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对清前期铸钱数额做了重新探讨，对《清实录》所载铸钱数字进行新的解读并修正。认为：顺治时期铸钱总量约为24504383.08串，年均量约为136万串；康熙时期铸钱总量保守估计约为3030万串，年均量约为50万串；雍正时期铸钱总量约为10338375.39串，年均量约为86万串。清前期铸钱量相加约为6515万串，可见清前期的铸钱量是巨大的。《清实录》记录的铸钱数额：顺治时期是全国铸钱量，康熙元年至二十年是京局铸钱量，康熙二十一年以后仅为宝泉局铸钱量，而雍正元年和二年应为宝泉局铸钱量，三年至八年应为京局铸钱量，九年至十二年则为全国铸钱量。
关键词：清代前期；铸钱量；钱法；钱荒
明清易代后，面对式微的铜钱体系，清廷励精图治，着力重整失序混乱的货币制度，在清中叶实现了铜钱体制的重整，已成为学界公认的事实。然而对于清代前期铜钱鼓铸数量，学术界仍存在争论。由于该时期钱法原始档案保留较少，不足以从中得知铸钱数量，只能借助《清实录》中记录的自顺治元年（1644）至雍正十二年（1734）间各年铸钱数额计算，但这些数据是否为全国的铸钱额，目前尚存疑。针对此数据，有3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此数据应为宝泉局铸钱量，代表学者有彭信威、王德泰、马琦等,如《中国货币史》中称：“《实录》所载顺康雍三朝共铸了约四百三十四亿文，平均每年四亿三千文，这恐怕只是北京宝泉局的数字，不是全国的数字。”王德泰依据题本中的材料认为：《清实录》中的记载，顺治朝符合事实、康熙朝数据太少、雍正朝数据错误。马琦也认为《清实录》中所载的铸钱量应为宝泉局的铸钱量，并以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数据为基准，对顺康雍时期全国铸钱量进行了推算。第二种观点认为该数据既不是宝泉局铸钱量，也不是全国铸钱量。代表如杨端六首先质疑了彭信威的研究，认为：“按上列统计数字（《清实录》中的数字），与《通考》康熙六十一年编者按语所述有些不符。”但是，杨端六并未就该时期铸钱数量做出自己的考证或判断。彭泽益在将《清实录》和《东华录》中的铸钱数据加以整理之后提出该数据既不是全国的铸钱量，也不是京局的铸钱量。日本学者足立启二指出：“《实录》记载如此庞大的铸钱数，不应该只是宝泉局一局所铸，即使不代表全国铸钱量至少也包括户部宝泉局及所管理的地方铸局铸钱总数才合理”。杜家骥则指出：“清中期以前铸钱量不少，《实录》中顺治朝的数据令人怀疑，有待进一步考证；康雍两朝数据应为中央户、工二局所铸之和，而未包括地方之数”。第三种观点认为该数据为全国铸钱量，代表学者有张家骧，其《中华币制史》中所引用数据皆为《实录》中铸钱数字，认为这些数据表示的是历年全国铸钱量，指出：“顺治初年大约年铸总额为二百万缗（串），至十七年以铸数过多减至二十八万缗（串），嗣后数十年间每年铸造总额皆在三四十万缗（串），至雍正五年始增至七十余万缗（串），九年百余万缗（串）”。陈昭南也以《实录》数据为依据，认为其为全国铸钱量。许可则经过考证认为顺康雍三朝《实录》中每年岁尾卷末所附该年的铸钱数据应该是各该年全国的铸钱总量，其中顺治朝全国约铸2450万串，康熙朝全国约铸2145万串，雍正朝全国约铸钱865万串，总计共约5460万串。综上可知，前辈学者对《清实录》中所载顺康雍三朝铸钱量众说纷纭，尚无定论，多位学者计算铸钱量的主要依据是《清实录》或《清实录》与《清朝文献通考》的数据的互相对比，有的学者虽指出铸钱数据的疑问却未进行进一步论证。对此，笔者在前贤研究基础上，以奏销题本、奏折、方志等为参考资料，对《清实录》中所载数据再次进行考证，以期对清代前期铸钱数额做出更接近历史真实的估计，并对学界提及的清初“钱荒”问题做出一定解释，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顺治时期铸钱量
