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我带着同村的阿珍私奔了。兜里四百三十块钱，车票花了一百零六。火车开动那一刻，我娘站在站台上，没招手，也没说话，就一点一点变小，最后看不见了。三十年后我们全家回乡，才知道有些东西，走的时候就已经没了。

那一年我二十二，阿珍二十。我们两家前后院住着，中间隔着一道土墙。她家院子里有棵石榴树，每年开花都比别人家晚几天。我在墙这边闻了十几年，从青涩闻到成熟，从春天闻到夏天，一直闻到自己心里也长出一棵树来。

走的那天是傍晚。天还没有完全黑透，西边还挂着一抹暗红色。我把早就收拾好的蓝布包从床底下拽出来，里面装了两件换洗衣裳、半包饼干、一个搪瓷缸子，还有我娘偷偷塞给我的二百块钱。阿珍在村东头的机井房后面等我。她穿了一件浅蓝色的确良衬衫，头发用一根黑皮筋扎着，手里攥着一个布包袱。我走近了才发现，她在发抖。八月天的晚上，她抖得像冬天里的树叶子。

我说，走。她就跟着我走。我们没走大路，从村后那片玉米地里穿过去的。玉米叶子刮在脸上胳膊上，划出一道道细细的红印子，汗水一浸，火辣辣地疼。阿珍跟在我后面，一句话不说。我回头看她，她低着头，咬着嘴唇，脚步很急，像在逃命。其实我们就是在逃命。从一种看得见头的日子里逃出来，逃向另一种看不见头的日子里去。

到了镇上火车站，已经是夜里十点多。候车室里没几个人，一盏昏黄的灯吊在房梁上，灯底下有个卖茶叶蛋的老太太，用扇子赶着苍蝇。我们买了去徐州的车票，从徐州再转车去湛江。阿珍坐在长椅上，把包袱抱在胸前，眼睛看着地上。我出去转了一圈，买了两瓶汽水回来。阿珍接过汽水，没喝，放在旁边。我说，喝一口吧。她摇摇头，说，喝不下。我又说，那吃个茶叶蛋。她还是摇头。我就在她旁边坐下，两个人并排坐着，谁也不再说话。候车室里有一股煤烟味和馊毛巾味混在一起的气息，电扇在头顶咯吱咯吱地转，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

后半夜，火车来了。绿皮车，黑乎乎的，车头喷着白气，像一头累极了的牛。我们随着人群往车上挤。阿珍拽着我的衣角，我拽着她的胳膊，车厢里全是人，连过道上都坐满了。我们找到两节车厢的连接处，把包袱铺在地上，靠着车壁坐了下来。火车开了。先是慢慢挪动，然后越来越快。窗外的灯火一点一点往后退，先是一个点，后来连成一条线，最后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黑。阿珍把脸埋在膝盖里，肩膀一抽一抽的。我拍了拍她的背，说，过了长江就好了。其实我也不知道长江在哪，过了长江到底好不好。但我得说。人到了那个时候，总得给自己说点什么，哪怕明知道是假的。

过了徐州，又过了郑州，窗外的景色从平原变成了丘陵，再从丘陵变成了一片一片的绿。越往南走，天气越潮热。阿珍开始晕车，吐了两回，脸色白得吓人。我把自己的汗衫脱下来，蘸了点水给她擦脸。她靠在我肩膀上，闭着眼睛，嘴唇干得起了皮。旁边有个大姐看不过去，递过来半瓶风油精，说，给她太阳穴抹抹。我接过来，说了声谢谢。那个大姐就问我们，去哪儿。我说，海南。她哎呦一声，说那可远着嘞。我不说话了。海南到底有多远，我其实没有概念。我只知道，越远越好。远到那个村子里所有的闲话都追不上我们，远到我爹的叹息声和阿珍她爹的扁担都够不着我们。

在湛江下火车的时候，是第三天早上。天很蓝，那种蓝跟苏北平原上的天不一样，透着一股子水汽。我们在火车站附近找了个小旅店，一间房，两张床，没有窗户，墙皮一块一块地往下掉。阿珍洗了把脸，把头发重新扎好。她看着墙上那面脏兮兮的镜子，忽然说，我娘现在肯定在哭。我站在她身后，不知道说什么。她又说，老周，咱们是不是太自私了。我走过去，从后面揽住她，说，别想那么多。她抓住我的手，抓得很紧，指甲都嵌进我肉里。我知道她在忍。从出门到现在，她一滴眼泪都没掉。她就是这样，越难受越不哭，跟别的姑娘不一样。别的姑娘难受了要人哄，阿珍难受了只会把嘴抿成一条线，把下巴抬起来，好像跟什么较劲。

