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我刚满二十五岁，在镇上粮站当保管员。
那天下午，一辆绿皮吉普车开进了粮站大院，从车上下来两个穿警服的人，押着一个女人。女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头发扎得紧紧的，低着头，看不清脸。
站长老周把我们几个年轻人叫到办公室，说上头安排了一个刑满释放人员来粮站接受监管劳动，叫林秀芝，三十二岁，判了五年，因为失手打伤了人。她要在粮站干满半年才能正式解除监管。
"谁有意见？"老周扫了一圈。
没人说话。不是没意见，是没人敢有意见。那年代，粮站是铁饭碗，得罪了站长，饭碗就保不住了。但心里怎么想的，大家都清楚——劳改犯，晦气。
林秀芝被安排在粮站后面一间废弃的杂物间住，离我们宿舍区隔着半个院子。她每天的工作是清理粮仓、翻晒粮食、修补麻袋。活儿不重，但脏。
头一个星期，没人跟她说话。打饭的时候她排在最后，有人故意把勺子敲得叮当响。领劳保用品的时候，管仓库的小刘把最破的那套给了她。
我那时候刚从省粮校毕业两年，在粮站算是有文化的人。老周让我负责登记进出库的粮食台账，每天跟数字打交道。我性格不算外向，但也不是那种见人受气就装看不见的人。
第一次帮她，是因为一把扫帚。
那天她在二号仓清理角落的陈粮，用的扫帚毛都快掉光了，扫了半天扫不干净。我正好去查仓，看见她蹲在地上用手把碎麦粒往簸箕里拨。
我回办公室拿了一把新扫帚给她。
"用这个。"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那是我第一次看清她的脸——瘦，颧骨有点高，眼睛不大但很亮，眼尾微微上挑，像两把小钩子。她没接，盯着我看了好几秒，好像在判断我是不是在戏弄她。
"拿着吧，旧的那把扫不动。"我把扫帚往她手里一塞，转身走了。
后来我又帮过几次。她住的杂物间漏雨，我用油毛毡帮她补了屋顶。冬天她只有一床薄被子，我从家里带来一床旧的，放在她门口，敲了敲门就走。
有人开始说我了。
"小陈，你跟那女人走得近，不怕沾一身腥？"老周有天把我叫到一边，压低声音说。
"她就是个干活的，扫帚坏了给把新的，这不犯法吧？"
老周摇摇头："你年轻，不懂。这种人，沾上了说不清。"
我没再争。但也没停。
林秀芝话很少。我帮她，她从不说谢谢，最多点一下头。但我能感觉到她在看我。不是那种让人不舒服的打量，是那种——像一只被淋湿的猫，躲在角落里偷偷看给它递毛巾的人。
有天晚上我值夜班，听见杂物间那边有动静。我拿着手电筒过去，看见她蹲在门口，面前摆着一小堆东西：几颗鸡蛋、一小把花生、两个苹果。
她看见我，没躲，站起来说了一句话。
"我攒的。"
就这两个字。我愣了一下，笑了："你自己留着吃吧。"
"你不要？"
"不要。"
她沉默了一会儿，把东西收起来，转身进屋。走到门口又停住，背对着我说："你不怕我。"
不是问句，是陈述句。
我说："怕什么？你又不会打人。"
她没再说话，关上了门。
那是她第一次主动跟我说话。
日子就这么过着。林秀芝干活很卖力，粮仓被她收拾得干干净净，翻晒的粮食比谁都匀。老周后来私下跟我说，这女人虽然身份不好，但干活确实没话说。
到了第二年春天，镇上开始传粮站要改革的风声。那时候整个东北都在喊"砸三铁"，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粮站这种单位，以前是金不换，现在也开始人心惶惶。
老周找我谈了一次话，说上头有意提拔我当副站长，让我好好表现。
"表现"的意思，我懂。少跟林秀芝来往。
我回去想了一宿。不是想副站长的事，是想我自己。我陈国栋，农村出来的孩子，爹死得早，娘一个人拉扯大我们兄妹三个。我读书争气，考上了粮校，分配回镇上，在街坊眼里是出息人了。但我心里一直清楚一件事——我之所以能走到今天，不是因为我比别人聪明，是因为总有人在我走不动的时候拉了我一把。
小学班主任帮我垫了学费。初中校长给我申请了助学金。粮校的系主任帮我写了推荐信。
我没忘。
所以我不能因为林秀芝是个劳改犯，就装作看不见她需要一把扫帚、一床被子。
但我也不是圣人。我承认，帮她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不是同情，不是怜悯，更像是一种——认出同类后的本能。我看得出来，她不是坏人。一个坏人不会在扫帚坏了的时候蹲在地上用手捡麦粒。