清军初入关，全国统治尚未落定，南方的战事依然频繁，局势错综复杂。为解决军饷问题，顺治元年（1644）在京师仿明朝旧制，在户部设宝泉局、工部设宝源局铸钱，不久各省钱局亦开始设立并鼓铸，且多半设在边镇和军事区。正如兵部右侍郎高斗光所言：“有一镇之兵便有一镇之局，各就其所铸，以佐粮饷之不时”。而“便民利用，流通贸易”则不是其关注的焦点。《清实录》所载铸钱量可见表1：
《清实录》中所载铸钱量，其描述并未指明是全国范围，还是某一个钱局。判断上述数据的铸钱量为何，需辅之其他数据进行对比，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七辑《顺治年间制钱的鼓铸》（本节以下所提档案皆出自此，不再一一注明）中保存了部分宝泉局铸钱数据，各年分别为：顺治十一年（1654），247808串、顺治十二年（1655），250229.760串、顺治十七年（1660），231314.289串。而对比表1中所示，顺治十一年、十二年少了10余倍，显然，这两年的数据不是宝泉局一局铸钱量。如需进一步判断这些数据为何，则应考察全国铸钱情况。各省、军镇钱局开、停炉情况可依据《清朝文献通考》等材料概括如下：
山西、陕西顺治二年至十三年、十七年底至十八年开炉，大同、宣府顺治元年至七年、十年至十三年、十七年至十八年开炉，密云、临清、蓟州顺治二年至七年、十年至十三年、十七年底至十八年开炉，江宁、湖北顺治三年至十三年、十七年底至十八年开炉，延绥顺治二年至四年开炉、盛京顺治四年开炉，河南、江西顺治四年至十三年、十七年底至十八年开炉，常德顺治四年至七年开炉，荆州顺治三年至七年开炉，郧阳、襄阳顺治七年开炉，浙江顺治六年至十三年、十七年底至十八年开炉，福建顺治六年至十二年、十七年底至十八年开炉，山东顺治七年至十三年、十七年底至十八年开炉，莱州顺治十二至十三年开炉，云南十七年底至十八年开炉。就顺治十一年、十二年、十七年三年的全国铸钱情况分析如下：十一年开炉的钱局有大同、宣府、密云、临清、山西、陕西、江宁、湖北、河南、江西、福建、山东、浙江、蓟镇、宝泉局、宝源局16个局开炉，十二年则增加莱州局共17个局，《实录》所载数据为2488544.460串、2413878.080串，而宝泉局数据为247808串、250229.760串，对比相差近10倍，基本可以推断两数值相差的为宝源局和其他12个地方局的铸钱量，而十七年《实录》所载数据为280394.280串，宝泉局为231314.289串，相差仅为49281.201串，这是由于顺治十四年至十六年全国各地铸局停炉，《清文献通考》载：顺治十四年，“停各省镇鼓铸，专归京局”。顺治十七年虽议复开各省镇铸局，但地方铸局采办币材，恢复鼓铸至少应在年底到下一年年初开始，所以十七年应只有宝泉、宝源二局铸钱，即49281.201串应为宝源局所铸，但二者相加总量亦表示全国铸钱量，同时也说明十五至十七年的铸钱量皆为京局所铸。这三年的数据对比，可以看出《实录》记载的铸钱数据应为全国铸钱量。
针对表1还有两个疑问需要解答。一是顺治元年、二年、三年铸钱较少，二是顺治八年至十四年，每年铸钱量均达到100-200万串之间，这些原因何在？
首先，关于顺治一、二、三年铸钱较少的问题。顺治元年的数据较少，究其原因是元年开局铸钱时间较晚、数量较少，当时开局铸钱的有宝泉、宝源二局，地方有大同、宣府二局，通过题本可知，宝泉局和宝源局皆为顺治元年五月开炉，大同钱局顺治元年十月开铸、宣镇钱局顺治元年十一月开铸，因《清实录》中铸钱量奏报时间为每年十二月底，地方钱局仅铸钱1-2月，故顺治元年的数据大部分应为宝泉、宝源两局半年铸钱量。二年由于增加6个地方钱局，铸钱数量不断增加。三年时又增加了江宁和湖北两局，比二年443751.760串增加181072.2串。湖北局鼓铸，因江宁钱局为顺治三年六月开炉，如果以半年铸量测算，两钱局铸量应符合181072.2串。
