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死如灯灭，我大伯前两天脑梗，58岁。说实话，走得太突然了

人死如灯灭，我大伯前两天脑梗，58岁。说实话，走得太突然了。可更让我没想到的是，葬礼刚办完，那个二十年没回村的堂哥，就开着豪车进了村口。

初秋的日头晒在人身上还是火辣辣的，但村口那棵老槐树底下，已经聚了一堆人。我蹲在树根旁，把手里最后一根烟屁股摁灭在土里，抬头看了一眼那辆黑色的越野车，车牌是外省的，锃亮的车身上沾了些乡道上的泥点子，看着格格不入。

“那是谁家的车？”有人问。

“还能是谁的，长海回来了呗。”二叔公拄着拐杖，眯着眼瞅那车屁股，“二十多年了，可算露脸了。”

我没说话。长海是我大伯的独生子，大名赵长海，我打小就喊他海哥。他比我大八岁，我上小学那会儿他就出去打工了，后来听说在南方混得不错，再后来就没了音信。大伯生前从不提他，谁问跟谁急，久而久之，村里人也不问了。谁也没想到，大伯走了，他倒回来了。

车子停在老宅门口。老宅是那种几十年的土坯房，墙皮剥落了大半，露出里面的黄泥和麦秸，屋顶的瓦片也缺了几块，下雨天屋里头得摆好几个盆接着。大伯一个人住了大半辈子，屋里头没啥值钱东西，就一张床，一个灶台，外加几件老掉牙的家具。葬礼是在镇上殡仪馆办的，简单得很，村里人凑份子买了副棺材，请了趟唢呐班子，吹吹打打送走了。骨灰盒就搁在老宅堂屋的条案上，用块红布盖着，等着选个日子下葬。

车门推开，先下来的是个女人，烫着卷发，戴副墨镜，身上那条裙子看着就不便宜。她手里拎着个皮包，站在车边四下打量了一圈，脸上没什么表情。然后海哥从驾驶座出来了。他瘦了不少，两鬓有了白头发，但眉眼还是那个眉眼，跟大伯年轻时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他穿一件深蓝色的polo衫，黑裤子，皮鞋擦得锃亮，站在那土坯房前头，显得有点不真实。

“长海回来了。”我妈从院子里出来，身上还穿着孝服，眼圈红红的，声音有点哑，“快进屋吧，你爸的骨灰在里头呢。”

海哥站在那没动，盯着那扇歪歪斜斜的木门看了好一会儿。他老婆轻轻推了他一下，他才迈步往里走。我跟在后头，听见他皮鞋踩在院子里碎砖上的声响，一下一下的，跟鼓点似的。

堂屋里光线暗，只有条案上点着两根白蜡烛。骨灰盒安安静静地搁在那，红布盖着，旁边搁着大伯的遗像，是前两年镇上照相馆来村里统一拍的，老头儿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板着脸，嘴角往下撇着，看着有点凶，其实我知道他就是个要强了一辈子的倔老头。

海哥在条案前面站住了，低着头，看不清表情。他老婆跟进来，站在门口没往里走。屋里安静得很，外头树上的知了叫得人心烦。

“爸，我回来了。”海哥声音很轻，跟自言自语似的。他伸手摸了摸那个骨灰盒，指头在红布上蹭了两下，然后收回手，转过身来，脸上是那种使劲绷着的平静，但眼眶底下一圈都红了。

我妈抹了把眼睛，说：“你爸走之前还念叨你来着，他那会儿说话已经不利索了，舌头打结，我听了好几遍才听明白，他喊的是你小名。”

海哥嘴唇动了动，没出声。他老婆这时候从门口走过来，拽了拽他胳膊，小声说：“长海，节哀，先给爸上炷香吧。”

海哥点点头，从条案上拿起三根香，在蜡烛上点着了，恭恭敬敬鞠了三个躬，把香插进香炉里。香烟细细地往上飘，在昏暗的堂屋里散开。

我站在门边，看着他的背影，想起小时候有一年夏天，大伯带着我俩去村后头的河里摸鱼。大伯卷着裤腿在水里趟，我和海哥在岸上拎着桶。那天摸了不少鲫瓜子，回家大伯亲自下厨炖了一锅，鱼汤奶白奶白的，撒了把香菜，香得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味儿。那会儿大伯才四十出头，腰板挺得直直的，一拍海哥后脑勺就说：“小子，好好念书，别跟爹似的，一辈子跟土坷垃打交道。”后来海哥念到高二就不念了，说要去南方打工，大伯气得抡起笤帚疙瘩追了他半条街，到底没拦住。海哥走那天，大伯蹲在院门口抽了一晚上烟，第二天起来，啥也没说，该下地下地，该喂鸡喂鸡。

这一晃就是二十多年。

“嫂子，你们先歇歇，喝口水。”我妈招呼海哥媳妇，“家里头简陋，别嫌弃。”

“不嫌弃不嫌弃。”那女人摘下墨镜，露出一张保养得不错的脸，笑了笑说，“婶子您太客气了，我们这也是……回来晚了，对不住。”

我听着这话有点不是滋味。村里人都知道，大伯这些年身子骨就不太好，高血压，心脏病，常年吃药。上个月脑梗发作的时候，是隔壁王婶发现的，老头儿倒在院子里，手里还攥着把扫帚，想扫地来着。送到医院就没抢救过来，大夫说太晚了，脑干大面积梗死。村里人帮忙操持后事的时候，翻遍了大伯屋里所有东西，才在炕席底下找到一个旧电话本，上头记着海哥一个手机号，打过去是空号。

这些年，海哥连个电话都没给家里打过。

正想着，外面院门口一阵脚步声，二叔公拄着拐杖进来了，后头跟着我爹，还有几个本家的叔伯。二叔公是村里辈分最高的长辈，快八十了，耳朵有点背，但精神头还行。他进屋先看了眼条案上的骨灰盒，叹口气，然后转头瞅着海哥，上下打量了好几遍。

“长海，”二叔公声音沙哑，“你爹的后事，明天上午下葬，坟地我跟你几个叔伯看好了，就在村西坡上，挨着你爷你奶的坟。你有啥想法没有？”

海哥连忙说：“二叔公，我没啥想法，全听您和各位长辈的安排。该出的钱我出，该办的我都办。”

二叔公点点头，又叹口气：“你爹这辈子不容易，一个人把你拉扯大，供你念书，到头来你连个信儿都没有。他嘴上不说，心里头能不想吗？你倒好，二十多年连家都不回。”

院子里安静了一瞬。海哥低着脑袋，喉结上下滚了两下，声音闷闷的：“二叔公，我对不住我爸。”

“对不住有屁用！”二叔公拐杖往地上墩了一下，“人没了说啥都晚了！你要是早回来两年，你爹兴许还能多活几年！”

我妈赶紧打圆场：“二叔，别说了，长海这不是回来了嘛，人死为大，先把后事办好。”

二叔公哼了一声，没再言语。屋里又安静下来，就听见蜡烛燃烧的细碎噼啪声。海哥媳妇站在一旁，手指头绞着皮包的带子，脸色有点尴尬。

我爹这时候开口了，他是个木讷的人，一辈子不爱说话，这会儿也只是拍了拍海哥的肩膀，说了句：“回来就好，你爸……能看见。”

海哥抬起头，眼睛通红，冲我爹点了点头。我看着他那个样子，心里头也说不上来啥滋味。恨他吧，可他现在站在这，看着也挺可怜的。不恨吧，想起大伯孤零零一个人过了这么多年，逢年过节别人家热热闹闹的，就他一个人对着一台小电视，心里头就又堵得慌。

当天晚上，村里人在老宅院子里摆了几桌饭，算是答谢帮忙操持后事的乡亲。菜是从镇上饭店订的，流水席，大锅炖的肉，热腾腾的，院子里扯了两根电线，挂了个白炽灯泡，飞蛾绕着灯泡扑棱棱地转。海哥端着酒杯挨桌敬酒，说些感谢的话，声音一直有点哑。村里人大多也没为难他，毕竟是白事场合，该给的体面都给。