五月份，粮站改革方案下来了。果然要精简人员，临时工全部清退，正式工也要分流一部分去搞多种经营。林秀芝的监管期到了，但她没有去处，粮站说可以留她继续干临时工，工资按最低标准发。
她留下来了。
但麻烦也来了。
镇上供销社的刘主任来找老周，说想"借调"林秀芝去供销社食堂帮忙。老周知道刘主任什么意思——刘主任老婆死了三年，一直一个人过，镇上人都说他想找个伴儿。林秀芝这种身份，在刘主任眼里大概就是个便宜又听话的。
老周把这事跟我说了，说让我去跟林秀芝提一下，算是"征求她意见"。
我去找她。她正在晒场翻谷子，阳光晒得她脸通红。
"刘主任那边……"我把话说了。
她手上的耙子停了。
"你让我去？"她看着我。
"不是让我去，是……"
"你让我去。"她打断我，声音不大，但很硬。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她把耙子往地上一插，转身走了。那天她没再干活，躲在杂物间里没出来。
晚上我给她送了碗面条，放在门口。第二天早上碗空了，洗得干干净净放在门口。
从那以后，她又开始不跟我说话了。
我以为这事就算过去了。但没过几天，镇上开始传闲话，说粮站的陈国栋把劳改犯往供销社刘主任床上送。传得有鼻子有眼，说我收了刘主任两条烟。
我去找刘主任理论。刘主任笑眯眯地说："小陈啊，你年轻，有些事想得太简单。林秀芝这种人，在粮站待着也是个累赘，我这是帮她找个出路。"
"她不是累赘。"
"那是什么？你媳妇？"刘主任哈哈大笑。
我拳头攥紧了，没打。不是怕他，是知道打了更说不清。
回去的路上我碰见了林秀芝。她站在晒场边上，远远地看着我，表情我看不清。
"你都听见了？"我问。
她点点头。
"我没收他烟。"
"我知道。"
"那你信那些话？"
她沉默了很久，说："我不信。但我怕。"
"怕什么？"
"怕你迟早也会觉得我是个累赘。"
她转过身，慢慢走回杂物间。我站在晒场中间，太阳晒得我头皮发烫，心里却凉飕飕的。
这件事之后，我跟林秀芝之间好像隔了一层什么。不是她不理我，是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了。我帮她，到底是因为她需要帮助，还是因为我心里那点说不清的东西？如果连我自己都分不清，她又怎么能分得清？
粮站改革越来越紧。到了秋天，正式文件下来了——粮站要改制为粮油公司，三分之一的人要下岗，另外三分之一要转岗去搞经营。老周找我谈话，说公司准备成立一个粮食贸易部，让我当经理，带着几个人跑市场。
"这是机会，"老周说，"你干好了，以后就是正儿八经的经理。干不好，就跟你没关系了。"
我接了这个活。
那年年底，我带着两个同事跑通了第一单粮食外销的生意，把镇上积压的玉米卖到了大连。公司分了奖金，我拿了八百块，在当时算一笔不小的钱。
我拿着钱，第一件事是去镇上百货商店买了件厚棉袄，深蓝色的，给林秀芝送去。
她接过棉袄，终于又笑了。不是那种客气的笑，是嘴角微微弯了一下，眼睛里亮了亮。
"你发财了？"她说。
"赚了一点。"
"那你应该多买点好东西。"
"你穿这个最合适。"
她低头摸了摸棉袄的面料，嘟囔了一句："你这人，真不会对自己好。"
那是我第一次听她用这种语气说话，像是在埋怨，又像是在心疼。我心里一热，差点说不出话来。
一九九四年春天，我娘从村里来镇上看我。她是个典型的农村老太太，一辈子没出过县城，说话直，认死理。
我把她安顿在宿舍，带她去街上吃了顿饺子。吃到一半，她突然问我："你那个同事，叫林什么的，我听街坊说了，是怎么回事？"
我筷子停了。
"就是个一起干活的。"
"干活的住杂物间？干活的你给她买棉袄？"
我娘的眼睛像两把锥子。我从小就怕她这个眼神。
"人家不容易。"
"不容易的人多了。国栋，你听娘一句，别跟那种人搅在一起。名声坏了，媳妇都娶不上。"
我放下筷子："娘，我都二十五了，自己的事自己知道。"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人家背后怎么说你？说你跟劳改犯不清不楚！你爹死得早，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供你读书，不是让你去跟这种人搅和的！"
她声音大了，旁边几桌的人都往这边看。我脸烧得慌，站起来付了钱，拉着她走了。
