平视，说去找外公。乐乐想了想，从兜里摸出一颗糖，是那种水果硬糖，橘子味的，她已经含过一会儿，糖纸上黏糊糊的。她说外公给她买的，下午趁妈妈不注意偷偷塞给她的，说就这一颗，别让妈妈知道。

我把乐乐抱到沙发上，给她放动画片。她很快被屏幕上的小兔子吸引了，不再追问外公的事。我坐在旁边，手里还攥着父亲留下的那张烟盒纸，纸片很小，比我的手掌还小，上面的铅笔字已经有些模糊了，可能是被什么蹭过，也可能是写的时候手不稳。

厨房里的汤还温着，咕嘟咕嘟冒着细小的泡。桌上的菜一层一层凉下去，油花凝结在排骨汤的表面，浮着一层白。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的一个冬天，父亲下岗后第一次找工作回来，也是这样一桌子菜，母亲做的，他坐在桌前看了很久，最后只喝了半碗汤。那天晚上我在被窝里听见阳台上有动静，掀开窗帘一角看见他蹲在地上抽烟，背影缩着，像一只收拢了翅膀的鸟。他那时候抽的也是红梅，两块钱一包，抽完了烟盒不扔，攒起来当草稿纸，背面记着找工作跑的地方和电话。

母亲后来说，父亲那段时间每天凌晨三点就醒了，睁着眼躺到天亮，起来把家里所有的抽屉重新收拾一遍。他说闲着也是闲着，找点事做。

后来他找到了工作，在城郊一个厂里看仓库，一个月挣六百。他每天骑自行车来回两个多小时，风雨无阻。有次下大雪，他摔了一跤，车把歪了，膝盖也磕破了，硬是一瘸一拐骑到了厂里。母亲让他别干了，他说不干哪来的钱，两个孩子要读书。

再后来我和姐姐都工作了，日子渐渐好起来，父亲却老了。老得很突然，好像就在某一年，他走路开始慢了，搬东西要先掂量一下，看电视声音开得很大，叫他吃饭要喊好几遍。他把烟戒过两回，第一回戒了三个月，第二回戒了半年，最后都复吸了。母亲骂他，他就笑着把烟藏起来，但身上那股淡淡的烟味是藏不住的，像一层洗不掉的底色。

姐姐的电话是四十分钟后打来的。她说找到爸了，在火车站候车室。她声音哑了，像哭过，说爸买了最慢的那趟绿皮车的票，还有半个小时发车。她说正在劝他回来，爸不肯。

我让乐乐在沙发上看电视，自己换了鞋下楼打车。雨已经停了，路面湿漉漉地反着光，街灯映在水洼里，碎成一片一片的黄。出租车上暖气开得很足，我靠着窗，看两边的店铺和行道树往后滑，脑子里什么也没想，又好像什么都挤在一起，乱糟糟的。

车站的候车大厅空旷又嘈杂，顶棚很高，说话声被吞掉一半，剩下一半嗡嗡地响。我在最靠里的那排塑料椅中间找到了他们。姐姐坐在父亲旁边，眼圈红着，还在低声说着什么。父亲听着，不摇头也不点头，膝盖上摊着一块面包，啃了小半个，包装纸揪成一团攥在手里。

我走过去，父亲抬头看我，脸上浮起一点笑，很快又落了。他说你咋也来了，大冷天的。我说爸，回家吃饭吧。姐姐在旁边说对啊，菜都做好了，就等你呢。

父亲把面包收进袋子里，拍了拍手上的碎屑。他说你们回去吧，票都买好了，退不了多少钱。姐姐说爸你到底为啥生气，是不是我说你抽烟把你说恼了，那我以后不说了还不行吗。

父亲摇摇头。他沉默了一会儿，手指在膝盖上慢慢摩挲着，那里的裤子磨得发亮了，薄薄一层，几乎能看见底下的皮肤。他说我没生气，我就是觉得……在你们那儿待着，我这也不会那也不行，连口气都得憋着抽，待久了怕给你们添麻烦。

姐姐的眼泪一下子又涌出来了，她抓住父亲的胳膊说爸你说啥呢，我们是怕乐乐咳嗽，又不是不让你来。父亲拍了拍姐姐的手背，动作很轻，像拍一个小孩。他说我知道，我晓得你们为我好，可我就是忍不住想抽烟，抽了几十年了，戒不掉。在你们家我憋着不抽，憋得浑身不得劲，坐哪儿都不自在。

他说这话的时候很平静，跟说今天天气不错似的。可我听出他嗓子底下压着的那点东西，像一口咽不下去的气，堵在喉咙口，不上不下的。

我蹲下来，仰着脸看他。候车室的灯管是白炽的，照得他脸上的皱纹一条条清清楚楚。那些纹路比他实际年龄老得多，像旱季的河床，裂开了就不那么容易合上。我说爸，抽一根吧，我陪你抽。

父亲愣了一下。姐姐也愣了一下，转头看我，嘴唇动了动，到底没说什么。

我从口袋里摸出那包红梅——是父亲忘在床头柜上的。我抽出一根递给他，又抽出自己一根。父亲看了看我，接了。打火机还是他那个，拇指拨了一下滚轮，火苗跳起来，颤巍巍的。他凑过去，烟头燃了，一缕青烟直直地升起来，在灯下蓝幽幽的。

我和父亲对着抽了半根烟，谁也没说话。旁边有人看我们，姐姐坐在那里低着头，用纸巾一遍遍擦眼睛。候车大厅的广播在报站，某某次列车开始检票，软绵绵的女声回荡在空旷的穹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