只有喝多了的赵老三，端着酒杯晃到海哥跟前，拍着他肩膀说：“长海，你小子行啊，在外头发了财，把你爹扔家里不管不问了。你知道你爹咋过的不？冬天舍不得烧煤，屋里跟冰窖似的，手冻得裂口子还去地里刨白菜。你倒好，开着那几十万的车，穿得人模狗样的——”

“老三！”旁边有人拉他，“喝多了就别胡咧咧！”

“我没喝多！”赵老三梗着脖子，“我说的不是实话？咱们一个村的，谁不知道老赵头那日子过得是啥样？他长海要是有点良心，能二十年不回来一趟？”

海哥端着酒杯的手顿了一下，然后仰头把杯子里的酒干了，冲赵老三鞠了个躬，声音发颤：“三叔，您说得对，是我不对。我自罚一杯。”

他又倒了杯酒，一口闷了。他老婆在旁边急得直拽他袖子，被他轻轻挣开了。

我看着他那样子，忽然想起小时候，村里孩子欺负我，海哥替我出头跟人打了一架，鼻血都出来了，回去让大伯知道了，又揍了他一顿。他挨揍的时候一声不吭，第二天鼻青脸肿地还带我去小卖部买冰棍吃。

那会儿的海哥，不是现在这样。

酒席散了之后，帮忙的乡亲各自回家，老宅里就剩我们几家近亲。我妈和他老婆在灶间烧水收拾，我爹和几个叔伯在堂屋里商量明天出殡的事。海哥坐在院子里那棵歪脖子枣树底下，手里捏着根烟，没点，就那么捏着，呆呆地看着天上的月亮。

我拿了瓶水走过去，递给他：“海哥，喝口水吧，你今晚喝了不少。”

他接过去，拧开盖子灌了两口，然后冲我笑了一下，那笑比哭还难看：“小东，你都长这么大了。我记得我走那会儿，你才这么高。”他拿手比划了一下，大概到我腰的位置。

“海哥，你在外头……这些年过得咋样？”我在他旁边蹲下来，问了一句。

他沉默了一会儿，把手里那根烟别到耳朵后头，叹了口气说：“咋说呢，起起落落的。头几年在厂子里打工，后来跟人合伙做生意，赔过也赚过。现在开了个小公司，勉强糊口。你嫂子是那边本地人，我们有个闺女，上初中了。”

“那咋……咋一直没回来呢？”我憋了半天，还是问出来了。

他低下头，用手指头抠着枣树底下的一块碎砖：“头几年是混得不好，没脸回来。后来日子好点了，又……又跟你大伯赌气。我打过几次电话，他一听是我，直接就挂了。再后来，我换过几次号码，就把家里的号丢了。想着等过年有空了再回来看看，拖来拖去，就拖到了现在。”

他说到后面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几乎听不见了。夜风吹过来，枣树叶子哗啦啦地响，月亮挂在天上，又大又圆，照得院子里一片白花花的。堂屋里传出我爹和二叔公说话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听不太清。

“明天下了葬，我打算把你大伯的屋子拾掇拾掇，”我说，“塌不了，但得修修房顶，墙也得补补。”

海哥猛地抬头看我，眼睛里有光闪了一下：“小东，这钱我来出。屋子我来修，你甭管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摆手。

“我知道你不是那个意思。”他打断我，“我是当儿子的，这是我该干的。”

我看着他，没再说什么。他脸上那股子疲惫和愧疚掺在一块，看着让人心里发酸。我想起大伯走的那天晚上，我妈给我打电话，说“你大伯没了”，我骑电动车赶过去的时候，老宅院子里已经亮起了灯，村里人忙前忙后的，大伯就躺在他屋里那张床上，身上盖着白布，安安静静的。那会儿我就想，海哥要是能回来就好了，哪怕就回来见他爹最后一面呢。

第二天一早，出殡。

天刚蒙蒙亮，老宅门口就聚了不少人。棺材是早就备好的，大伯生前给自己准备的，松木的，就搁在柴房里，用油布盖着。村里几个壮劳力把棺材抬出来，放在院子当间，里头铺了新的褥子，然后把骨灰盒搁进去，再盖上红被面。唢呐班子在外头吹起来，曲调凄凄婉婉的，听得人心里头发紧。

海哥穿着孝服，跪在棺材前头，脑袋抵着地，肩膀一抽一抽的。他老婆跪在旁边，手里攥着把纸钱，一张一张往火盆里扔。我妈和我几个婶子站在后头，一边抹眼泪一边念叨着“老赵头走好”之类的。我爹和二叔公张罗着抬棺的人，一条条白布系在棺材上，等会儿要抬着往村西坡走。

送葬的队伍沿着村道慢慢往西走，路两边的庄稼地里玉米已经长到一人多高，叶子绿油油的，风一吹沙沙响。唢呐声和哭声混在一块，惊起了路边树上的几只麻雀，扑棱棱飞远了。海哥走在棺材前头，腰弯得很低，手里捧着大伯的遗像，框子上系着黑纱。他走得慢，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似的，旁边他老婆时不时扶他一把。

到了坟地，坟坑已经挖好了，旁边堆着新翻出来的黄土。棺材落下去的时候，海哥突然扑到坟坑边上，喊了一声“爸”，那声音撕心裂肺的，把周围人都吓了一跳。他老婆和几个人赶紧过去拉他，他死活不起来，两只手抓着坑边的土，指头都抠进泥里去了。

“爸，我对不起你……”他声音抖得厉害，眼泪糊了一脸，“我回来晚了，我真回来晚了……”

我妈在旁边哭出了声，几个婶子也跟着掉眼泪。我站在人群后头，鼻子酸得厉害，使劲仰着头看天，天蓝汪汪的，几朵白云慢悠悠地飘。

最后还是二叔公颤巍巍走过去，拍了拍海哥的背，说：“起来吧，让你爸安安生生地走。你好好活着，就是对他最大的孝顺。”

海哥伏在那儿又待了好一会儿，才被人搀着站起来，孝服上全是泥，脸上也蹭得一道一道的。他站在坟坑边，看着他爹的棺材一点点被黄土盖住，嘴唇哆嗦着，始终没再说出一个字。

填完坟，立了碑，烧了纸，众人磕了头，开始往回走。我走在最后头，回头看了一眼，新坟孤零零地立在坡上，旁边是两座老坟，是我爷我奶的。墓碑是大伯好几年前就立好的，上头的字是他自己找人刻的，“赵德贵”三个字，我看了十几年了，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这名字底下真的埋了个人。

回去的路上，海哥走在我旁边，沉默了很久，忽然说了句：“小东，我想好了，房子我不光要修，还要翻新一下。我想在这住一阵子，陪陪我爸。”

我愣了一下：“你公司那边……”

“有经理盯着，能离开。”他抹了把脸，眼眶还是红的，“我欠我爸二十多年，总得补回来一点。”

我没接话，心里头却有点替他高兴。不管咋说，他能有这个心，大伯在底下也能闭眼了。

接下来那几天，海哥真就在老宅住下了。他花了几千块钱，找了镇上施工队把老宅房顶全掀了重新铺瓦，外墙也抹了水泥，里头重新刮了白墙，地面铺了瓷砖。老宅一天一个样，十来天工夫，就跟换了间新房子似的。村里人路过都夸，说长海这孩子还是有良心，他爹要是活着看见这房子，肯定得高兴。

海哥媳妇住了两天就回南方了，说孩子要开学，她得回去照看。海哥一个人留下来，每天不是跟着施工队干活，就是去他爹坟上坐坐。我有时候下班过去看他，就见他搬个小马扎坐在堂屋门口，叼着根烟，望着院子里那棵枣树出神。