坐轮渡过琼州海峡的时候，阿珍吐得更厉害。海上风大，船晃得厉害。我陪她站在甲板上，她扶着栏杆，头发被风吹得乱成一团。海水的腥味裹着咸气往鼻子里钻，几只海鸥跟着船尾飞，嘎嘎叫着。阿珍看着海面，说，这水怎么跟酱油一样。我笑出来，说，海就是这样。她也笑了，笑得有气无力。过了海，就是海口。下船的时候，太阳明晃晃地照着，码头上一片嘈杂。有挑着扁担卖椰子的，有开三轮车拉客的，有举着牌子接人的。阿珍站在码头的水泥地上，抬头看了看天，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她说，从今以后，咱们就这儿的人了。我说，嗯，就这儿了。她深吸了一口气，像要把海风里那股热乎乎的腥味全都灌进肺里。

头三年我们在文昌一个橡胶农场干活。那地方偏僻得很，离镇上还有十几里土路。住的是场里给临时工搭的石棉瓦棚子，屋里只有一张竹床、一张破桌子、一盏煤油灯。白天跟着老师傅去林子里割胶。割胶要起得早，凌晨三四点就得进林子。胶树一排排站着，黑黢黢的，头灯一照，叶子上全是露水。割胶是个技术活，刀口深了要伤树，浅了不出胶。我学了三个多月，手上添了七八道口子，才算勉强能上手。阿珍在胶林里收胶水，提个白铁皮桶，一棵一棵地收。那个桶装满能有一二十斤，她一天来来回回几十趟，胳膊都拎肿了。晚上回来，我们用井水冲凉。海南的井水也带着温气，冲在身上黏糊糊的。阿珍坐在门口的小竹凳上，我给她揉胳膊。她胳膊上全是青一块紫一块的痕迹，不知道是在胶林里磕的还是在船上撞的。我揉着揉着，她就睡着了。我给她披上衣服，把她抱回床上。她太累了，累得连梦都做不动。

那几年，我们几乎不跟老家联系。写过一封信回去，寄到镇上邮局，写的是我表哥家的地址。表哥后来回信说，我娘看了信哭了一夜，我爹把信摔在地上，摔完又捡起来，用砖头压着。阿珍她家那边更糟。她爹放话，说就当没这个女儿。她娘不敢说，偷偷找我表嫂打听阿珍好不好。这些话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我们在橡胶林里，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家里怎么样了，不知道村里人怎么议论，不知道我娘身体好不好，不知道阿珍她娘有没有被气病。我们只能干活，吃饭，睡觉，再干活。人忙起来，心里的口子就好像不那么明显了。可一到晚上，口子还是口子，风一吹就呼呼地响。

后来橡胶价格不行了，农场也时好时坏。阿珍跟我说，咱们不能一直给人割胶，得自己做点小买卖。我们就离开了文昌，去了琼海。那时候琼海还不像现在这么热闹，镇上就一条主街，两边是骑楼，骑楼下面一溜门面。我们租了最边上一间，没多大，也就几平方米，摆了两个木架子，卖点毛巾、塑料盆、暖水瓶、灯泡、针头线脑什么的。阿珍去海口的批发市场进货，我守着铺面。进货要坐大巴，来回一天。她每次都天不亮就出门，带一包干粮，回来的时候扛着两个大编织袋，肩膀上勒出深深的红印子。我心疼她，说别进那么多。她说，进多便宜，能多赚几毛。她就是这样，一分钱能掰成两半花。我们攒了四个月，买了一台二手冰柜，开始卖冰水。海南天热，冰水好卖。一瓶冰镇矿泉水进价三毛，卖八毛，一天能卖几十瓶。生意好的时候，阿珍就站在冰柜旁边给人递水，手冻得通红。晚上回来，我用温水给她泡手，她说，这水泡着真舒服。我说，以后别卖冰水了。她说，不卖哪来的钱。我知道说不过她，就闭嘴。女人有时候比男人狠，不是说打架，是那种为了日子能把自己豁出去的狠。