回去的路上我娘一直在哭。不是大声哭，是那种农村老太太特有的、不出声的流泪。我心里像被刀绞一样。
到了宿舍，她坐在床沿上，抹了把脸，说："国栋，娘不是不讲理的人。但你得想想你自己。你以后还要成家，还要过日子。你跟她走太近，人家姑娘谁敢嫁你？"
我没说话。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娘说的每一个字我都懂。我二十五岁了，在农村这个年纪早该结婚了。我大姐嫁到邻村，二姐也定了亲。就我一个光棍，亲戚们没少念叨。
我不是没想过结婚。镇上医院有个护士叫周慧，我俩见过几次面，中间人撮合过。周慧人不错，长得白净，脾气也好。但我每次见她，聊不到三句就想起林秀芝。想起她蹲在地上用手捡麦粒的样子，想起她把鸡蛋摆成一堆说"我攒的"的样子。
我知道这不对。人家周慧清清白白一个姑娘，我拿她跟一个劳改犯比，对人家不公平。
可我就是比不了。
第二天一早，我娘要回村。我送她到汽车站，她临上车前又拉住我，说："国栋，娘不求你大富大贵，就求你平平安安、干干净净地过日子。你心里有数就行。"
我点点头。
她走了。我站在车站门口，看着班车扬起的尘土，站了很久。
回到粮站，林秀芝在晒场干活。她看见我，照例点了一下头。我走过去，站在她旁边。
"昨天我娘来了。"我说。
"嗯。"
"她知道了你的事。"
她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又继续翻谷子。"哦。"
"她让我别跟你走太近。"
"你娘说得对。"
我没想到她会这么说。我看着她，她低着头，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秀芝，"我第一次叫她的名字，"你觉得你是个累赘吗？"
她猛地抬起头，眼睛红了。
"我是不是累赘，你心里清楚。"她说完这句话，把耙子一扔，跑了。
我站在原地，手里攥着那件还没送出去的棉袄，心里乱成一锅粥。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跟林秀芝几乎没怎么说话。不是故意的，是各自都忙。我跑贸易部的事，经常出差。她在粮站干着临时工，日子一天天过。偶尔碰见，点个头就算打过招呼了。
但我能感觉到她在躲我。不是那种生气的躲，是那种——觉得自己不配站在你身边的人，主动往后退。
我试过几次想找她好好聊聊，但每次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我怕我说不好，怕她误会，怕我自己也误会。
一九九四年夏天，镇上出了一件事。
粮站贸易部发往大连的那批玉米，对方说质量有问题，拒收。我连夜赶过去，跟对方掰扯了三天，最后化验结果显示水分超标，责任在我们这边。公司要我承担一部分损失，扣了我三个月奖金。
祸不单行。我二姐订婚的彩礼钱被人骗了——介绍人是邻村的，收了男方八千块彩礼，结果男方家里出了变故，钱要不回来。二姐哭着来找我，我兜里只有刚发的工资，全给了她。
那段时间我整个人都垮了。白天跑业务，晚上回宿舍倒头就睡，饭都懒得吃。
有天晚上我发高烧，迷迷糊糊中有人进来了。我以为是做梦，但感觉有人在摸我的额头，冰凉的手，很轻。
我睁开眼，看见林秀芝坐在床边，手里端着一碗粥。
"醒了？"她说。
我嗓子干得冒烟，说不出话。她扶我坐起来，一勺一勺喂我喝粥。粥是小米粥，熬得很烂，加了红糖。
"你什么时候来的？"
"下午就来了。你烧了一下午，没人管。"
"你怎么进来的？"
"你门没锁。"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衣服还是昨天那件，皱巴巴的。脸大概也烧得通红。我突然觉得很狼狈，想躲开她的视线。
她看出了我的窘迫，放下碗，说："你别动，我去给你弄点毛巾。"
她用冷水浸了毛巾敷在我额头上。坐在我床边，没说话。
"秀芝，"我哑着嗓子叫她，"你不用管我。我没事。"
"你闭嘴。"她说。
我闭嘴了。
她坐了一会儿，忽然说："你帮了我那么多次，我喂你碗粥，扯平了。"
我笑了，笑得嗓子疼。
"扯平不了。"我说。
"为什么？"
"因为我还欠你一把扫帚。"
她愣了一下，也笑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她笑出声来。笑声不大，像风吹过麦田的那种沙沙声。