有一天傍晚，我去给他送我妈蒸的馒头，进了院子就看见他蹲在灶间里头，面前摆着大伯那堆老物件：一个搪瓷缸子，上头印着“劳动光荣”的红字，磕掉了几块瓷；一副老花镜，腿儿用胶布缠着；一个半旧的收音机，天线断了一截；还有几本翻得卷了边的老黄历，最后一张是去年的。

他一样一样拿起来看，擦干净，又放下，动作慢吞吞的，跟摸什么宝贝似的。

“海哥，吃饭了。”我把馒头搁在灶台上。

他抬起头，笑了一下，说：“小东，我今天把你大伯那台收音机修好了，就换了个电池，能出声。里头还存着他爱听的戏曲频道，你说他一个人在这屋里，就靠着这玩意儿解闷。”

我站在那，看着他把那台收音机放在灶台角上，拧开开关，里头传出一段咿咿呀呀的京剧，断断续续的，还有杂音。他坐在小马扎上，听着那戏，手搭在膝盖上，背微微佝偻着，那侧影恍惚间跟大伯有点像。

我没打扰他，轻轻退出来，带上了院门。夕阳把老宅的新墙映成暖黄色，枣树上挂着一串串青红相间的枣子，再过个把月就能吃了。我想起大伯以前每年枣子熟了，都会拿竹竿打了分给邻居，留一篮给我家，说“小东爱吃这个”。

人死如灯灭，灯灭了，可光还在人心头亮着。海哥回来得是晚了点，但总算没彻底错过。

老宅翻新的活儿干了小二十天，完工那天，海哥在院子里摆了桌酒，请了村里帮忙的人和我家吃饭。他亲自下厨炒了几个菜，手艺还不错，红烧肉炖得烂乎乎的，土豆丝切得细，拌黄瓜清爽。

酒过三巡，他端着杯子站起来，声音比刚回来那会儿平稳多了：“各位叔伯婶子，兄弟姊妹，我赵长海这么多年没回来，对不住大家，更对不住我爸。这杯酒，我敬大家，也敬我爸。往后，我每年都回来，房子在这儿，根也在这儿。”

他仰头干了，杯子底朝上亮了亮。桌上的人纷纷说好，二叔公也难得露出了笑脸，拍着他肩膀说：“长海，这才像个赵家的子孙。”

酒席散了之后，他送我到院门口，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塞给我：“小东，这钱你拿着，帮我给你妈他们买点东西，我这阵子在这儿，没少麻烦你家。”

“海哥，你这是干啥，我不要。”我推回去。

他硬塞到我手里：“拿着，跟我还客气啥。再说，当年我出去打工的时候，你妈还偷偷给我塞了两百块钱，我一直记着呢。”

我攥着那信封，厚厚一沓，估摸着得有一万块。我看着他，他黑了不少，也瘦了不少，但整个人精神头好了，眉眼间那股子郁结散开了，看着踏实多了。

“海哥，你啥时候走？”我问。

“再待两天，去我爸坟上道个别，然后就回去。”他说，“公司那边也不能撂太久。不过你放心，我说了每年回来，就肯定回来。”

我点了点头：“那行，你路上慢点。”

他笑了笑，拍了我肩膀一下：“小东，你也不小了，赶紧找个对象，别跟我似的，啥都耽误了。”

我被他逗乐了：“海哥你管好你自己吧。”

他哈哈笑了两声，那笑声在秋天的夜风里传出去老远。老宅门口的灯亮着，暖黄的光洒在地上，把他的影子拉得长长的。

他走那天，我请了假去送他。车子停在老宅门口，后备箱里塞满了东西，我妈给他装的腌咸菜、干豆角，还有一袋子新打的小米。他一样没落，全塞进车里，说“婶子给的，必须带着”。

临上车前，他又去堂屋站了一会儿，对着条案上大伯的遗像鞠了三个躬。遗像旁边多了个小相框，是他闺女的一张照片，扎着马尾辫，笑得眉眼弯弯的。海哥说，等寒假了带孩子回来认祖归宗，让爷爷看看孙女儿。

车开出村口的时候，他从车窗探出头，朝我挥了挥手。那辆黑色越野车拐上乡道，扬起一阵尘土，慢慢变小，最后消失在路的尽头。

我站在老槐树底下，掏了根烟点上，吸了一口，烟雾升起来，跟那天香炉里的香烟一样细细的。

村道上有人骑着三轮车经过，车斗里装着半车玉米棒子，金黄黄的，是今年新收的。秋天了，庄稼都熟了，地里的活计忙起来，村子里又是一派热热闹闹的景象。

我忽然觉得，大伯要是还在，看着这满地的收成，看着翻新过的老宅，看着他儿子终于回来了，兴许能笑一笑。他那张遗像上板着的脸，说不定也能松快几分。

人死如灯灭，但活着的人总得把日子往亮处过。

我把烟头掐灭，扔进旁边的垃圾桶，转身往回走。身后的老槐树叶子被风吹得哗哗响，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落了一地碎金子似的。

晚上回家，我跟我妈说起海哥走了的事，我妈一边择菜一边说：“走了好，他还有自己的日子要过。你大伯在天上看着呢，知道他儿子有出息，房子也修了，坟也上了，心里头就踏实了。”

“妈，”我坐在灶台边帮她烧火，“你说海哥以后真能年年回来？”

我妈笑了笑，把择好的菜放进水盆里：“他这次回来，你大伯的坟他都上了，房子也修了，该尽的孝都尽了。人心里头那根弦松了，就啥都顺了。他回不回来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心里有你大伯，有你赵家这个根。”

火苗在灶膛里跳动着，映得我妈脸上的皱纹一道一道的。她沉默了一会儿，又说：“其实你大伯这些年，嘴上不提长海，可心里头一直惦记着。他那台收音机，就是长海走那年买的，听了二十多年。你说他舍不得换，是不是就因为那是长海买的？”

我想起那天在老宅灶间，海哥修好了那台收音机，里头传出的断断续续的戏曲声。大伯守了那台收音机二十年，就跟守着个念想似的。如今念想回来了，他应该也能安心了。

柴火在灶膛里噼啪响着，锅里的水开了，我妈把菜倒进去，滋啦一声，热气腾腾地扑上来。

日子还长着呢，慢慢过吧。

海哥走了之后，日子好像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老宅翻新好了，门窗都刷了漆，院子里那棵枣树也给拾掇了拾掇，枯枝砍掉，底下砌了一圈砖台子，看着齐整多了。村里人路过都多看两眼，说这老宅跟换了户人家似的。

我照常上班下班，在镇上一家门窗厂当技术员，活儿不重，就是耗时间。每天骑着电动车从村到镇，来回二十里地，路边的杨树叶子从绿变黄再落光，一晃眼就入了深秋。

这期间海哥打过两次电话来，头一回是他回去的第三天，报了平安，说公司那边一切正常，让我跟我妈放心。第二回是过了一个来月，问老宅的钥匙放哪儿了，说他月底让朋友路过时帮忙给房子通通风。我告诉他钥匙压在东边窗台底下那块砖缝里，他“嗯”了一声，又顿了顿，问了句：“小东，最近去看你大伯了没？”

我说去了，前几天刚去过，坟头草拔了，又压了把新土。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声音有点低：“辛苦你了。”

“说啥辛苦不辛苦的，我大伯不就是你爸嘛。”我随口说了这么一句，电话那头又安静了，末了他“嗯”了一声，说：“月底我回去一趟。”

我以为他说的是托人回来看看，没想到月底那天，他自己回来了。

那天是周六，下午我正在家帮我爹修三轮车的链条，就听见院门口有人按车喇叭。我探头一瞅，海哥那辆黑色越野车停在我家门口，他下了车，穿了件厚夹克，手插在兜里，冲我咧嘴一乐：“小东，修车呢？”

“海哥？你咋又回来了？”我扔下扳手站起来，有点意外。

“我说了月底回来看看，说话算话。”他走过来，弯腰瞅了眼那辆三轮车，说了句“链条松了，紧一下就行”，然后直起身拍掉手上的灰，“房子好着呢吧？”