隔壁粉汤铺的阿婆姓陈，本地人，五十多岁。她看我们忙不过来，有时候就帮我们看一会儿店。我们叫她阿婆，她叫我们“那两个大陆仔”。她做的粉汤好吃，汤头用猪骨熬，加了白胡椒，又鲜又辣。我们收摊晚，经常去她那儿吃一碗。阿婆一开始收钱，后来不收了，说，你们来，我高兴。阿珍过意不去，就帮她洗碗、择菜。两个人语言不通。阿婆讲海南话，阿珍讲徐州话，中间还夹着不标准的普通话，居然也能聊半天。阿婆说，你们年轻人，出来讨生活不容易。阿珍说，在哪儿都难。阿婆说，难也好，不难也好，人这一世，过的就是个心气。阿珍后来跟我说，阿婆这句话，她想了好几天。

琼海镇上那些年变化很快。先是有外地人来开火锅店，接着又有人卖珍珠奶茶，后来几条老街拆的拆、改的改。我们的小店也扩了两回。先是把隔壁一间空门面租下来，打通了，后来又加了中间一段仓库。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三间铺面了。可铺面再多，我心里还是空的。那种空说不上来，不是穷，也不是累，就是一到过年过节，听见别人家用方言说笑、放鞭炮，心里就发慌。像有什么东西在很远的地方叫我，我应了，它又不应。阿珍说，你是不是想家了。我说，不想。她说，你每次说不想的时候，眼睛都往北边看。

儿子是在琼海市医院生的。生之前阿珍还坐在店里收钱。那天有个客人买两包盐，她找完钱，说肚子疼。我赶紧叫了辆三轮车，把她送到医院。到了医院，医生说还早，让在走廊上等着。阿珍就坐在塑料椅上，疼一阵，歇一阵。我把她揽过来，让她靠着我。她疼得厉害，就掐我胳膊，掐得我一个星期都没消下去。夜里两点多，儿子出生了，六斤八两，哭声很大。护士抱出来给我看，我接过来，手上那点力气全都变得小心翼翼的。那个小东西闭着眼睛，皱巴巴的，像个小猴子。我忽然就哭了。阿珍在里面还没出来，我站在产房门口，抱着孩子，哭得稀里哗啦。旁边有个护士笑着说，第一次当爸爸的都这样。我没说，我哭不是高兴，也不是难过。我是突然想到，我娘生我的时候，我爹是不是也这样站在门口。后来我爹走了，我连一眼都没见上。人生就是这么不讲理，一个门里，一个人出来，一个人你就再也见不到了。

儿子小名叫海生。阿珍说，在海南生的，就叫海生。海生三岁会背“床前明月光”，五岁会帮我们看店。有一回，一个外地人来买烟，给了十块钱，海生踮着脚从钱箱里找零，找得慢，客人也不催，还笑着夸他。那会儿我们觉得，日子真的好了。可越是这样，我越觉得心上压着点什么。像欠了一笔债，一年一年利滚利，表面看日子是起来了，可那笔债压在心头，越来越沉。

海生上小学那会儿，老家来过一次电话。是我表哥打来的，说我娘身体不行了，让我想办法回去一趟。那天下着小雨，我站在店门口的雨棚底下接电话。表哥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像从很远很远的水底传过来。我“嗯”了几声，说，知道了。挂掉电话，我在雨棚底下站了半个多小时。阿珍出来找我，说，怎么了。我张了张嘴，说，我娘不太好。阿珍就站在我旁边，没说话。雨从雨棚边缘滴下来，滴在我脖子上，凉凉的。过了好一会儿，阿珍说，你回去吧。我说，怎么回？她说，坐飞机回。我不说话。她又说，别管我们，你先走。我看着她，她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打转，但她没让它掉下来。我说，我不回。她急了，说，你娘都那样了，你不回？我说，回了又怎样，走的时候就已经没了。阿珍愣住了。那天晚上，我把自己关在仓库里，坐在一堆纸箱子上，抽了半包烟。烟雾往上飘，从灯泡旁边绕过去，像极了我娘做饭时灶膛里冒出来的烟。我小时候放学回家，一进院子就能闻见那股烟味。如今闻不见了，只能靠想。

过了不到两个月，我表哥又打来电话，说我娘走了。走之前一直念叨我，说我在海南，天热，别中暑。我拿着电话，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从里到外抽空了。我嗯了几声，说，知道了。挂了电话，我走到店门口，外头太阳毒得很，街上一个人都没有。我蹲在门口，用双手抱住头，头顶上的汗一滴一滴砸在地上。阿珍走出来，挨着我蹲下，一句话不说。我们两个就那样蹲在店门口，像两个迷路的、不知道往哪儿走的人。后来海生从学校回来，背着书包，看见我们蹲在那儿，问，爸，妈，你们怎么了。我抬头看他，笑笑，说，没什么，爸眼睛进沙子了。海生说，我给你吹吹。他凑过来，鼓起小嘴，朝我眼睛里吹气。我眼睛一热，眼泪真就掉了下来。海生吓一跳，说，是不是吹疼了。我说，没有，吹得很好。