那天晚上她一直在我宿舍待到半夜，看我退烧了才走。走之前她说了一句："陈国栋，你别把自己逼太紧。天塌不下来。"
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眼泪差点掉下来。不是因为病，是因为太久没人跟我说过这种话了。
我从小就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懂事、听话、争气。所有人都觉得我应该坚强、应该扛事、应该走在前面。从来没人跟我说过"你别把自己逼太紧"。
只有她。
从那以后，我跟林秀芝之间那层隔阂好像薄了一些。不是消失了，是变薄了。我们开始偶尔说几句话，聊聊天气，聊聊粮价，聊聊镇上谁家又出了什么事。
她话还是不多，但偶尔会问我一些事。比如："你跑大连那趟，海边什么样？"比如："你二姐的事解决了没有？"
每次她问我，我都能感觉到她是真的在听。不是敷衍，不是客套，是那种——把你说的每一个字都接住、然后放在心里好好掂量的人。
一九九五年，粮站改制彻底完成，变成了粮油公司。我正式当上了贸易部经理，手底下管着五个人。工资比以前高了，但也更忙了。
林秀芝还是临时工，在仓库那边干活。公司说要清退一批临时工，她也在名单上。
我去找公司经理，就是原来的老周，替她说话。
"老周，秀芝干活一直很好，粮仓管理比正式工都细致。你留着她吧。"
老周叹了口气："国栋，不是我不留。上头有指标，必须清退百分之三十的临时工。你让我留她，我清退谁？你总不能让我把老张老王这些干了十几年的老临时工清了吧？"
我沉默了。
"而且，"老周压低声音，"你跟她的事，公司里也有议论。你现在是部门经理了，得注意影响。"
"我跟她能有什么事？"
"有没有事不重要，重要的是别人怎么看。国栋，你听哥一句，趁早断了干净。"
我走出老周办公室的时候，太阳很大，晒得我眼睛发酸。
我去找林秀芝。她在二号仓门口缝麻袋，看见我来了，放下手里的活。
"你都知道了？"我问。
"嗯。今天早上开会说的。"
"秀芝，我……"
"你不用为难。"她打断我，"我早知道会有这一天。临时工嘛，哪有干一辈子的。"
"你有什么打算？"
"还没想好。先回村看看吧，我娘还在。"
她娘。我之前听她提过一次，说她娘住在邻县一个山村里，身体不好。她坐牢那几年，她娘一个人过，没人管。
"你回去也好，"我说，"正好看看老人家。"
她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那天下午，她开始收拾东西。杂物间里没多少东西——几件衣服、一床被子、一个搪瓷缸子、一双布鞋。她把它们装在一个编织袋里，扎好口，放在墙角。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收拾，心里堵得慌。
"秀芝，"我叫她，"你走了之后，打算怎么办？"
她停下手里的动作，转过身看着我。阳光从门口照进来，落在她脸上，我看见她眼睛里有光。
"陈国栋，"她说，"你问我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
我张了张嘴，心跳得很快。我知道她在问什么。她是在问我：你是在关心一个即将离开的同事，还是在挽留一个你想留住的人？
我答不上来。不是因为不想答，是因为不敢答。
她看我没说话，嘴角弯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自嘲的弧度。
"算了，"她说，"你不用回答。我走了之后，你好好过你的日子。"
她转过身，继续收拾。
我站在门口，站了很久。最后我说了一句："秀芝，你手机号多少？"
那时候镇上刚有传呼机，手机是极少数人才有的。她没有手机，也没有传呼机。
"我不用那些。"她说。
"那你怎么联系？"
"写信吧。你要是愿意，给我写信。"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支圆珠笔，在我手心里写了一个地址。邻县，一个我从来没听说过的小山村。
写完她把笔帽盖上，塞回口袋，拎起编织袋，从我身边走过。
"陈国栋，"她走到门口，停了一下，"谢谢你。"
她走了。
我站在空荡荡的杂物间里，手心里那个地址被汗浸得有点模糊。我攥紧拳头，感觉心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