“好着呢，上个月下了场大雨，我专门去看过，屋顶不漏。”

他点点头，又问我妈在家不在，我说在家，他就进了院子，跟我妈打了个招呼。我妈正坐在堂屋门口剥花生，看见他回来高兴得不行，赶紧站起来要去做饭，海哥拉住她：“婶儿，你别忙活，我待会儿回老宅自己弄，我就回来住两宿，看看房子，再去我爸坟上待待。”

我妈哪里肯依，硬是留他吃了晚饭才放他走。饭后我去送他回老宅，路过村里小卖部，他进去拎了两瓶白酒和一包花生米，说晚上坐着喝点。

到了老宅门口，他掏出钥匙开门，院里的灯拉亮了，暖黄的光照在新抹的水泥墙上，看着干净亮堂。我陪他在堂屋坐了会儿，他开了瓶酒倒了两个杯子，递给我一杯，自己端了一杯，往条案上他爹遗像的方向举了举，小声说：“爸，我陪你喝一个。”然后仰头抿了一口。

我俩就这么对坐着喝酒，也没太多话。外头起风了，枣树的枝条在窗玻璃上哗啦啦地画着影子。我问他公司那边咋样了，他说还行，今年生意淡一些，但不至于赔钱，能周转开。又说起他闺女，说期中考试成绩出来了，数学考了九十八，语文差一点，九十一，正跟他媳妇闹着要买新手机呢。

“跟我当年一个德性。”他说着笑了一下，喝了口酒，又道，“不过那孩子聪明，比我强。我跟她说，好好念书，别学你爸，高中都没读完就跑出来了。”

我看他脸色有点感慨，就岔开话题，问他这趟回来是不是还有别的事。他瞅了我一眼，把酒杯搁在桌上，从口袋里摸出包烟，递给我一根，自己叼了一根点上，抽了一口才说：“小东，我想把老宅旁边的宅基地买下来。”

我愣了一下：“旁边那块？那不是赵满囤家的吗？”

“我知道。”他吐了口烟，“赵满囤不是前几年搬镇上去了嘛，那房子空了好几年了，我打听过，他想卖。我就琢磨着，把那块地买下来，跟这个院子打通了，再盖两间厢房，以后回来住着宽敞，闺女来了也能有个自个儿的屋。”

他顿了顿，又说：“我是认真的，不是临时起意。我闺女放寒假我打算带她回来，让她看看她爸长大的地方，认认她爷爷的坟。我要是不把这儿拾掇好了，孩子回来住哪儿？住你婶子家也不是个事儿。”

我抽了口烟，琢磨了一下：“满囤叔那人你是知道的，他要价不低。”

“价钱谈过了，我心里有数。”海哥把烟灰弹到地上，“我今天去镇上跟他见了面，他开价八万，我压到六万五，他没说死，说再想想。我明儿再去找他一趟，差不多就成了。”

我心想海哥这是真打算长住了，不是嘴上说说。那块地我清楚，挨着老宅东墙，窄长窄长的，也就百十来个平方，上头长满了荒草，土坯房塌了大半，就剩个框子立在那儿。要是买下来跟这边院子打通，老宅的面积能翻上一倍，确实宽敞得多。

“行，那明儿我请半天假，跟你一块去找满囤叔。”我说。

海哥摆摆手：“不用，你上班要紧，我自己能谈。你就帮我在村里盯着点，有啥动静跟我说就行。”

我没再争，点了点头。

第二天一早我去上班，中午接到海哥电话，说成了，六万五拿下来了，下午去镇上办手续。我挺替他高兴，下了班就骑着电动车往老宅赶，到那儿一看，赵满囤正带着他儿子在搬那破房子里的旧家什，海哥站在旁边帮着搭手，身上灰扑扑的。

看见我来，他咧嘴笑：“小东，搞定了。从今儿起，这半边也是我的了。”

赵满囤拉着我唠了几句，说长海这孩子痛快，谈价不磨叽，钱也到得利索，他本来还担心这破宅基地卖不出去呢。说完就拉着儿子走了。

海哥站在那半塌的土坯墙前面，背着手看了半天，嘴里念叨着：“明儿找推土机来把这儿平了，地基重新打，我画了个草图，盖个两间的平房，中间带个小过厅，跟老宅这边连起来。”

他说着从兜里掏出一张叠得皱巴巴的纸，展开来给我看，上头用铅笔画着歪歪扭扭的平面图，还标注了尺寸。我看着他那认真的样子，心里头热乎乎的。我想起几个月前他刚回来的时候，站在老宅门口那副茫然无措的样子，跟现在判若两人。

打那以后，海哥又在村里住了十来天。他找了推土机把宅基地清了，又找了建筑队来打地基砌墙。那段时间他忙得脚不沾地，早上天不亮就起来去镇上买建材，中午跟工人一块吃盒饭，晚上回来累得倒头就睡。但他精神头足得很，眼睛里带光，嘴里哼着小曲，跟换了个人似的。

我下班了就过去帮着干点零碎活儿，搬砖头、和水泥、递工具，手上磨出几个水泡。海哥看见了，笑我“小细皮嫩肉的不中用”，然后从他那辆车上翻出一副手套扔给我：“戴上，别到时候你妈找我算账。”

我戴上手套接着干，心里头还挺乐意。说不上来为啥，就是看着那片地基一天天往上长，看着海哥忙里忙外的样子，觉得踏实。

有天傍晚干完活，我俩坐在刚砌好的半截墙头上歇脚，一人拿着一瓶矿泉水喝。秋天的太阳落得早，西边天上烧了一大片晚霞，红彤彤的，映着新垒的红砖墙，好看得很。

“海哥，”我拧上瓶盖，转头看他，“你打算以后就在这儿扎根了？”

他想了想，摇摇头：“也不是扎根，就是说到底，我得给我自己留条后路。在外头漂了二十年，房子车子都有了，可心里头总觉得缺了点什么。这趟回来我才明白，缺的就是这么个根。你看这院子，这棵树，这方水土，我爸在这儿活了一辈子，我在这儿长大的，这就是根。把根守住了，走到哪儿心里都不慌。”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看着前方那片晚霞，脸上的表情很平静。我忽然觉得，大伯走这件事，好像把海哥心里头什么东西给震开了，让他一下子想明白了许多事。

新房子主体盖起来的时候已经是十一月中旬了，天气冷了不少，西北风刮得人脸疼。海哥得回去处理公司年底的事务，临走之前把剩下的活儿交代给了建筑队，又专门去他爹坟上待了半个多小时。

我送他到村口，他上车之前从后备箱里拿出一大包东西，说是南方的干货和茶叶，让我带回去给我妈。我接过来，说：“海哥你下回别带了，家里啥都有。”

“家里的是家里的，我买的是我的心意。”他拍了拍我肩膀，“等房子全弄好了，你让你妈搬过来住都行，宽敞。”

我笑着摆手：“拉倒吧，我妈住自己院子住惯了，挪窝她不肯。”

他也没再勉强，上了车，发动引擎，车窗摇下来，冲我说：“小东，帮我照看着点，有啥事给我打电话。年前我肯定再回来一趟，把收尾的活儿干了，年后带闺女回来过年。”

“行，你放心走吧。”我朝他挥手。

车子扬尘而去，我站在村口看着它消失在乡道拐弯的地方，风灌进脖子里，凉飕飕的。我把那包干货夹在腋下，转身往回走，路过老宅的时候特意停了一下。

院门锁着，透过门缝能看见里头那棵枣树光秃秃的枝条，还有新盖的那半边房子的屋脊，红瓦白墙，干干净净。墙根底下堆着没用完的沙子和水泥，盖着油布，等海哥下回回来接着用。

我站了一会儿，听见老宅里头似乎有收音机的声音，细细的，若有若无。我贴着门缝听了听，是戏曲频道，跟上次海哥修好那台收音机里传出来的调子一样。估计是海哥走之前开着没关，收音机里头的电池还有电，自个儿响着呢。