第二，顺治八年至十四年，每年铸钱量均达到200万串以上，应符合当时的实际。这一时段除大同、临清、密云、宣府等军镇钱局有过停炉外，各省钱局几乎皆开炉，共11-17个钱局开炉，铸钱量可就目前现存的资料进行推论，见表2。
从表2可见，从铸额到铸息，各个钱局都是不稳定的，即使同一钱局同年的铸息和铸量也不同，本表数据有江南鼓铸比较多的江宁局、西北鼓铸较少的陕西局、鼓铸较稳定的宝泉局，可依据已知的铸息银，采用铸息率平均值的方法大致估算铸钱量，见表3。
根据鼓铸题本和推算数据可以看出，铜料充足的地方铸局一年可铸近20-30万串，半开半停省铸局约2-5万串，军镇铸局约1-2万串，加上京局每年约铸近30万串，如以11-17个地方钱局推算，可以推算每年100-200万串应能达到。
综上可知，《清实录》所载顺治朝铸钱数字为全国的铸钱量，共计约24504383.08串。从实际铜料供应而言，顺治时期采取强硬措施收买前朝旧钱和铜器，占领明代的钱局收取遗铜和民间广泛收铜的方式，用于鼓铸。从铜政而言，顺治时期设立钱法侍郎，对铸局也设有监督官员，管理铸钱的数量和质量，保障鼓铸。从现实需要讲，因战争清初军费激增，地方政府亦通过获取铸息解决财政困难，顺治时期有着强大的铸钱需求，可以说顺治时期铸钱虽质量不高，但数量庞大。
二、康熙时期的铸钱量
康熙时期的铸钱应分阶段看待，康熙初期铜料不充足，鼓铸仍如顺治时期需大量收集铜器及前朝旧钱，但这种强制的办法很难持续推行，为此清廷开始进口洋铜用于鼓铸，数据可见表4。
从表4可见，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之前，每年进口洋铜数量约在280000斤至3280000斤之间，年均进口量约为1420000斤。放开海禁后，每年进口数量增至约1000000至7000000斤不等，年均进口量约为4150000斤。如按照康熙时期的京局铸钱用铜定额，基本可以看出当时洋铜使用情况，（1）康熙三年（1664）定铸钱用铜定额，宝泉局为2461538斤，芜湖、龙江、南新、荆州四关办宝源局之铜，定额分别为292307斤、292307斤、73500斤、61538斤，即宝源局为719652斤，两局每年总额需铜为3181190斤，而进口铜年均量仅约为1420000斤，可见康熙初期洋铜进口量难以满足需求，尤其“康熙十二年（1673），以云南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爆发，台湾的郑氏也起兵呼应。三藩于一时间压制长江以南一带，清朝因军费增加、税收激减再度陷入财政危机。动乱之中，位于云南的滇铜产地处于吴三桂的支配下，清朝无法确保大量的铜料生产。”加上海禁政策的施行，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清廷的鼓铸。时人王士祯言：“近自洋铜（日本铜）不至，各布政司皆停鼓铸，钱日益贵、银日益贱，今岁屡经条奏，九卿杂议，究无良策，即每银一两抵钱一千之令，户部再三申饬，亦不能行，官民皆病。”依然需要收购大量废铜、旧器用于鼓铸，这在康熙十八年（1679）的上谕中得到体现，可以证明康熙十三年至康熙二十年海禁逐渐放开之前，清廷鼓铸量是下降的。（2）康熙二十五年（1686）定户部宝泉局办铜2692307斤、工部宝源局办铜950450斤，共计3642758斤；此时洋铜进口量每年均415万斤，可以供应京局之需。