那年过年，我们一家三口在店里贴春联。海生搬着小凳子，拿着胶带，忙前忙后。阿珍在厨房里炖了一只鸡。街上鞭炮声响成一片。我站在门口，望着北边的方向，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海南的天冬天也不冷，风吹过来是暖的。可我觉得那风里带着一根针，一下一下扎在胸口上。不是疼，是一种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凉。我娘走的时候，我没能送。我爹走得更早，我也没赶上。这个账，跟谁算？只能跟自己算。算来算去，算不清。

海生初中毕业那会儿，我们开了第二家店，做日用百货批发。阿珍不站店了，管账。我每天骑着摩托车去给周边的小店送货。海南的太阳毒，我脸上晒出了两块斑。阿珍说，你怎么越来越像海南人了。我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吃这里的米喝这里的水，不像这里人像哪里人。阿珍说，可你晚上说梦话，还是徐州腔。我一怔。我自己不知道。阿珍说，你梦里老喊娘。我不说话了，低头扒饭。海生看看我，又看看他妈妈，没说话。孩子大了，能看懂一些事情了。

海生长大以后去了深圳。先在电子厂里干了两年，后来跟朋友合伙开了个小公司，做跨境电商。他走的那天，我们在海口美兰机场送他。他背着一个双肩包，回头冲我们笑。阿珍站在安检口外面，手举着，挥了挥。等海生过了安检，她放下手，走到旁边椅子上坐了很久。我说，孩子大了，总是要走的。阿珍说，我知道。她说完，抬头看着我，忽然说了一句，你说，我们当初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一愣。她又说，是不是也这样把家里人留在外面，自己往里走。我点点头，说，差不多。阿珍不说话了。过了很久，她说，我现在才明白我娘当年是什么心情。我握住她的手，说，都过去了。她说，过不去。有些事，一辈子都过不去。

海生后来在深圳结了婚。儿媳妇叫小芸，湖南人，在深圳做设计。他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去了。婚礼上，海生穿着西装，领带歪了一点，小芸在旁边给他整。司仪问他们怎么认识的，海生说，在人才市场，她排队排我前头。大家都笑。我坐在台下，忽然有点恍惚。这个正在跟人说说笑笑的男人，是我儿子。可他说的那些事情，我都不太懂。什么互联网，什么供应链，什么国际物流。我跟阿珍在海南一辈子做的是最传统的买卖。阿珍说，儿子有儿子的路。我说，我知道。她说，你知道什么。我说，我知道他比我们强。阿珍笑了，说，那当然。

孙子出生的时候，我们正在琼海的家里看电视。海生打来电话，说，爸，你要当爷爷了。我当时刚从店里回来，鞋还没换，站在客厅中间，拿着电话，愣了好几秒。阿珍在厨房里探出头来，问，怎么了。我说，你要当奶奶了。阿珍手里的锅铲“咣当”一声掉在地上。我们连夜订了机票，飞深圳。在医院里，我抱着那个刚出生的小东西，手抖得厉害。海生说，爸，你以前抱过我没。我说，抱过。他说，那你紧张什么。我说，以前抱你的时候，你更小。大家都笑了。我低头看孙子，那眉眼，跟海生刚生下来时一个样。我又想哭，又觉得这都多大岁数了，哭让人笑话。就把眼泪憋了回去，憋得胸口发酸。

孙子五岁那年，阿珍她爹走了。电话是她妹妹从老家打来的。阿珍接电话的时候，我们正在超市里盘点。她听了两句，脸色就变了。我问她，咋了。她说，我爹走了。我手里的账本“啪”地掉在地上。那天晚上，阿珍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进去送饭，她坐在床边，手里拿着那把木梳子。就是当年她娘送她的那把。梳子齿掉了一根，她一直用布包着。她看着梳子，说，我走的时候，没给他们留一句话。我说，都这时候了，别这么想。她说，我不该。我走过去，坐在她旁边。她把头靠在我肩膀上，说，老周，我想回家。我说，回。她说，现在能回了吗。我说，能。她说，可我怎么觉得，已经太晚了。