那个声音隔着门板传出来，飘在空荡荡的院子里，就好像大伯还在屋里坐着，听着他的戏，等着天黑了去烧炕。

我缩了缩脖子，转身往家走。风大了，但心里头暖烘烘的。日子一天天过去，老宅一天天变样，海哥也一天天回来了。大伯要是在天有灵，看着这热热乎乎的光景，嘴角那抹往下撇的线条，大概也能往上翘一翘了。

到了腊月中旬，海哥果然如约回来了。这回他不是一个人，后座上坐着他闺女。小姑娘十一二岁的模样，扎着两根麻花辫，穿了件粉色的羽绒服，圆脸蛋，大眼睛，跟海哥媳妇长得一个模子，但笑起来那俩酒窝，活脱脱就是大伯年轻时候的样子。

车停在我家门口的时候，我正帮着我妈挂腊肉。看见那辆熟悉的黑车，我就知道是海哥来了。车门推开，小姑娘先跳下来，站在院子里好奇地四处打量，海哥从驾驶座出来，冲我喊了一嗓子：“小东，把我闺女带来了，快来认认你侄女儿。”

我擦了把手走过去，蹲下来冲小姑娘笑：“你叫啥名儿？”

小姑娘一点都不认生，脆生生地说：“我叫赵暖暖，我爸说你是小东叔叔。”

“对，我就是你小东叔。”我伸手摸了摸她脑袋上的麻花辫，“走，叔带你去看你爸新盖的房子。”

暖暖高兴地蹦了一下，回头拉她爸的手：“爸，快走快走！”

海哥笑着跟在我妈后面进了院子，把带来的年货一样一样往外拿：一大箱海鲜，两瓶好酒，几盒南方点心，还有给他几个叔伯带的围巾手套。我妈一边接一边念叨“花这钱干啥”，但脸上笑得跟朵花似的。

在海哥家吃了午饭，我领着暖暖去看老宅。小姑娘一路上叽叽喳喳的，问这问那：“小东叔，这棵是啥树？”“小东叔，那边的河里有鱼吗？”“小东叔，我爸小时候就在这村子里跑着玩吗？”

我一样样给她讲，她听得津津有味。到了老宅门口，我掏出钥匙开了门，院子里的景象让暖暖“哇”了一声——新盖的两间平房已经全部完工了，外墙刷了米黄色涂料，门窗崭新，铝合金的框子在冬日的阳光下闪着光。老宅这边的墙也重新粉刷过，两边的院子打通连成一片，中间铺了青砖甬道，角落里还砌了个小花坛，等着来年开春种点花花草草。

“爸！这房子好漂亮！”暖暖跑进去，在各个房间之间转来转去，每推开一扇门就要惊呼一声。海哥跟在后头，笑呵呵地给她介绍：“这间给你住，这间是客厅，这间是厨房……”

暖暖跑到堂屋里，看见了条案上大伯的遗像，脚步慢了下来，仰头看了好一会儿，回头问海哥：“爸，这是爷爷吗？”

海哥走过去，蹲下身跟她平视，声音很温和：“对，这就是你爷爷。”

暖暖又看了遗像一眼，小大人似的点点头说：“爷爷长得跟爸有点像，就是比爸瘦。”然后她从兜里掏出一颗糖，小心翼翼地放在遗像前面，“爷爷，这是我给你带的糖，可甜了。”

海哥别过脸去，飞快地擦了一下眼角。我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喉咙里也堵得慌，但心里是热乎的。

那天傍晚，海哥带着暖暖去了一趟村西坡的坟地。我在村口等着，远远看着他们爷儿俩的背影沿着田埂慢慢走，一大一小，在冬日的薄暮里拉出两道长长的影子。暖暖手里举着根糖葫芦，海哥一手插兜一手牵着她，走得不快不慢。

回来的时候暖暖跟我说，她给爷爷磕了三个头，还跟爷爷说了悄悄话。

“啥悄悄话？”我逗她。

她捂着小嘴笑：“不告诉你，这是我跟爷爷的秘密。”

海哥在一旁乐了，揉揉她脑袋：“跟你小东叔还有秘密了？”

“那当然！”暖暖扬着下巴，神气活现的。

到了除夕那天，海哥把暖暖接回南方跟他媳妇团聚了。他走之前照例去了趟坟上，但这次没待太久，十来分钟就下来了。他说该说的话都说了，往后常回来看看就是，不用每次去了都哭丧着脸。

年后开春，海哥又回来了两趟，一趟是清明上坟，一趟是五一假期，带着暖暖和他媳妇一块回来的。他媳妇这回态度跟头一回完全不一样了，帮着收拾屋子做饭，还跟我妈学腌咸菜，说这手艺南方吃不到。暖暖更是喜欢这儿，在村子里交了几个小伙伴，整天跟着在田埂上疯跑，脸蛋晒得黑红黑红的。

老宅院子里的枣树又发了新芽，嫩绿嫩绿的，小花坛里种上了月季和指甲花，墙角还搭了个丝瓜架子。海哥在院子里支了把遮阳伞，伞下摆了张圆桌几把椅子，没事就坐那儿喝茶，看着孩子在院里跑来跑去。

我经常下了班拐过去坐坐，有时候带点凉菜熟食，有时候就空着手去蹭杯茶喝。俩人对坐着，嗑着瓜子扯东扯西，说说村里的事，聊聊他公司的事，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有一天傍晚，我俩又坐在枣树底下喝茶，夕阳把整个院子染成金红色，暖暖在屋里头跟她妈视频，叽叽喳喳的声音隔着窗户传出来。海哥靠在椅背上，眯着眼看着天边那抹晚霞，忽然说了句：“小东，我忽然觉得，我爸走得其实挺是时候。”

我端茶杯的手顿了一下，没接话。

他自顾自往下说：“你别误会，我不是说他走得早好。我是说，他要是再拖几年，等我回来的时候，他可能都不认得我了。他走的时候好歹还能念叨我的名字，还能记着他有个儿子叫长海。我回来的时候，虽然没能见着他最后一面，但起码赶上给他送了终，把该办的事都办了。我心里这个疙瘩，就算解开了一半。”

我沉默了一会儿，喝了口茶，说：“那另一半呢？”

他笑了一下，转头看着我：“另一半，得靠往后慢慢磨。日子过好了，人心就顺了，啥疙瘩都能磨平。”

他端起茶杯跟我碰了一下，瓷杯子碰撞发出清脆的一声响。

院子里，枣树的叶子在晚风里轻轻摇着，收音机搁在窗台上，里头传出咿咿呀呀的唱腔，跟去年秋天我第一次听到的一模一样。只不过这会儿听着，不觉得凄清了，倒觉得有种踏实的暖意，混着茶香和泥土的气息，在暮色里慢慢弥散开来。

日子照常过着，只是老宅不再是那间空荡荡的土坯房了。它有了灯，有了烟火气，有了孩子的笑声，有了一整个春天的生机。

我想起大伯生前那几年，总是一个人搬个小马扎坐在院门口，看着村道上的人来车往，一坐就是大半天。他那会儿在想啥呢？是不是也在盼着某一天，村口那棵老槐树底下，能停下一辆外省牌照的车，车上下来一个人，喊他一声“爸”？

如今，那个人终于回来了。

人死如灯灭，这灯芯灭了，后头的人又点起了新的火苗。风吹不灭，雨浇不熄，就这么一辈一辈地传下去，热热乎乎的。

天暖起来之后，日子过得飞快。清明前后下了几场雨，村西坡上的草疯长，大伯的坟头也冒出了一层绿茸茸的青苔。我上坟的时候碰见二叔公拄着拐杖也在那儿，老头儿弯着腰在拔坟边上的野草，动作慢吞吞的，拔一棵歇一口气。

“二叔公，您咋自己来了？”我连忙过去扶他。

他摆摆手：“不碍事，我还能动弹。你大伯这人爱干净，活着的时候院子扫得一根草刺儿都没有，死了也得让他清清爽爽的。”