（3）康熙五十四年（1715）宝泉局额定2923384斤、宝源局1511816斤，总额为4435200斤，此时各地铜矿开采已提上日程，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铸钱的铜料来源。以京局标准，康熙元年至康熙二十三年，铸一钱四分，每铜百斤耗铜12斤，铸钱10.5串，康熙二十四年（1685）铸一分小制钱，每铜百斤耗铜9斤，铸钱14.56串。康熙四十一年，恢复一钱四分，每百斤铜耗9斤，铸钱10.4串。可依据办铜数额，估算每年京局所铸钱数，康熙三年的定额，京局可铸约298236串。
康熙时期铸钱数额历年有所差别,且留存的铸钱史料极少，目前可见的只有《清朝文献通考》《清会典事例》及雍正初年回顾铸钱的题本中记载了星星点点的数据。《清朝文献通考》载：“康熙二十三年……宝泉、宝源二局……见铸钱四十万四千八百串，今若改每文重一钱，计每年可多铸钱十六万一千九百二十串。”同样的记录在陈廷敬《制钱销毁滋弊疏》中：“总计宝泉、宝源二局……现行例鼓铸钱四十万零四千八百串，直银四十万零四千八百两。今若改重一钱，仍每串作银一两计，每年多鼓铸钱一十六万一千九百二十串，直银一十六万一千九百二十两。”可见康熙二十三年（1684）宝泉、宝源两局应铸钱为404800串。康熙二十四年（1685）制钱改重后，则可铸566720串；康熙六十年（1721）宝泉局、宝源局各三十六卯，宝泉局铸钱，每卯一万两千四百八十串，宝源局铸钱，每卯六千二百四十串，则计算可得宝泉局为449280串，宝源局为224640串。而康熙六十年宝泉局实际铸钱量为461760串。康熙六十一年（1722）宝泉局铸钱量为461760串。
通过估算和记载的数据可知，康熙三年理论上京局可铸约298236串，而《实录》数据为295909.5串。康熙二十三年京局铸钱量为404800串，《实录》数据为294851.48串，与康熙二十三年《实录》数据294851.480串，相差109948.52串，同时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皆为294851.480串，基本可以判断其为宝泉局所铸。康熙六十年京局为673920串，而《实录》数据为437325.8串。康熙六十一年宝泉局铸钱量为461760串，而《实录》数据为461700串。康熙六十年、康熙六十一年宝泉局为449280串、461760串与《实录》数字也相似，综上可以推测，康熙时期《实录》的数据二十一年之前应为京局总数，初年290000余串，康熙十二年后至二十年，因受三藩之乱和海禁的影响，降为230000余串，二十一年以后，海禁逐渐解除，洋铜进口量增加，国内铜矿逐渐开采，鼓铸量大增，可以说二十一年后的数据应为宝泉局铸钱量，所以康熙时期《实录》记载的不是全国铸钱量。
另外，还有证据证明此数据不能作为全国数据看待。康熙时期各省、镇钱局多停铸，铜钱主要由京局供应。各钱局开炉情况可见以下概述：“密云、蓟州、宣府、大同钱局康熙六年至九年开炉；太原、西安、济南、南昌、开封、江宁、苏州、巩昌钱局康熙六年至八年开炉；临清钱局康熙六年至十三年开炉；武昌钱局康熙六年至八年、三十年至三十七年开炉；杭州钱局康熙六年至十二年、三十六年至三十八年开炉；福州钱局康熙六年至八年、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开炉；漳州钱局康熙十九年至二十年开炉；昆明钱局康熙六年至八年、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开炉；长沙钱局康熙六年至八年、二十二年至三十八年开炉；成都、贵阳钱局康熙七年至八年开炉；广州钱局康熙七年至八年、二十五年开炉；肇庆钱局康熙二十五年开炉；桂林钱局康熙七年至八年、十八年、十九年开炉。”可见康熙六年至九年间有21个钱局开炉，铸钱量理应大量增加，但表5中统计数据六年至九年数据与元年至五年数据相差无几，侧面证明了该数据只是京局铸钱量。