林秀芝走了之后，粮站好像突然安静了。晒场上少了一个翻谷子的身影，二号仓门口少了一个缝麻袋的人。食堂打饭的时候，队伍短了一截。
我每天忙得脚不沾地。贸易部的事情越来越多，我跑遍了东北三省，签了好几个大单子。公司给我涨了工资，分了套两室一厅的房子。老周退休了，新来的经理对我不错，说我年轻有为。
所有人都觉得我顺风顺水。
但我知道少了什么。
我试着给她写过信。写了撕，撕了写。第一封写的是："秀芝，你到家了吗？你娘身体怎么样？"写完了觉得太客气，撕了。第二封写的是："秀芝，我想你了。"写完了觉得太肉麻，又撕了。
最后我寄出去的是一封不长不短的信。我说了粮站的变化，说了贸易部的生意，说了我分了房子。最后加了一句："你什么时候有空，给我回个信。"
信寄出去之后，我每天下班都去传达室看有没有我的信。等了一个月，没有。两个月，没有。三个月，还是没有。
我告诉自己，也许她没收到，也许她收到了但不知道怎么回，也许她回了但信在路上丢了。
但心里有个声音说：她不想回了。她觉得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她不想再给你希望，也不想给自己希望。
一九九六年春节，我回了趟村。我娘给我安排了一场相亲，对方是邻村一个姑娘，叫王秀兰，在镇上服装厂上班。人挺老实，话不多，长得也周正。
我娘使尽浑身解数撮合。吃饭的时候不停地给我夹菜，说"国栋最爱吃这个"。王秀兰坐在对面，低着头，偶尔抬眼看我一下，又赶紧低下。
饭吃完，我娘找借口走了，留我们两个在院子里说话。
"你在服装厂干几年了？"我问。
"三年。"她声音很小。
"还行吧？"
"还行。"
又沉默了。
"你……"她忽然抬头看我，"你听说那个劳改犯的事了吗？"
我心里一沉。"什么事？"
"就是粮站那个。听说她回村之后，跟村里一个光棍好上了，后来那光棍打她，她就跑了。有人看见她在县城火车站要饭。"
我拳头攥紧了，指甲掐进肉里。
"你听谁说的？"
"我表姐在县城，她听人说的。"
我站起来，说了一句"我有点事"，转身就走了。我娘追出来喊我，我没理。
我骑着自行车一口气骑到镇上，找到镇上唯一一家邮局，给林秀芝那个地址又发了一封信。信里只有一句话："你在哪？"
然后我等。
这次等了半个月，回信来了。
信封皱巴巴的，邮票贴歪了。我拆开，信纸上只有几行字，字迹很用力，像是在跟谁较劲。
"国栋，我挺好的。没要饭，也没跟光棍好。我在县城找了份活儿，在一家小饭馆帮厨。你别听那些闲话。你过你的好日子，别管我了。"
我把信纸翻过来，背面还有一行小字，像是后来加上的，墨迹浅一些。
"要是哪天你路过县城，可以来看看我。饭馆叫'老地方'，在火车站旁边。"
我把信叠好，放进钱包里，贴着照片放。
过完年回镇上，我跟我娘说了一句话："娘，我不跟王秀兰处了。"
她没骂我，只是叹了很长一口气。
"国栋，你到底想干什么？"
"娘，我心里有人了。"
"那个劳改犯？"
"她不是劳改犯。她叫林秀芝，她是个好人。"
我娘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你长大了。"
一九九六年夏天，我第一次去县城。不是出差，是专门去看她。
"老地方"饭馆不大，门口挂个红布招牌，写着"老地方家常菜"。我推门进去，下午两点多，没什么客人。一个胖胖的老板娘在柜台后面打瞌睡，厨房里传来切菜的声音。
"请问——"我刚开口，厨房门帘一掀，林秀芝端着一盘炒好的菜走出来。
她看见我，手里的盘子差点掉了。
"你……"
"我路过县城，来吃个饭。"我说。
她把盘子放在柜台上，擦了擦手，走过来。她瘦了，脸色比在粮站的时候差，但眼睛还是那么亮。
"你什么时候来的？"
"刚到。"
"吃饭了吗？"
"没。"
"你坐。"她指了指靠窗的位置。
我坐下，她回厨房端了一碗面出来。西红柿鸡蛋面，上面卧着两个荷包蛋。
"吃吧。"她站在旁边看着我。
我拿起筷子，吃了一口。面有点咸，西红柿放得不多，但荷包蛋煎得刚好，边缘焦脆，蛋黄还是溏心的。
"好吃吗？"她问。
"好吃。"
"骗人。盐放多了。"
我笑了。"是放多了，但好吃。"
她也在我对面坐下来，双手交叉放在桌上，看着我吃面。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她问。
"你信上写了。"
"我没想到你真来。"
"我没想到你真在。"
她低下头，嘴角弯了一下。
"你娘知道你来吗？"她问。