我就蹲下来跟他一块拔草。春天的泥土松软，野草的根一拽就出来，带着潮湿的土腥味儿。二叔公拔了一会儿，直起腰捶了捶后背，看着大伯的墓碑说：“德贵啊，你儿子给你修了这么好的坟，你在底下也该咧着嘴乐了。”

碑是新换的，海哥上回清明回来专门从镇上石材厂定的，黑色的大理石，上面的字是烫金的，“赵德贵”三个字比原来那块碑上的清楚多了。碑前头还搁了个小香炉，里头插着几根没烧完的香，是海哥走之前上的。

“长海这趟回来又待了几天？”二叔公问我。

“住了四天，带着孩子跟她媳妇一块儿回来的。”我说，“初五走的，临走把屋里屋外都拾掇了一遍，还给您带了两瓶酒，让我转交呢。”

二叔公哼了一声，嘴角却不自觉地往上翘：“那小子现在会来事了。回头你告诉他，酒我收了，下回回来别光带酒，带点南方的茶叶，我就爱喝那个。”

我应了一声，又拔了几把草，把坟头的浮土拍实了。二叔公拄着拐杖在旁边站着，忽然叹了口气：“你大伯要是能看到今天这光景，不知道该多高兴。他那个人啊，嘴上硬，心里头软。长海走了二十年，他恨了二十年，其实也盼了二十年。”

我没接话，低头看着墓碑前面那几根香燃尽的灰烬，被风吹得打着旋儿散了。我想起有一年冬天，我去给大伯送我妈包的饺子，推开院门看见他坐在灶间门口，面前摆着个火盆，盆里烧着几张黄纸。他见我来了赶紧把火盆往旁边踢了踢，假装在烤火。但我眼尖看见了，那黄纸上头用铅笔歪歪扭扭写着字，我凑近了瞟一眼，好像是“长海”两个字。

大伯是在给他儿子烧纸钱。他嘴上不认这个儿子，可过年过节的，还是忍不住惦着那小子在外面能不能吃上口热乎的。那个火盆底下埋着一层灰，估摸着烧了不是一回两回了，都是背地里偷偷烧的，怕人看见笑话。

我把这事儿藏在心里好多年了，海哥回来之后也没跟他提过。有些事不必说破，他心里明白他爹惦记他就够了。

清明过后下了场透雨，地里的麦苗蹿高了一截，绿油油的一片连着一片，风一吹像铺了层绿毯子。海哥打来电话说公司最近忙得脚打后脑勺，得等到端午才能回来。我说不急，房子我给你看着呢，枣树也发芽了，花坛里的月季打骨朵了，满院子都是绿的。

他在电话那头笑得挺开怀：“行，你帮我看着，等我回去给枣树施肥。”

端午他果然回来了，这回是一个人。暖暖快期末考了，她媳妇不让耽误功课，海哥自己开车回来的，路上跑了十几个小时，到家的时候天都黑透了。我过去看他，他正蹲在院子里扒拉那几棵月季，嘴上念叨着“这个该掐尖了”“那个得搭个架子”，忙活得连口水都顾不上喝。

“海哥你先歇歇，花又不会跑。”我把他拽到遮阳伞底下坐着，给他倒了杯凉白开。

他灌了两口，抹了把嘴，笑呵呵地说：“你不知道，在南方待久了，就想念这点土腥味儿。一回来闻见这味儿，浑身舒坦。”

我俩就在院子里坐着闲聊，他说暖暖这次模拟考考得不错，年级前二十，老师夸她进步大。又说公司接了个新项目，虽然累点但利润可观，干完这一单能歇一阵子，到时候带着全家人回来住个把月。

我听着他说这些，心里头替他高兴。去年秋天他刚回来的时候，整个人是蔫的，说话声音都发沉，眼里头没光。现在不一样了，嗓门亮了，腰板直了，笑起来那眉眼舒展开，跟他爹年轻时一个样。

“对了小东，”他忽然想起来什么，站起来往堂屋走，“我给你看样东西。”

我跟进去，看见他从条案抽屉里翻出来一个旧铁皮盒子，盒盖上印着“牡丹牌”三个字，红底白花，磕碰得坑坑洼洼的。他把盒子打开，里头搁着几样东西：一叠用橡皮筋捆着的信，一个小布包，还有一张黑白照片。

他把照片拿出来递给我。照片不大，边角发黄了，上头是两个年轻小伙子，都穿着白衬衫，站在村口那棵老槐树底下，咧着嘴笑。其中一个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是大伯，也就二十出头的样子，头发浓密，眉目英挺，嘴角上扬着，跟遗像上那副严肃的样子完全两回事。另一个看着眼生，瘦高个，戴了副眼镜。

“这是你大伯跟我干爹。”海哥指着戴眼镜的那个说，“我干爹叫刘永年，跟我爸是从小穿一条裤子长大的。后来他考上大学去了省城，当了老师。我爸留村里种地，但他俩一直有联系。这些信就是刘老师写的。”

他把那叠信解开橡皮筋递给我。信纸也是发黄的，钢笔字写得工工整整，日期都是八几年九几年的。我随手翻了几封，里头说的都是家常话，偶尔问问“长海那小子学习咋样了”“家里收成好不好”之类的。每一封信末尾都写着“常联系，保重身体”，落款是“永年”。

“刘老师现在在哪儿？”我问。

海哥把照片放回盒子里，轻轻盖上盖子：“走了。也是脑梗，比我爸早一年。他儿子在省城，跟我一直有联系。去年我回来之前，专门去了一趟他家，他儿子把这个铁盒子给了我，说这是刘老师生前特意交代的，一定要转交给我。”

他摩挲着那个铁皮盒子表面凹凸不平的漆面，声音低下来：“我看了这些信才知道，我爸这二十年是怎么过来的。刘老师是他这辈子最好的朋友，两个人都走了，这些信是他们来往的唯一念想了。”

我沉默了片刻，把信还给海哥，问：“刘老师的儿子现在咋样？”

“在省城教书，跟他爸一样，也是老师。”海哥把盒子收好，放回抽屉里，“我跟他说好了，下回回来去省城看看他，把他爸的坟也去上一回。我爸跟刘老师做了一辈子的兄弟，我跟他儿子也该接着走动。”

那天晚上海哥留我在老宅吃饭，他炒了盘腊肉焖豆角，又拍了个黄瓜，俩人对着一盘子花生米喝了半瓶白酒。喝到微醺的时候他话多了起来，跟我讲他那些年在南方的事儿。

他说头几年最难熬，十七八岁的小孩儿，什么都不懂，下了火车兜里就剩两百多块钱。在电子厂流水线上站了两年，一天十二个小时，手都被机器磨出了茧子。那会儿过年别人都回家，他不回，因为没钱买车票，也因为跟他爹赌气。大年三十晚上，他一个人在出租屋里煮了包泡面，就着半瓶二锅头，对着窗外的烟花发呆。

“那会儿我就想，等我混出个样来，一定要风风光光地回去，让我爸看看他儿子不是孬种。”他喝了一口酒，苦笑了一下，“结果等我真混出点样子了，又觉得不够好，还想再等等，等做得更大一点。就这么等来等去，等到最后连我爸最后一面都没见着。”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跟前几个月那种自责到颤抖的样子不一样了。像是在讲一件已经过去了的事，虽然心里头还疼，但已经能直面了。

“海哥，都过去了。”我说。

他点点头，端起酒杯跟我碰了一下：“过去了。往后好好过，不辜负你大伯，也不辜负我自己。”

酒喝完了，我扶着墙往回走，夜风带着麦田的青气扑面而来，凉丝丝的。天上的星星密密麻麻，亮晶晶地铺了满天。我抬头看了一会儿，觉得这天跟大伯走的那天晚上一模一样，只是当时我满心都是凄惶，这会儿心里却踏实得很。

端午假结束海哥就走了，走之前把院子里的花浇透了水，又把枣树底下的土松了一遍。他站在院门口回头看了一眼，说：“小东，下回回来就是暑假了，暖暖跟她妈一块儿来，到时候住个痛快。”