康熙十年至二十年数据可见表6：
康熙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因宝泉局铸钱数字一致，可依据康熙二十三年京局数据估算，即每年约404800串。
康熙二十五年后，制钱减重，大抵宝泉局每年为二十八、九万串或二十三万串，宝源局为十七万余串或十三万余串不等。铜料充足，宝泉局铸币量增加则可铸二十八至二十九万串，相对应宝源局则能铸十七万串，而铜料匮乏时，宝泉局可铸二十三万串，相对应宝源局则能铸十三万串左右，每年铜料供应宝泉、宝源的配额比例是一致的，即铜料充足时，二局都充足，铜料匮乏时二局皆匮乏。虽康熙四十三年（1704）宝源局定额铸钱量为224640串，但实际难以达到。依据此描述可以将康熙二十五年至康熙四十九年数据作一估算：
康熙五十年至康熙六十一年间，已有卯数定额，不超于673920串，根据此时宝泉局占京局比例约为66.6%，可作以下推算：
综合表5、表6、表7、表8的数据相加可得知京局铸钱量约为24634031.69串。
地方钱局时铸时停，依《清朝文献通考》等文献对地方钱局鼓铸情况的统计，可计算各地钱局开炉次数：肇庆开炉一次、成都、漳州、贵阳开炉两次；太原、西安、济南、南昌、开封、江宁、苏州、巩昌、广州各开炉三次；密云、蓟州、宣府、大同、桂林各开炉四次；福州开炉五次；昆明开炉七次；临清开炉八次；杭州开炉十次；武昌开炉十六次；长沙开炉二十次，则康熙时期各地方钱局共开炉123次。地方钱局铸钱量记载极少，目前可知的有康熙六年至康熙七年江宁钱局年铸钱199791串、每年浙江钱局定额87400串、康熙八年至康熙九年广州钱局721串，康熙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肇庆钱局189086.4串。限于条件，大量未发现数据的钱局只能通过推测，李炳震等学者依据顺治时期现存地方钱局每年铸钱量及雍正时期地方钱局每年铸钱量，推断认为湖南钱局康熙时期每年每次可铸2万-3万串，笔者采纳这种方法进行估算，康熙时期军镇钱局的作用已大大降低，应低于省局，查顺治时期的军镇钱局铸钱量（见表3），在3万至1万串之间，则估计军镇钱局开炉一次铸2万串左右，则密云（4，按：此为开炉次数，后文同）、蓟州（4）、宣府（4）、大同（4）共约铸32万串；开封（3）、太原（3）、西安（3）、南昌（3）、巩昌（3）等局根据顺治时期铸钱量（见表3）及后文雍正时期的铸造量（见表9）的数据，加之这些地运铜不便，炉数较少，为此以年铸量2.5万串为估计，则共铸37.5万串；成都（2）、桂林（4）、贵阳（2）皆是过去不行钱之地，即使雍正时期依然流通不畅，则以广东721串估算，数量为5768串；漳州（2）、福州（5）毗邻东南沿海，较容易得到洋铜，根据顺治时数据和乾隆《钦定户部鼓铸则例》，估算年铸4万串左右，共约28万串；济南（3）、临清（8）不产铜，位于经济发达的运河区域，是北方发达的城市，制钱需求量也较大，结合顺治和雍正时期鼓铸，以年铸3万估算，故约33万串；杭州（10）、苏州（3）皆是江南富庶地区，以杭州为标准，则共铸钱1136200串；武昌（16）钱局开炉年限长，且有一定量的汉铜供应，结合顺治与雍正数据，年铸量估算为3万串，共约48万串；云南鼓铸主要依靠滇铜，根据上田的估算，每年均20万串，则总额约为160万串，加上江宁599373串，湖南约50万串，地方钱局估算为5627000串，加上京局约24634032串，则康熙时期总铸钱量可以估算为3030万串左右。