几天后，我们全家从深圳、海口会合，飞南京。又坐大巴到徐州，再打车回村。孙子在车里兴奋得不行，一个劲儿问，老家有海吗。我说，没有。他说，那有什么。我说，有河，有树，有麦子地。他说，麦子是什么。小芸笑着说，回头让爷爷带你去看。我转头看阿珍，她一直望着窗外。越往村里开，窗外的景色越熟悉，又越陌生。田还是田，可路上的车多了，新盖的楼多了，路边的白杨树成排地被风吹着，叶子哗啦啦响。阿珍说，以前没这么多楼。我说，都变了。

车到村口，我踩了刹车。村口那棵老槐树没了。那里原先是一个土台子，台子上铺着青砖，我们小时候在树下摔纸片、斗蛐蛐、听老人讲古。如今那里立着一块蓝底白字的路牌，写着“幸福新村”四个字。路牌下面，一个穿着校服的少年骑着电动车经过，车后座上载着一个戴红领巾的小女孩。他们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阿珍趴在车窗上看，说，没了。那个“没了”，她重复了两遍。声音轻轻的，像怕惊着谁。

阿珍家门口，她妹妹已经站在那里。车门一开，她妹妹就冲过来，抱住阿珍，叫了一声“姐”，然后两个人都哭了。阿珍她娘站在门槛里，佝偻着腰，一只手扶着门框，眼睛睁得很大，朝外头看。她眼睛不行了，看人只能看个轮廓。阿珍走过去，在门槛外头就跪了下去。她妹妹拉她，说，姐，进屋。阿珍不起来，就跪在那儿。我也走过去，叫了一声“婶”。她娘伸出两只手，在空中摸。阿珍把脸凑过去，让她摸。老太太摸着，忽然哭出声来，说，阿珍，你可回来了。阿珍把脸埋在她娘膝盖上，哭得肩膀直抖。我在旁边站着，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海生没见过这阵势，有点手足无措。小芸悄悄拉了他一下，示意别说话。孙子躲在他妈身后，眨着眼睛看，不懂这些大人们怎么都在哭。

进了屋，堂屋的摆设跟以前不同了。沙发是新式的，墙角有个饮水机，正墙上贴着一张年画，画的是一个大胖娃娃抱着一条红鲤鱼。阿珍她娘坐在藤椅里，拉着阿珍的手不放。桌上摆了花生、瓜子、炒米糖。她妹妹忙前忙后，倒水，递烟。我坐在旁边，看着这间屋子。三十年前，我送阿珍回家，就站在这个堂屋里。那时候也是这张桌子，不过没有沙发，是两张条凳。那时候她娘给我倒过一碗水，说，小周，你头发太乱。如今我头发也白了一半，可再没人说我头发乱了。

晚上吃饭，她妹妹做了一桌子菜。有杂鱼、炖豆腐、炒豆芽、腌萝卜。阿珍她娘说，现在家里不种地了，都包出去了，菜是街上买的。我夹了一筷子豆腐，有点咸。阿珍吃得很慢，每吃一口，就像咽下一段日子。饭桌上，她妹妹说起村里的事。谁家娶媳妇了，谁家搬走了，谁家老房子拆了。说来说去，都是这三十年。阿珍听着，偶尔点点头。后来她娘说，你们要是不走，现在也该住上楼了。这话一出口，满桌子都安静了。海生抬头看我。我放下筷子，说，婶，那时候不走，日子不好过。老太太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过了好一会儿，她妹妹打圆场，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可我知道，回来，不一定就“好”。有些东西，回来也补不上。

第二天，我们去村后的公墓。天阴得厉害。风吹在脸上，带着苏北平原初春那种干冷。我爹和我娘的坟并排。碑是新的，黑色大理石，上面刻着名字和生卒年月，照片烤瓷的，镶在碑上。我娘那张照片还是她五十来岁照的，头发梳到后面，穿一件灰褂子，嘴角微微抿着。我记得那张照片。那是我去镇上读书前，她带我去照相馆拍的。那时候她还很硬朗，说话声音大，站在巷口喊我回家吃饭，半个村都能听见。我跪在坟前，重重磕了三个头。再抬头时，额头沾了泥土。阿珍在我旁边跪下，给我娘烧纸。火苗不大，风吹得纸灰乱飞。阿珍说，娘，我是阿珍。我回来了。她说一句，火苗跳一下。我在旁边看着，心里像被人攥住，然后又放开，再攥住。海生拉着孙子站在后面。小芸轻声说，给太奶奶鞠个躬。孙子就鞠了个躬，说，太奶奶，你好。我回头看他，眼泪突然就忍不住了。童言无忌，他不知道，这声“你好”，隔了三十年，隔了生死。我娘没听到。我也没听到。我们都迟到了。