我朝他摆手，目送他的车拐出了村口。这回我没有从前那股子不舍了，因为他已经说了要回来，而且我知道他肯定会回来。

夏天来的时候，老宅院子里的枣树挂满了青果子，一串一串的，挤挤挨挨的，看着就喜人。花坛里的月季开了头一茬花，红红粉粉的，招了不少蜜蜂来嗡嗡地转。墙角丝瓜架子上的藤蔓爬到了屋顶，开了一朵朵嫩黄的花，结出了手指长的小丝瓜，嫩生生地垂在那儿。

我妈隔几天就去老宅院子里转转，浇浇花，拔拔草，有时候摘两根丝瓜回来炒着吃。她说海哥这院子拾掇得好，比她家的还齐整。我爹嘴上不说，但每次路过老宅都要往里瞅两眼，嘴角带着笑意。

六月下旬的一天傍晚，我下班回来，远远看见村口老槐树底下停着那辆熟悉的黑车，心里头一喜，加快了电动车油门。到了老宅门口一看，院门大敞着，里头传出来暖暖的笑声：“爸！你看这个丝瓜好长！”

我推门进去，暖暖正踮着脚尖够墙角的那根大丝瓜，海哥站在旁边笑着看，旁边遮阳伞底下坐着个女人在喝茶，听见动静抬头冲我笑了一下——是海哥媳妇，这回没戴墨镜，看着亲切多了。

“小东叔叔！”暖暖回头看见我，撒腿就跑过来，手里攥着两根摘下来的小丝瓜，“你看我摘的！晚上让我爸炒了吃！”

我弯腰接过来，顺手揉了揉她脑袋：“暖暖长高了，也晒黑了。”

“夏天嘛，晒黑点健康！”她大大咧咧地说，又跑去花坛那追蝴蝶了。

海哥走过来，拍了把我肩膀：“回来了。公司那边活儿忙完了，能歇一个月，这回踏实住一阵子。”

他媳妇也站起来跟我打招呼，还递了杯茶给我：“小东，喝口水，一路上热坏了吧。”

我接过茶杯，扫了一眼这个院子——枣树底下的圆桌上搁着一壶茶几碟点心，花坛里开得热闹，丝瓜架上绿荫荫的，暖暖的笑声在院子里头来回撞。海哥穿着一件旧T恤，裤腿卷到膝盖，拖鞋趿拉着，完全一副村里人的模样。

我看着这光景，忽然鼻子有点酸。去年秋天我头一回走进这个院子的时候，这儿还是一片破败，墙皮剥落，窗台积灰，空气里都是潮腐的味道。大伯的骨灰盒搁在幽暗的堂屋里头，两根白蜡烛摇摇晃晃地照着。那时候谁能想到，不到一年光景，这儿能变成这么个热闹的地方。

“想啥呢？”海哥见我愣神，推了我一把。

我回过神，笑了一下：“想你爸要是看见这一院子的人，得多高兴。”

海哥顿了一下，转头看了看堂屋的方向。条案上的遗像隔着窗户看不清楚，但那个位置正对着院子，要是大伯还在，坐在堂屋门槛上往外看，正好能看见孙女追蝴蝶、儿子浇花、儿媳妇喝茶。他生前等了二十年的画面，在他走了之后，一点一点地铺开了。

“他看得见。”海哥声音不高，但很笃定，“他肯定看得见。”

那天晚上海哥在院子里支了烧烤架子，买了羊肉鸡翅和几样蔬菜，炭火点起来，香味顺着晚风飘了半个村子。暖暖满院子跑着给每个人递烤好的肉串，小脸蛋被炭火映得红扑扑的。我爹我妈也被叫来了，二叔公拄着拐杖也来了，一院子的人坐在枣树底下吃烧烤喝啤酒，热热闹闹的。

二叔公举着啤酒杯跟海哥碰了一下，老头儿嗓门大：“长海啊，你爸要是知道家里这么红火，估计得从坟里爬出来喝两杯！”

海哥笑着应道：“那我明儿去坟上给他倒一杯。”

“明儿我也去。”二叔公仰头灌了口酒，“老哥几个在底下待了一年了，该去说说话了。”

暖暖跑过来，手里举着根烤糊了的鸡翅，凑到二叔公跟前：“太爷爷，您吃这个，我烤的！”

二叔公低头看着这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愣了一瞬，然后伸手接过来，咬了一大口，嚼着嚼着眼眶就红了。他把头扭到一边去，偷偷拿袖子擦了一下眼角，回过头来又笑呵呵地说：“好吃，暖暖烤的鸡翅最好吃。”

院子里笑声不断，炭火噼啪地响着，枣树叶子在夜风里沙沙地摇。天上的月亮又圆又亮，照着一院子人的笑脸。我坐在角落里啃着串儿，看着眼前这一派热热闹闹的人间烟火，心里头忽然涌上来一句话：人死如灯灭，但只要活着的人把日子过好了，灯就永远有亮儿。

暑假那一个月，是老宅最热闹的一个月。暖暖在村里交了一大群小伙伴，天天不着家，不是去河里摸鱼就是去田里逮蚂蚱，回来的时候满身泥点子，但笑得见牙不见眼。海哥媳妇也适应了乡下的生活，跟村里的婶子大娘们一块儿去赶集，回来能跟我妈叨叨半天谁家卖的菜新鲜谁家鸡蛋好。

海哥更是闲不住，把院子又重新归置了一遍，在西南角搭了个鸡窝，买了几只小雏鸡养着，说是以后回来能吃上自家鸡蛋。又琢磨着在院墙外边开一小块菜地，种点葱蒜香菜，做饭的时候现拔现吃。

“小东，过两年等暖暖大了，我打算把公司交给经理管，自己退下来。”有一天下午，我俩坐在枣树底下喝茶，海哥忽然说了这么一句。

“退下来？你才四十出头，退啥退。”我端着茶杯看他。

他笑了笑，靠在椅背上，眼睛望着头顶那密密实实的枣树叶子：“不是不干了，就是把担子卸一卸，多腾点时间出来。我这辈子前面二十年跑得太远了，后头的时间想慢下来，在这儿多待待。你看这院子，这菜地，这鸡，不比城里的高楼舒服？”

我没反驳他。我看着他那副闲适的样子，觉得他说的是真心话。海哥在外头漂了那么多年，挣了些钱，也攒了些疲惫。如今找回这个根了，就像一艘船靠了岸，再也不想出远海了。

“那你媳妇能乐意？”我问。

他嘿嘿一乐：“她比我还能适应呢。上回跟我说，等暖暖上大学了，她也想搬回来住，说她看中咱村东头王婶家那片荷塘了，想在边上盖个小楼。”

我跟着笑起来，想象着那片荷塘夏天荷花开的景象，要是真在那儿起了座小楼，推开窗就是满塘的碧叶红花，那日子确实美得很。

暑假过完，海哥一家子回了南方。暖暖走的时候抱着那棵枣树不撒手，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嚷嚷着寒假还要回来。海哥媳妇在旁边又好笑又无奈，拉着哄了半天才给弄上车。

我送他们到村口，暖暖从车窗探出脑袋大喊：“小东叔叔！帮我看着那棵枣树！等枣子熟了给我留一篮子！”

“放心吧！”我也冲她喊，“枣子给你晒成干的存着，等你回来吃！”

车子开走了，扬起的尘土在秋日的阳光下扑腾了一会儿就散了。我看着那辆黑车消失的方向，跟前几回一样，心里头不空。因为我知道，这已经不是“回不回来”的问题了，而是“什么时候回来”。

老宅的院子还留着一家子住过的痕迹：鸡窝里的小雏鸡长大了些，咯咯哒哒地满地跑；花坛边的泥地上印着暖暖的小脚印；遮阳伞下的圆桌上还搁着她忘带走的一根扎头发的皮筋。我站在院子里，听着风声和鸡鸣，觉得这个大院子虽然暂时空下来了，但那股子热乎劲儿还在，像刚烧过的灶膛，余温能暖很久。