三、雍正时期的铸钱量
雍正时期面临收铜艰难，铜价高昂，铸钱亏损的问题。首先，洋铜供给不足，此时日本铜产量减少，商人出洋办铜已然十分困难，雍正二年（1724）钱法侍郎萨尔纳奏称：“雍正元年，上下两运内，尚有该铜二百余万斤，至今未能办到，细加访问，知东洋开采日久，铜矿日减，每年江浙铜商出洋者不过三十六船，从前每船载铜九万五千斤，近因采铜渐少，每船止得铜七万五千斤，约收江南海关者十八九船……实属无从采买”。其次，滇铜开发只是初具规模，产量难与后世乾隆时期相比，雍正早期为100-300余万斤，后期记录看有450-600余万斤。再次，铸钱亏损严重，以京局而言，如雍正十一年（1733）“宝泉宝源二局额铸钱文，岁计亏折工本约银三十万两。”最后，私销制钱为铜器的现象剧增，为此国家将制钱重量从一钱四分转为一钱二分，甚至严格执行铜禁政策。这些因素皆影响雍正时期的鼓铸量（可见表9）。
雍正时期除京局外，全国各地共开设18个铸局，查《清朝文献通考》等材料可概括该时期开炉情况：“山西钱局雍正七年至八年开炉；陕西、福建、广东、广西、贵阳钱局停铸；山东钱局雍正七年至十三年开炉；湖北、江西钱局雍正七年至十年开炉；河南钱局雍正七年至八年开炉；安徽钱局雍正十一年至十二年开炉；浙江钱局雍正七年至十年开炉；昆明、临安钱局元年至十三年开炉；大理、沾益钱局元年至三年开炉；东川钱局十一年至十二年开炉；湖南钱局雍正八年至九年开炉；江苏钱局雍正九年开炉；甘肃钱局雍正五年开炉；四川钱局雍正十年至十三年开炉；毕节钱局雍正八年至十三年开炉”。可见，长期鼓铸的只有铜料易得且较充足的云南省各局。
关于雍正时期宝泉、宝源二局的铸钱量，《清朝文献通考》及一些档案记载如下：雍正元年宝泉局“开铸四十卯，每年用铜二百八十八万斤，用铅一百九十二万斤，铸出新钱”，据档案记载宝泉、宝源局共铸钱587500余串，宝泉局为499200串，与表9数据相符；雍正二年宝泉局铸钱499200串，宝源局210190余串；雍正三年宝泉局铸钱499200串，宝源局铸钱274967.880串；雍正四年宝泉局499200串，440雍正五年宝泉局574080串，宝源局二十余万串；雍正六年宝泉局铸钱624000串，180雍正七年宝泉局536640串，雍正八年宝泉局434781串雍正九年宝源局铸钱151900串，宝泉局599040串，雍正十年宝泉局586560串，雍正十一年宝泉局511680串，雍正十二年宝泉、宝源局年铸钱602687串。
由于一些档案和方志中保留了雍正时期各钱局铸钱的记录，依据方志及档案可对地方钱局铸钱量进行计算：
现有京局数据，结合表10数据，与表9数据进行对比，可见表8中《清实录》数据并不全是全国铸钱量，通过上述资料可进行如下推测：雍正元年和二年应为宝泉局铸钱量；三年至八年应为宝泉、宝源二局铸钱量；九年至十二年应为全国铸钱量。其中十一年至十二年铸钱量下降十分严重，主要原因是全国各省局停铸，只留京局。对此，可对雍正元年至十二年京局及全国铸钱量进行一个估算（表11）：
推算出雍正元年至四年京局数量，若将地方钱局的铸造数量相加即可知此时的全国铸钱量。雍正元年至三年，大理局、沾益局各铸钱36650.880串、109952.640串；云南省局雍正元年设炉二十一座，共铸钱76900余串，二至四年依然如此，可知四年共铸钱307600串；临安局雍正元年设炉六座，共铸钱21900余串，二至四年依然如此，可知四年共铸钱87600串，即雍正元年至四年，全国铸钱量约为3310903.52串。雍正五年后云南局91600串、临安局40310串，七、八年湖北、江苏、浙江、江西、毕节、山西、河南、山东相继开局，制钱数量增加，则五年至八年地方钱局铸钱量为1015847.85串，加上京局数量5993844.76串，总数为7009692.61串，加上九至十二年全国总数据3328682.78串，可算得总铸钱量约10338375.39串。
