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能爬上学术金字塔的顶端，不代表她真的理解塔底的人在过什么样的日子。
这话放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丹丹身上，再合适不过。
过去这几天，张丹丹的名字几乎刷屏了每一个中国人的手机屏幕。原因很简单——她在财经访谈节目《聊一波》里说了一句话：“灵活就业者的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
主持人问的是“灵活就业这个群体有什么社会保障”，她回答的是“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这个回答，就像有人问你“今天吃饭了吗”，你回答“空气挺新鲜的”——答非所问，还带着一种让人膈应的居高临下。
《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说这话“完全不可接受”，怀疑她当时“脑子里短路了”。网友的评论更直接——“何不食肉糜”。
张丹丹到底是谁？翻开她的履历，你大概就能明白，为什么一个研究劳动经济学的人，能说出这种让两亿人寒心的话。
这份履历干净、漂亮、金光闪闪——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学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硕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博士。2005年远赴澳洲，师从孟昕教授攻读博士，2009年拿到学位。2012年回国，直接进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任助理教授。之后一路开挂：长聘副教授、长聘教授、博雅青年学者、教育部长江青年学者。2024年2月升任教授（长聘），同年被任命为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如今她还兼任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副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校园、图书馆、国际会议、学术期刊、高校教职——她的人生轨迹，是一条标准的精英流水线。
她2001年就参加过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在基层接触过各类劳动者。2013年还自掏腰包凑了几十万元，在南方某监狱待了四个多月，完成了两千多名服刑人员的问卷和访谈。她确实见过底层——但她是以研究者的身份去“观察”底层的，像动物学家走进丛林观察猩猩。她从来没有真正成为过丛林里的一只猩猩。
她没有经历过“今天有活明天没活”的恐慌。没有体会过社保断缴后的焦虑——那种生病不敢去医院、老了不知道靠什么活的恐惧。没有在深夜一遍遍算过这个月要跑多少单、送多少餐才能凑够房租和水电。她的生活半径，始终没有超出过校园、图书馆、国际会议和学术期刊。
而她研究的对象——灵活就业者——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根据人社部2025年12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的数据，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超过2亿人。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发布的《2025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进一步显示，2025年中国灵活就业从业人员达2.8亿人，预计2026年将增至3.2亿人。也就是说，每三个就业人口里面，差不多就有一个是灵活就业者。
两亿人。这不是一个可以被轻飘飘地归为“个体选择”的数字。
这两亿人里面，有送外卖的骑手，有开网约车的司机，有在建筑工地上搬砖的工人，有在流水线上打零工的女工。他们风里来雨里去，用最辛苦的体力劳动支撑着这个国家最基础的运转。他们选择灵活就业，不是因为向往“自由度”，而是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
张丹丹在那段引发众怒的视频里说：“正规工作社保待遇非常好，有五险一金，但需要牺牲自由、朝九晚五换来的社保；灵活就业需要的是自由度，是最大化的自我管理和时间自主的选择权，代价就是社会保障相对薄弱。”
听听，这话说得多么优雅、多么学术、多么——冷漠。
在她的学术框架里，劳动者是理性的“经济人”，灵活就业是“效用最大化”的结果。时间灵活是“福利”，没有社保是“代价”——一个中性的、可以量化的“代价”，就像买东西要付钱一样天经地义。
但她看不到的是：所谓的“时间灵活”，对大多数灵活就业者来说意味着24小时待命、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所谓的“门槛低”，意味着随时可以被替代、没有任何议价能力。所谓的“自我管理”，意味着没有带薪病假、没有年假、工伤了自己扛、生病了硬撑着。
国务院2025年12月的报告坦承，灵活就业人员“收入不稳定、劳动保障不足的问题仍一定程度存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国家“十五五”规划也强调要“维护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
连国家政策层面都知道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位自称研究劳动经济学的学者，却把它包装成了“福利”。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张丹丹并非完全不懂这个群体的困境。她接受采访时也承认过：“有些人是主动选择灵活就业；有些人则是没得选，因为找不到一份带有劳动合同、五险一金的稳定工作。”她也写过文章建议探索“非捆绑式”参保方案，允许零工按需选择单项保险。
既然知道有人“没得选”，既然知道社保薄弱是个问题，为什么还要在公开场合说出“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这种话？
答案也许就藏在她的履历里。一个从未在体制外谋生过的人，一个从未面对过“明天还能不能吃上饭”这种焦虑的人，很容易把“没有固定雇主”浪漫化为“自由选择”，把“缺乏保障”美化为“灵活自主”。她不是在恶意贬低灵活就业者，她是真的——发自内心地——觉得这是一种“福利”。
这恰恰是最可怕的地方。
这种“不接地气”，不是因为她坏，而是因为她的人生经验里从来没有过“接地气”这个选项。她一路名校、一路精英，从社科院到澳洲博士，从北大助理教授到副院长，每一步都踩在学术金字塔的台阶上。这样的人不是不聪明，也不是不勤奋，但她缺少一种能力——对非精英生存状态的共情能力。
胡锡进在评论这件事时说了一段话，我觉得说得特别实在：“大多数灵活就业者除了少数闯出来的网红等，都是不得已做的那样选择，如果有一份收入还不错的正式工作，有五险一金，恐怕很少有人会拒绝。”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把“没得选”说成“自由”，把“没保障”说成“代价”——这种学术话术越是精致，就越显得冷酷。
更值得警惕的是，张丹丹不是一个人。在高校、在智库、在政策研究圈，有太多从未在体制外谋生过的人，在替那些每天面对生存压力的人定义什么是“好的就业”。他们用模型证明灵活就业的“效率”，用论文论证零工经济的“弹性”，用学术语言消解劳动者的真实痛苦。
一个真正研究劳动经济学的人，首先应该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尊重那些在灵活就业中挣扎求生的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再漂亮的履历，也不过是精英傲慢的注脚。
我们需要的是能俯下身子的学者，而不是站在云端指点江山的“何不食肉糜”者。
张丹丹可以道歉，可以解释，可以继续她的学术研究。但这件事给所有人的警示是：学术精英如果失去了对普通人生活的感知能力，再高深的理论也不过是空中楼阁。
两亿灵活就业者不需要被同情，他们需要被看见、被理解、被尊重。他们需要的不是“福利”这种居高临下的定义，而是一个生病了看得起病、老了养得起老的社会保障体系。
这才是劳动经济学应该研究的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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