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桌

二叔升副局长的第一顿饭，是在城里最好的酒店摆的。

那天下午，我正开车去接我爸。车刚拐进胡同口，就看见他站在老槐树底下等我，穿了件藏蓝色的夹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手里还拎着两瓶酒。酒是用红塑料袋装的，我一眼就认出是他在床底下的箱子里压了好几年的汾酒。我摇下车窗喊他：“爸，上车。”他眯着眼笑，弯下腰把酒放进后座，说：“这是给你二叔带的，他爱喝这个。”我“嗯”了一声，没说话。我知道我爸对二叔的事，向来上心得很。

酒店叫“金满堂”，门脸气派，霓虹灯做的招牌白天也亮着，光一明一灭地闪。门口立着两个穿红旗袍的迎宾小姐，见了人就鞠躬。我爸下了车，站在旋转门外头，抬头看了看那招牌，又低头看看自己的鞋。那双皮鞋是新的，黑亮黑亮的，可他走起路来有点不自然，像是脚后跟踩着沙子。我妈走得早，这些年家里里外外都是他一个人操持。他当了二十多年小学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辈子字，口袋里没存下几个钱，唯一拿得出手的，也就是个“体面”罢了。今天他格外在意这个体面，一路上都把腰挺得板板的。

我们上到三楼，包间门口已经围了一堆人。二叔站在正中间，穿着一身灰西装，头发油光水滑，正跟几个面生的人握手寒暄。二婶在旁边招呼女眷，珠光宝气的，手腕上的镯子晃来晃去。我堂弟小峰靠在墙边玩手机，看见我们来了，抬了抬眼皮，没动弹。二叔看见我爸，笑着迎上来，说：“大哥来了，快进去坐。”他握我爸手的时候，另一只手还插在裤兜里。我爸把手里的酒递过去，说：“老二，恭喜你。”二叔接过来掂了掂，笑了笑，说：“大哥来就来嘛，还带什么东西。”说着把酒随手递给了旁边一个年轻人，那人接过去，像拎着件什么不值钱的物什，转身走了。

包间很大，正中一张能坐二十人的大圆桌，桌心摆着一大束鲜花。靠墙还有一张小方桌，上面铺着红布，摆着几副碗筷和几瓶果汁。我扫了一眼，那小方桌明显是临时加的，桌面矮，配的凳子也矮，花花绿绿的，一看就是给小孩坐的。我当时没在意，以为来的人多，大人一桌坐不下，给孩子们单开了一桌。我爸也没说什么，跟着人流往大圆桌那边走。他走到一个空位前，刚要坐，二婶过来了，笑眯眯地拉住他的胳膊，说：“大哥，今儿人多，挤不下。您跟小军去那边坐，行不？”她说得客气，声音不小，周围几个人都听见了。我爸愣了一下，脸上的笑还挂着，却僵了僵。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那小方桌，慢慢地点了点头，说：“行，坐哪儿都行。”他往小方桌走，脚步有些拖沓。我站在他身后，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

那小方桌边已经坐了几个孩子，最大的十来岁，小的还坐不住，在椅子上扭来扭去。桌面上摆着几碟小零食，旺旺雪饼、果冻、瓜子。我爸走过去，弯下腰，费了点劲才在矮凳子上坐下来。他那双新皮鞋杵在桌子底下，显得特别长。他抬头看见我，冲我笑了笑，说：“小军，你去找个位子坐，别管我。”我喉头发紧，想说什么，又觉得场合不对。我看了看大圆桌，那里还空着好几个位子。我刚要过去，二叔又过来了，拉了我一把，说：“小军啊，你坐那边，那边年轻人多，好说话。”他指的是小峰那桌，在大圆桌旁边，是另外加的一桌，坐的都是跟小峰一辈的年轻人。我站住了，没挪步。我看了看我爸，他一个人坐在那堆孩子中间，显得又小又突兀。他还在笑，冲我摆手，意思是让我别管他。可他笑得越自然，我心里越难受。

人到齐了。二叔走到主位坐下，清了清嗓子，开始讲话。他说感谢各位领导、各位亲友来捧场，说这次能提副局长，多亏组织信任、领导培养，也说离不开家里人的支持。他说话的时候，眼睛扫过我爸，像扫过一个不相关的人。我爸坐在小孩桌那儿，捧着一杯果汁，小口小口地喝着。他周围的孩子在打闹，果汁洒了，滴在他裤腿上。他低头擦了擦，没吭声。