结 语
综上三节的推算可知，顺治时期铸钱总量约为24504383.08串，年均量约为136万串；康熙时期铸钱总量保守估计约为3030万串，年均量约为50万串；雍正时期铸钱总量约为10338375.39串，年均量约为86万串。清前期铸钱总量相加约为6515万串，可见清前期的铸钱量是巨大的。以上说明《清实录》的铸钱数额记录既不全是全国铸钱量，也不全是宝泉局铸钱量，更不全是京局铸钱量。应分时段区别看待，顺治时期为全国铸钱量，康熙元年至二十年记录京局铸钱量，康熙二十一年以后仅为宝泉局铸钱量，而雍正元年和二年应为宝泉局铸钱量，三年至八年应为京局铸钱量，九年至十二年则为全国铸钱量。
关于清初是否存在钱荒？学界尚有争论。其中，袁一堂认为清初存在钱荒的原因是鼓铸较少，并计算当时人均钱文：“顺治八年户均5.6（文），人均1.4（文），康熙元年户均15（文），人均3.7（文），康熙六十年户均17.2（文），人均4.3（文），雍正十年户均25.9（文），人均6.4（文）”。如果就袁文所提几个时间点进行考察人均制钱量，则可以根据本文估算数据进行推算。相关数据如下：顺治八年户均228.5文、人均57.1文，康熙元年户均21.3文、人均5.2文，康熙六十年户均25.8文、人均6.4文，雍正十年户均34.5文、人均8.5文。从上可见，清初人均制钱量并不少。具体时段看，顺治时期人均制钱量较多，至康熙初期迅速减少，而康熙末年以后逐步增加，可见袁氏所算数据过低。
因人口数量说法不一，此数据不一定准确。但就顺治时期人口来讲，曹树基等研究认为已突破1.5亿人，计算也能得到人均量约16.2文，也高于康熙元年。这似乎证明康熙初期中国正面临一场经济危机，布威纳对此的简单解释是“康熙朝的衰退原因，可以简单地被解释为从康熙十年到二十二年只有首都的两个钱局铸造了少量铜钱。”岸本美绪有“康熙萧条论”的说法，认为康熙前期物价、粮价、地价下跌，商贾不通，百姓面临贫困，也得到学界认可。从货币角度看，白银进口量迅速减少是重要原因，如果结合本文研究，康熙前期铜钱供给不足造成的“钱荒”亦是造成该时期萧条的一个原因，唐甄所述：“中产之家，尝旬日不睹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算”，可谓康熙初期“钱荒”的反映。
可以说，学界常谈清初的“钱荒”问题，除康熙初期外，并不是鼓铸量少而造成的，讨论“钱荒”单纯计算铸钱量尚远远不够，更需考虑民间的货币流通。庄吉发曾言：“清初工业用铜固然有欠充裕，惟其产量若用于鼓铸制钱，实足以供应当时社会的流通需求，因此制钱不足的症结，仍在销毁囤积以图厚利的问题上”，这一说法值得探究。清初“钱荒”的症结不在于鼓铸而在于流通，因此需要对当时货币流通的档案和民间的交易实态文献进行深入考察和统计。关于这些问题，将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注：
1.本文刊于《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引用请根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2.为方便阅读，注释、参考文献从略，请以正式出版刊物为准。
作者：赵士第，历史学博士，武汉大学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明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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