"不知道。"
"那你还来。"
"想来。"
又沉默了。
"秀芝，"我放下筷子，"你在县城怎么样？"
"挺好的。老板娘人不错，管吃管住，一个月三百块。"
"累不累？"
"比粮站累。但自由。"
"你娘呢？"
"去年冬天走了。"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平，像在说别人的事。但我看见她手指在桌面上收紧了。
我心里一疼。"对不起。"
"不用。她走的时候我陪在身边，没留遗憾。"
我点点头。
"你呢？"她问，"升官发财了？"
"还行。分了房子，当了经理。"
"那挺好。"
"秀芝，你——"
"陈国栋，"她打断我，"你今天来，到底想说什么？"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像暗夜里的火星，很小，但很亮。
"我想说，"我深吸一口气，"我不想再给你写信了。"
她愣了一下。
"我想天天见到你。"我把话说完了。
她没说话。过了很久，她低下头，肩膀微微颤抖。我以为她在哭，凑近了一点。
"你哭什么？"
"我没哭。"她抬起头，果然没哭，眼睛干干的，但红了。
"那你抖什么？"
"气的。"
"气什么？"
"气你到现在才说。"
她站起来，转身回了厨房。过了一会儿，端着一盘拍黄瓜和一盘花生米出来，又拿了两瓶啤酒。
"吃吧，我请客。"她说。
那天我们在饭馆里坐到天黑。两瓶啤酒，一盘花生米，一盘拍黄瓜。她不怎么喝，大部分是我喝的。她说她不会喝，但陪我碰了几次杯。
"陈国栋，"她举着杯子说，"你知不知道，你是我这辈子遇到的第一个不嫌弃我的人？"
"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让我想保护的人。"我说。
她笑了，这次是真的笑了，笑得眼睛弯成月牙。
"那你说，咱俩谁赚了？"她说。
"你赚了。我赚了。"我说。
那天晚上我住在县城的一家小旅馆里，翻来覆去睡不着。不是因为喝了酒，是因为心里有一种很久没有过的感觉——踏实。
第二天一早，我去找她。饭馆还没开门，她在后面小院里洗菜。看见我来了，她甩了甩手上的水，说："你来了。"
"我来了。"
"吃了吗？"
"没。"
"等着。"
她进厨房给我下了碗面。还是西红柿鸡蛋面，这次盐放得刚好。
"秀芝，"我吃着面说，"我想带你回镇上。"
她手上的动作停了。
"回镇上干什么？"
"跟我过日子。"
她沉默了很久，说："陈国栋，你知道跟我过日子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每天早上能吃到你下的面。"
"我是认真的。"
"我也是认真的。"
她看着我，眼睛里那团火星烧得更亮了。
"你要想清楚，"她说，"我不是那种能给你长脸的人。我坐过牢，没文化，没手艺，长得也就那样。跟你在一起，你那些同事、朋友、亲戚，都得在背后戳脊梁骨。"
"我不在乎。"
"你在乎。你只是现在不在乎。等日子一天天过下去，柴米油盐，鸡毛蒜皮，你迟早会在乎的。"
"那我就等到那时候再说。"
她又沉默了。然后她放下手里的菜，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走过来抱住了我。
她的身体很瘦，隔着薄薄的衣服能感觉到骨头。但抱得很紧，像怕一松手我就跑了。
"陈国栋，"她把脸埋在我胸口，声音闷闷的，"你要是以后后悔了，我可不会轻易放过你。"
"好。"我说。
一九九六年秋天，林秀芝跟我回了镇上。
我没跟公司说我们什么关系，只说她是我的远房表妹，来镇上找活儿干。公司给她安排了一个清洁工的活儿，打扫办公楼和宿舍区。工资不高，但稳定。
我娘知道后，沉默了整整三天。第三天晚上，她来我宿舍，站在门口，看着正在给我缝扣子的林秀芝。
"你就是林秀芝？"我娘问。
林秀芝站起来，手里的针线还攥着。"大娘好。"
我娘走进来，上下打量了她一遍。林秀芝站得笔直，不躲不闪。
"你坐过牢？"我娘问。
"坐过。五年。"
"因为什么？"
"我前夫打我，我拿擀面杖还手，把他打伤了。"
"判了五年？"
"判了五年。"
我娘点点头，没再问。她走到桌边坐下，看着我。
"国栋，你要想清楚。"
"娘，我想清楚了。"
我娘又看了林秀芝一眼，说："你这丫头，倒是挺坦白的。"
"我对我自己的事不撒谎。"林秀芝说。
