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算来，离开故乡沂蒙山那个偏僻的小山村，已二十多个年头。“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五一过后匆匆归去，不过两三日，却像翻过了一生。站在村头那所早已废弃的小学校前，荒草没过了台阶，风吹过，满院都是旧日的声响。
那几间石屋，原是依着山脚凿出来的，如今墙皮剥落，露出青灰的石头，像老人裸露的筋骨。当年，这便是我们的学堂。桌椅是杂木拼凑的，板面凹凸不平，写字时要小心避开那些裂缝，仿佛稍不留神，字迹就会掉进岁月的缝隙里。北方的冬天来得凶，北风顺着窗棂的破洞灌进来，我们在教室里跺脚，脚底下的尘土一层层扬起来，混着呼吸的白气，倒像是另一种炊烟。
那时的书包轻得很，里头装的不是书本，而是干粮和咸菜。对于如今零食满兜、被爱裹挟着长大的孩子来说，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我们那一代人的求学路，是从胃里开始的，也是从胃里结束的。
午后放学的钟声一响，“嘡嘡”两声，像是赦令。孩子们呼啦啦涌出教室，奔向各自的那一顿“午饭”。没有食堂，大地便是餐桌，石块便是板凳。我离家算近的，也要走二十分钟山路。多数孩子就地一蹲，解开包袱，拿出煎饼、菜窝窝，就着咸菜，一口口往下咽。
所谓咸菜，多是母亲们变戏法般从缸底捞出的疙瘩丝，用辣椒葱花爆炒过，咸得发苦，却耐存放。一罐酱豆子，能从秋末吃到开春。大家也不嫌，反倒兴起“以物易物”的古风，你尝我一口腌黄瓜，我咬你半截辣白菜，在嬉笑里，把清苦的日子嚼出了几分滋味。
主食无非是煎饼。沂蒙山的秋天，石磙压过金黄的玉米，磨成糊，母亲们在鏊子前一站就是半天。摊好的煎饼叠得整整齐齐，用包袱包好，再塞进几根大葱、几个青椒。那玉米面的煎饼，干嚼起来有股太阳的香气，若是蘸上自家熬的西瓜酱，便是最好的佳肴。可这样的“盛宴”，也只在偶尔。更多时候，我们吞咽的是地瓜面的粗粝和玉米面的干涩。
暮色四合，倦鸟归林，我们也该回家了。夏日的教室像个蒸笼，没有风扇，只有一把破蒲扇，摇一下，汗珠滚下来，砸在作业本上，洇开一小片墨迹。蚊虫在耳边嗡嗡作响，我们一边挥手驱赶，一边在昏黄的光线里写下明天的功课。
如今再走进城里的中学，看着食堂里被随手扔掉的半个鸡蛋、一块包子皮，我的心总会猛地一揪。校门口的小吃摊琳琅满目，麻辣烫的热气、汉堡包的香味，混杂在放学的喧嚣里。孩子们脸上洋溢着富足的光，他们大概很难想象，他们的父辈曾为了一个煎饼，在寒风里跺脚；为了一口咸菜，在同学间交换着卑微的快乐。
这其中的差别，岂止是口腹之欲？那一代人在饥饿中学会的，是对一粒米、一棵葱的敬畏。我们把干粮揣在怀里，也就把生活的重量扛在了肩上。那时候的苦，是长在骨头里的，磨去了娇气，却长出了韧劲。现在的甜，是浮在皮肤上的，滋养了身体，却也可能软化了意志。
故乡那所废弃的小学，终究是塌了。但它从未在我的心里倒塌。那些就着咸菜啃煎饼的日子，那些在寒风里跺脚的清晨，那些交换食物的笑脸，都成了我生命里最结实的骨头。我感谢那一段清苦，它让我懂得，人这一辈子，胃里装得过饥饿，心里才盛得下天地。如今的丰衣足食固然可喜，但若忘了来路，那舌尖上的盛宴，恐怕也会变得索然无味。
山风又起，吹过荒草。我仿佛又听见了那一声悠长的钟响，看见一群孩子在尘土里，就着夕阳，大口地咀嚼着他们的童年。那滋味，很咸，也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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