从坟地回来，阿珍坐在车里没说话。车经过一条河，河上的石板桥还在，桥头的歪脖子柳树比从前粗了不少。阿珍忽然说，停一下。我停车。她下车，走到桥边，蹲下来洗手。我跟着走过去。河水不深，底下长着青苔。阿珍说，以前我们在这条河里摸螺蛳。我说，你还在桥上滑过一跤。阿珍愣了一下，转头看我，说，你还记得。我说，记得。她说，那次你背我回家，被我爹撞见，差点拿扫帚打你。我说，嗯。阿珍笑了，笑着笑着，眼圈又红了。她说，老周，我们当年是不是走得太远了。我看着她，没说话。河水从她指缝里流过去，像日子。捞不住，也流不回。

离开村子的那天早上，我们去了一趟老屋。我家的老房子还在，但已经荒了。院墙塌了半边，门口长满荒草。我推开那扇虚掩的木门，屋里空荡荡的，房梁上挂着几缕蜘蛛网。我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我小时候睡的那间屋。窗户玻璃碎了一块，地上有老鼠跑过的痕迹。空气里有股潮湿的霉味。我闭上眼，想闻一闻当年那股饭香。闻不到。什么都闻不到了。阿珍站在院子里，没进来。海生问我，爸，这就是你小时候住的地方？我说，嗯。他说，挺小的。我说，你爷爷你奶奶都在这里住过。海生不说话了。他站在门口，抬头看房梁。那里还贴着一张发白的“福”字，边角卷起来，字迹模糊。孙子说，爷爷，这房子怎么没有灯。我说，有灯，不过不亮了。他说，为什么不修。我摸摸他的头，说，修不好了。

回程的飞机上，阿珍坐在我旁边，看着窗外。飞机爬升的时候，江北的田野越来越小，河汊和小路像一张网，慢慢变成一块一块的碎片。阿珍说，咱们这辈子，好像总在路上。我说，是啊。她说，以后还来吗。我说，不知道。她顿了顿，说，我想让我娘来海南住一段。我转头看她。她说，她年纪大了，我怕再不来，又见不上了。我点点头，说，好。阿珍把脸转向窗外，没有再说话。我看着她侧脸的轮廓，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她坐在绿皮火车的地板上，也是这样把脸转向窗外。那时候她二十岁，我二十二。我们都以为，只要上了车，就能去一个没有闲话、没有阻碍的地方。后来才明白，阻碍不在村里，在日子的每一个角落里。你逃得了地方，逃不了心里的那一本账。

回到琼海，天已经黑了。我们开车回小区，楼下超市的老板站在门口，看见我们，笑着说，回来了？我应了一声。阿珍说，家里几天没人，店里得去看看。我说，明天再去。她说，不去看看不放心。我就陪她去。店里货架整齐，地扫得干干净净。隔壁的店员帮我们看了几天。阿珍检查了一遍账，说，没少。我笑，说，这地方的人实诚。阿珍说，这么多年，总是这样。她站在店中央，环顾了一圈，又说，老周，你说，我们算不算是这里人了。我想了想，说，算。阿珍说，那老家呢。我说，也是。阿珍转过头来，看着我，眼睛里亮晶晶的。她说，一个人能有两个家吗。我说，能。一个在脚下，一个在心里。

洗完澡躺在床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外面不知道谁家在放电视，声音不大，隐隐约约。阿珍睡在我旁边，呼吸很轻。我看着她，天花板上的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刚好落在她脸上。我伸出手，想把那道光拨开。手伸到半空，又收回来。她睡得很安稳。三十年了，她只有回到这个我们自己的床上，才睡得这样安稳。我想，人这一辈子，说到底，就是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你以为你逃了很远，其实只是换了个地方，继续活着。那些走的时候就没了的，永远回不来。可那些留下来的，也真真切切地陪了你一路。

阿珍翻了个身，迷迷糊糊说，明天早点起，店里的风扇该洗了。我说，好。她又不说话了。我闭上眼睛，听见窗外有虫鸣，远远的，一阵一阵。像极了老家的夏夜。又像极了一个新的夏夜。分不清了。也不需要分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