我娘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头说了一句："坦白的坏人比不坦白的'好人'强。"
说完她走了。
我看着关上的门，愣了好一会儿。林秀芝也在愣。
"你娘……"她试探着问，"是同意了？"
"我娘说你比不坦白的人强。"
她"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日子就这么过起来了。
我和林秀芝没领证。不是不想领，是她有前科，领证要开各种证明，镇上那帮人知道了肯定又是一通议论。我跟她说，等两年再说。她没意见。
我们住在公司分给我的那套两室一厅里。她负责做饭、打扫、洗衣服。我负责挣钱、跑业务。日子过得简单，但踏实。
她做饭很好吃。不是那种大厨的水平，就是家常菜，但每道菜都用心。咸淡刚好，火候刚好。我最爱吃她做的红烧肉，肥而不腻，入口即化。
"你以前在饭馆学的？"我问过她。
"不是。在牢里学的。"她说得很平静，"里面伙食差，逢年过节偶尔改善一次，都是犯人自己动手。我跟一个四川的阿姨学的。"
她很少提牢里的事。偶尔提起来，也是轻描淡写，像在说别人的事。但我知道那些日子对她意味着什么。
有天晚上我们躺在床上，她忽然说："陈国栋，你知道我为什么打我前夫吗？"
"不想知道。"
"为什么？"
"因为你不想说的事，我不问。你想说的事，我听着。"
她翻过身来，看着我。月光从窗帘缝里透进来，照在她脸上。
"他打了我三年，"她说，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了什么，"每次喝完酒就打。我跑过，回娘家，但他追到村里，当着我娘的面打。后来我娘病了，我不敢跑了。那天他又打我，拿皮带抽，我摸到灶台上的擀面杖，就……"
她没再说下去。
我伸手抱住她。她的身体在我怀里微微发抖。
"都过去了。"我说。
"都过去了。"她重复了一遍。
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那年，我娘终于松了口。
那天是七月初一，我带林秀芝回村看我娘。我娘做了满满一桌子菜，还杀了一只鸡。吃饭的时候，她给林秀芝夹了一块鸡腿。
"秀芝啊，"我娘说，"国栋这人，心太软，容易被人骗。你多看着他点。"
林秀芝接过鸡腿，说："大娘，我看着呢。"
我娘点点头，眼圈红了。
那天晚上我娘单独跟我说了一句话："国栋，娘看出来了，这丫头是真心对你好。你别辜负人家。"
我鼻子一酸，说："娘，我不会。"
一九九八年，亚洲金融危机，粮食价格大跌。公司贸易部的生意受了影响，我跑了好几趟南方，才勉强维持住客户。那一年我瘦了十斤，头发也开始掉。
林秀芝看在眼里，没多说什么。但她开始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每天早上给我装好饭盒，晚上不管多晚都等我回来才睡。
有天我半夜回来，看见她坐在客厅沙发上，灯关着，就着窗外的月光在缝东西。
"你干嘛呢？"我开灯。
她手里的东西露出来了——是一件毛衣，织了一半。深灰色，我喜欢的颜色。
"你什么时候学的织毛衣？"
"去年跟隔壁张大姐学的。你那件旧的领口都磨破了，我给你织件新的。"
我走过去，蹲在她面前，握住她的手。她的手指上全是针眼，有些还结了痂。
"别织了，买一件就行。"
"买的哪有织的暖和。"
我低下头，把脸埋在她手心里。
"秀芝，"我闷闷地说，"我可能赚不到大钱了。"
"赚不到就赚不到。咱俩又不是非要大富大贵。"
"你跟着我，没享过一天福。"
"谁说没享过？"她抽回手，戳了一下我的额头，"每天早上起来有热饭吃，晚上回来有人等，这就叫福。你以为福是什么？是住大房子开好车？那些东西我见多了，没意思。"
我抬起头看着她。她坐在沙发上，灯光从头顶照下来，在她脸上投下柔和的阴影。她不漂亮，甚至算不上好看。但她看着我的时候，眼睛里有光。
"林秀芝，"我说，"我想跟你领证了。"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这次笑得很大声，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陈国栋，你终于想通了？"
"想通了。"
"那走吧，明天就去。"
第二天我们去了民政局。工作人员看了看林秀芝的户口本，又看了看她的档案备注，抬头看了我们一眼。
"你坐过牢？"
"坐过。"