秋天是收庄稼的季节，也是村里最忙的时候。我白天上班，晚上回来帮家里干地里的活儿，掰玉米割豆子，累得腰酸背疼。海哥隔三差五打个电话回来，问问庄稼收成咋样，问问枣子红了没有。我说都挺好的，枣子结得密，压得树枝都弯了，等着你回来打。

他在电话那头乐呵呵地说：“快了快了，国庆就回。”

国庆节他真的回来了，这回没带孩子，就一个人。说暖暖跟她妈去外婆家了，他正好回来把院子再弄弄，顺便把菜地开出来。他带了两把新锄头和几包菜种子，一到家就换了衣裳下了地，在院墙外头翻了一整天的土，手上磨出好几个水泡也不在乎。

我下班过去看他，他正蹲在地头往土里撒种，脸上带着汗，太阳晒得他脖梗子红彤彤的，但兴致很高。

“白菜、萝卜、香菜，还有一包菠菜种子，过俩月就能吃了。”他指着那一小片刚翻好的地，满脸都是成就感。

“海哥你慢点干，又不着急。”我蹲在旁边帮他递种子。

“趁着天好赶紧种下去，等过冬的时候就能吃上自个儿种的了。”他头也不抬，“到时候给你家送一筐，纯天然无公害的。”

我笑着摇头，帮他把最后一垄地拍实了。傍晚的时候我俩坐在院墙根底下歇脚，天边一抹火烧云染红了半边天。海哥拧开一瓶水灌了几口，忽然问我：“小东，你有没有想过，要是一直待在村里也挺好的？”

我想了想，说：“想是想过，但外头机会多，年轻人总想出去闯闯。”

他点点头：“这话不假。我当年也是这么想的。不过闯过了，回来了，才知道家里头的好。你年轻，该出去还是要出去，别像我似的，啥都拖到以后再说。”

我说：“我打算今年年后再看看，厂子里最近效益一般，我琢磨着是不是换个地方，去市里找找活儿。”

海哥扭头看我，认真地说：“你要是想去市里，我在那边认识几个朋友，有做装修的，有搞批发的，你先去干着，积累点经验，往后要是想自己干，我还能给你搭把手。”

我心里头一热：“海哥，你不用操心我，我自己能行。”

“我操心你咋了？”他伸手弹了我个脑瓜崩，跟小时候一样，“你是我弟，我不操心你操心谁？再说了，你帮我看了一年房子院子，我帮衬你点不是应该的？”

我捂着脑门乐了，也没再推辞。他这份心意我领了，往后的事慢慢打算就是了。

冬天来了之后，海哥又回来了一趟，是腊月中旬，带着暖暖和她媳妇一块儿回的。这回他们打算在村里过完年再走，行李带了满满一后备箱，光暖暖的玩具就装了一个大纸箱。

老宅的院子彻底热闹起来了。鸡窝里那几只鸡已经长成了大个子，每天能收两三个鸡蛋，暖暖每天早上一睁眼就去鸡窝里摸蛋，摸到了就举着跑满院子嚷嚷。菜地里的小白菜萝卜都收了，海哥媳妇变着花样做饭，什么猪肉炖粉条、醋溜白菜、萝卜丝丸子汤，天天换着吃，吃得我们都胖了一圈。

除夕那天，海哥在堂屋里供了丰盛的祭品，有鱼有肉有饺子，还有暖暖非要摆上去的一盘子水果糖。他带着媳妇闺女在遗像前磕了头上了香，然后一家子围坐在枣树底下的圆桌上吃年夜饭。怕夜里冷，海哥在院子里生了盆炭火，红红的火苗蹿着，把每个人的脸都烤得暖洋洋的。

二叔公也被请来了，老头儿穿了一身新棉袄，精神头倍儿足。酒喝到兴头上，他举着酒杯站起来，对着堂屋的方向喊了一嗓子：“德贵啊！你瞅瞅！你儿孙满堂！热炕头热饭热菜热热闹闹的！你在底下就放心吧！”

暖暖也跟着喊：“爷爷过年好！我给你拜年啦！”她冲着堂屋的方向连磕了三个响头，脑门都磕红了，惹得满院子人哈哈大笑。

那晚的烟花是海哥从镇上买来的，几大箱子，在村口空地上放了个痛快。五颜六色的火光照亮了半个村子，暖暖捂着耳朵又蹦又叫，海哥搂着他媳妇的肩站在旁边，仰头看着天上的花火，嘴角一直往上扬着。

我站在人群后头，手机里录了一段视频，发了条消息给我妈看。我妈回了条语音，声音带着笑意：“你大伯要是在，肯定说‘买恁多炮仗干啥，糟蹋钱’。”

我想象着大伯板着脸说这话的样子，不由也笑了。他嘴上嫌糟蹋钱，可心里头肯定乐意。他等了二十年的团圆，终于在这一年圆上了。

过完年，海哥一家子待到正月十五才走。临走那天天不好，飘着细蒙蒙的雨丝，把老宅的青砖甬道润得发亮。暖暖穿着新买的红棉袄，撑着一把小伞，在院子里跑来跑去舍不得上车。海哥把后备箱塞满了我妈给腌的腊肉咸菜，还有二叔公送的几串红辣椒。

“海哥，你那菜地我给你看着，开春了我帮你翻土。”我撑着伞站在院门口说。

他笑了笑：“行，等我夏天回来种茄子。对了小东，你工作的事考虑得咋样了？”

“年后准备去市里看看。”我说。

他点头：“去吧，趁着年轻。有啥需要帮忙的尽管说。记住，这儿永远是你家，老宅的门你随时能进，你海哥的菜你随便吃。”

我心里一热，冲他使劲点了点头。他拉开车门上了车，暖暖从后窗探出脑袋冲我挥手：“小东叔叔！夏天回来我给你带南方的芒果！”

“好！我等着！”

车子在细雨里慢慢开走了，雨丝把车轮扬起的尘土压了下去，路面干干净净的。我站在老宅院门口，看着那辆黑车一点点变小，拐过村口老槐树，彻底消失了。

我转身推开老宅的院门，走进去。雨幕里，枣树的枝条湿漉漉地垂着，小花坛里去年的月季枯枝还没清理，但根底下已经冒出了紫红色的嫩芽。鸡窝里的鸡们缩在屋檐底下咕咕叫。菜地里刚翻过的土被雨水润透了，散发着好闻的泥土气息。

我从兜里摸出钥匙，堂屋门锁好，然后把钥匙照旧塞进东边窗台底下那块砖缝里。这已经成了习惯，钥匙放那儿，海哥回来自己就能取。窗户里头，大伯的遗像安安静静地立在条案上，外头的光线透过雨幕照进去，把他的脸映得柔和了几分。

我合上院门，锁扣咔嗒一声响。雨还在下着，细细密密的，打在院墙外的树叶子上，沙沙沙沙的，跟唱歌似的。

日子就是这样，一茬一茬的，春种秋收，人来人往。大伯不在了，老宅却活了，海哥回来了，暖暖也会一年年长大。这根扎下去了，就再也不会断了。

我撑着伞沿着村道往家走，路两边的田地里，雨水浸润着刚刚苏醒的土地，能闻见草芽和泥巴混合的味道。再过些日子，等惊蛰过了，等燕子回来了，等枣树发了新叶，海哥就又要回来了。到那时候，一院子的人，一院子的笑声，一院子的烟火气，热热乎乎地又铺开了。

人死如灯灭。灭了一盏，还有一盏。只要有人念着，有人记着，有人把日子往好了过，那光亮就永远在。

我走回家的时候，我妈正站在灶间门口往外张望，看见我回来，笑着喊了一句：“衣裳湿了没？快进来喝碗姜汤！”

我收了伞，一头钻进屋里去。灶膛里的火烧得正旺，热气腾腾的，把整个屋子都烘得暖融融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