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部队主体是原湖北第八镇、第二十一混成协新军士兵，起义初期直接沿用清末湖北新军的士兵饷食旧制，没有立刻出台全新革命伙食法典；
当时，革命军驻防武昌城内的部队（后方、城防）士兵实行“饷银自理+军营公伙”模式：士兵月饷4.2两白银，军政府不再另外单独全额包饭；军营设立伙房，士兵从自己军饷当中扣取伙食费，统一集体起伙；主食以大米为主，配青菜、豆制品，逢加发饷日配发猪肉—城内驻防部队一日两餐为主，战时紧张改为一日三餐；能保障白米供应，肉菜供给要看粮料筹措情况，并非顿顿有肉；
开赴汉口、汉阳前线革命军的作战部队（阳夏保卫战）实行军政府统一供给战地口粮，不再扣士兵个人饷银。没有官方克数定额；史料记录优先配给大米、面饼、咸菜、腌肉；战况激烈时运输中断，只能供应干粮、炒米，蔬菜几乎断绝；
革命军起义以后招募大量学生、义勇军士兵，所以，原新军老兵习惯旧军营伙房制度；很多新兵没有饷银，由军政府直接供给伙食，这一部分人完全依靠军政府粮料；
面对清朝的疯狂反扑，湖北革命军政府如何保障军粮供应呢？很艰难，很混乱。当时的清军长江水师封锁长江下游航道之后，外地粮食输入受阻；阳夏战事吃紧，汉口反复拉锯，前方粮台多次处在战火威胁之下，前线经常出现粮食运输滞后，口粮供应时断时续，不是源源不断充足供应；
湖北军政府的军务部下属军需科，设立多处粮台（兵站）：武昌城内设总粮台，在汉口、汉阳设立前方粮台，汉口军政分府专门设置粮台经理，董必武早期就在第一粮台任职，负责接收、分发粮食；阳夏战争期间扩建为北伐兵站总监部，专门统筹前线粮秣运输；
为了筹办军粮和物资，打破清军封锁，湖北军政府采取了诸多措施：接管武昌藩库、府县官仓，接收原有官仓存米，是起义最初十余天最主要粮食来源；向武汉商户、商会劝募，汉口总商会捐借银两20万两，协助设立5座粮台，采买市面粮食；军政府向米行、粮商征购，给付军票或者现银，不是无偿抢夺；派遣人员到鄂城、黄冈、孝感等周边县份采购、征调粮食，船舶沿长江、汉水运入武昌、汉阳；湖北军政府接收藩库白银，直接在武汉米市采购；
尽管如此，还是发生了危害前线后勤供应的事件：阳夏保卫战阶段，前线指挥官张景良暗中通敌，计划纵火焚毁汉口粮台，一旦粮台被毁，汉口数万革命军会立刻断粮溃散。粮台经理及时察觉，上报军政府，张景良被军政府处决；粮台没有被烧毁，危机解除，属于未遂重大后勤破坏事件；
由于物资和粮食供应紧张，引发士兵骚动，所幸无大规模哗变：武昌城内的后方部队军饷基本按时发放，伙房可以维持，没有发生因为吃饭问题的大规模哗变；个别小队出现过伙食变差后的士兵发牢骚、小规模骚动，由军务部派员调解，补发粮料平息；可是，在阳夏战斗最激烈阶段，汉口阵地多次出现运粮跟不上，部队挨饿；出现过士兵向兵站抗议的记录，但是没有出现因为缺粮而集体投敌、大规模兵变的公开史实；汉口战区遭多次炮火波及粮秣堆放点，部分粮食、面饼被炮火焚毁；江面运输船只遭遇清军炮火袭击，运粮船有损失，造成前线短期缺粮；
由于武昌起义爆发是突发性事件，而湖北革命军政府是仓促组建，没有提前准备大规模战时后勤体系。城内驻防条件尚可，阳夏前线的伙食保障波动非常大，战况决定口粮好坏；所谓“粮台制度”继承清代旧的军需模式，没有近代标准化伙食定量，是“有多少粮就发多少粮”的应急体制，不是标准化现代军队后勤：造成湖北军政府最大压力除粮食之外，更大压力是军饷银钱—后期财政枯竭的矛盾比粮食矛盾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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