工作人员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她，没再说什么，低头盖章。
走出民政局的时候，林秀芝手里攥着那张结婚证，攥得紧紧的。
"陈国栋，"她说，"我现在是合法的人了。"
"你一直都是。"我说。
二〇〇〇年，千禧年。公司改制彻底完成，变成了股份制企业。我辞去了贸易部经理的职务，决定下海经商。
这个决定不是一时冲动。那几年粮食市场放开，私营粮商越来越多，国营粮油公司的优势越来越小。我跑业务跑了这么多年，积累了不少客户资源，也摸透了市场门道。几个老客户私下跟我说，如果我自己干，他们愿意跟我合作。
我把这个想法跟林秀芝说了。她正在择菜，头都没抬。
"你想好了？"
"想好了。"
"那干。"
"万一赔了呢？"
"赔了就赔了。咱俩一人一双筷子，还能饿死？"
我笑了。"你倒是想得开。"
"我想得一直很开。"她放下手里的菜，看着我，"陈国栋，你帮了我那么多次，从来没问过值不值。现在轮到我了。你想干就干，赔了算你的，赚了算咱俩的。"
我辞职那天，去公司办了最后一道手续。老周已经退休了，新经理挽留了我半天，说给我涨工资、升职位。我谢了他，还是签了离职单。
走出公司大门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栋灰色的办公楼。在这里工作了七年，从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到三十而立，从保管员到经理，从单身到成家。每一步都清清楚楚。
门口的传达室还在，收发信件的老李头还在。他看见我，问："陈经理，这就走了？"
"不叫经理了，叫老陈。"我说。
老李头笑了笑："老陈，以后常回来坐坐。"
"一定。"
我走到自行车棚取车。林秀芝站在车棚外面等我，穿着那件深蓝色棉袄——就是我当年给她买的那件。她瘦了，但精神很好，头发剪短了，露出光洁的额头。
"办完了？"她问。
"办完了。"
"那走吧。"
"去哪？"
"回家。"
我们骑着自行车往家走。镇上的路还是那条路，但两边多了不少新房子、新店铺。有人在放鞭炮，不知道是开业还是结婚。风吹过来，带着初秋的凉意。
骑到半路，她忽然停下来，推着车站在路边。
"陈国栋。"
"嗯？"
"你辞职了。"
"嗯。"
"以后咱俩就是一条船上的了。"
"嗯。"
"你要是亏了，可别哭鼻子。"
"谁哭鼻子了。"
她笑了，推着车继续往前走。我跟在后面，看着她瘦瘦的背影，心里忽然涌上来一股很强烈的冲动。
我追上去，在她身边停下来。
"秀芝。"
"干嘛？"
"谢谢你。"
她侧过头看我，阳光照在她脸上，那双眼睛亮得像星星。
"谢什么？"
"谢你当年没走。"
她停下来，放下车，走过来抱住我。路上有行人经过，有人回头看我们。我不在乎。
"陈国栋，"她在我耳边说，"谢你当年给了我一把扫帚。"
二〇〇三年，我的粮食贸易公司开了第三家分店。二〇〇六年，我们在县城买了套大房子，把老家的房子翻修了。二〇〇九年，我娘走了，走得很安详。临终前她拉着林秀芝的手说："秀芝，国栋交给你，我放心了。"
林秀芝握着她的手，眼泪掉在她手背上。
"大娘，我会的。"
二〇一五年，我们结婚二十周年。我带她去了趟大连。就是当年那批出问题的玉米卖去的地方。站在海边，她看着茫茫的海面，说了一句："陈国栋，你这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这儿了吧？"
"嗯。以后还可以去更远。"
"去更远得坐飞机。我可不敢。"
"那就坐火车。"
"坐火车也行。"
她靠在我肩膀上，海风吹乱了她的头发。她五十四岁了，头发里有了白丝，脸上有了皱纹，但那双眼睛还是那么亮。
"陈国栋，"她说，"你后悔过吗？"
"后悔什么？"
"后悔当初没听你娘的话，没娶个清清白白的姑娘，娶了我这么个劳改犯。"
我转过头看着她。她的侧脸在夕阳下镀了一层金色的光。
"秀芝，"我说，"我这辈子做过最对的事，就是给了你那把扫帚。"
她笑了。笑得眼睛弯成月牙，像一九九六年那个夏天，县城小饭馆里，她第一次听到我说"我想天天见到你"的时候。
海浪拍打着礁石，一下一下，像心跳。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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