菜上来了。大圆桌上一道一道的硬菜，转盘转得飞快，油亮亮的海参、大虾、甲鱼，冒着热气。小孩桌上只有几碗甜汤，还有几碟早就端上来的凉菜。服务员过来，给我爸添了碗饭。他接了，说声谢谢。他开始吃饭，低着头，一口一口地扒拉着。我坐在年轻人的桌上，目光一直追着他。我看见他伸手去够那盘没人动的凉拌黄瓜，够了两下没够着，又缩回了手。旁边的孩子们在抢果冻，有一个把他的筷子碰掉了，他弯腰去捡，起来时脸有点红。我的手指在桌下攥紧了，指节发白。

酒过三巡，该敬酒了。我站起来，拿了瓶白酒，往大圆桌那边走。二叔看见我，笑着招手，说：“小军，过来坐，跟二叔喝一杯。”我没坐。我倒满了一杯酒，端起来，走到二叔跟前。桌上的人都看着我。我爸也看见了我，他在小孩桌上直起身子，眼睛直直地望过来。我知道他怕我闹，怕我让二叔下不来台。可我偏要闹。这口气，我忍不了。

我举起杯，声音不高不低，刚好让全桌都听见。我说：“二叔，恭喜您升副局长。今天这酒，我先敬您一杯。”二叔哈哈一笑，端起杯子，说：“好小子，有出息。”我摆摆手，没让他喝，继续说：“可我有个事儿，想跟二叔打听打听。”他笑容收了半分，看着我，说：“什么事？”我说：“听说省里下周巡视组要来咱这儿，是真的不？”话音刚落，包间里安静了下来，像被人突然按了静音键。二叔端酒杯的手僵在半空中，脸上的笑没退干净，又添了一层说不清的东西。旁边几个人面面相觑，有人低头喝茶，有人拿餐巾擦嘴。二婶的脸色也变了，她瞪了我一眼，又看向二叔。

我接着说：“我一个同学在省里工作，说这次是专项巡视，重点就查新提拔的干部。二叔，您刚上任，得多注意身体。”我笑了笑，把杯子往前递了递，跟二叔的杯子碰了一下。他下意识地“嗯”了一声，酒洒出来一点，滴在他那件灰西装的袖口上。我没再说话，仰头把酒干了，然后转身往回走。路过小孩桌的时候，我把我爸扶了起来，说：“爸，咱回家。”他愣住了，手里的筷子还没放下。我把他手里的筷子接过来，放在桌上，拉着他往外走。他跟着我，有些踉跄。走到包间门口，我回头看了一眼。二叔还站在那儿，酒杯捏在手里，脸色难看得像输了钱。满桌子的人，没一个吭声。

出了酒店门，风一吹，我才发现自己后背上全是汗。我爸跟在我身后，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声不响。我打开车门，让他上车。他坐进去，双手放在膝盖上，眼睛望着前面。我发动车子，往家开。路上，他小声说：“小军，你不该说那些话。”我说：“我不说，这顿饭咱吃得下去吗？他把你当什么了？把你当小孩桌的人。”我爸不说话了。过了好一会儿，他叹了口气，说：“他毕竟是你二叔，是副局长。”我握方向盘的手紧了紧，说：“正因为他是我二叔，才更不能这么对您。”我爸扭过头，看着窗外。我看到他的眼角有点湿，灯光照过来，亮晶晶的。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想起我妈走的那年，我爸一个人拉扯我，白天上课，晚上回家批作业，深夜还给人补课挣点外快。二叔那时候在镇上的农机站上班，比我家宽裕得多，可他从没帮过我家什么。过年去爷爷家，二叔总坐在上首，我爸在灶房忙前忙后。蒸好的鱼端上桌，我爸伸筷子去夹，二婶总会开玩笑似的说：“大哥吃那块，那块刺少。”我爸就讪讪地笑，把筷子收回来。那时候我小，不懂这些弯弯绕绕。现在我才明白，那一声声“大哥”，那些笑容和客气里，藏着多少轻慢。

一个月后，巡视组果然来了。先是进驻市里，后来延伸到了县里。那段日子，我爸天天守着电视看新闻。县城不大，消息传得快，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二叔被找去谈话了，有人说二叔单位的账被翻了个底朝天，还有人说二叔半夜给人打电话，声音都在抖。我爸什么也不信，他只说：“你二叔应该没事。”我知道，他嘴上这么说，心里还是担心的。毕竟是亲兄弟，打断骨头连着筋。可有些事，不是谁担心就能躲过去的。

春节前，二叔被免职了。听说是因为在副局长考察公示期间，有人举报了他在农机站负责的几笔账目。巡视组查下来，发现有一笔三十多万的款项去向不明。二叔被调离了原岗位，去了一个清闲部门。消息传开，村里人都说，老赵家那个当官的栽了。我爸听了，坐在堂屋里抽了一下午的闷烟。我没劝他。这事从头到尾，怪不着我，也怪不着别人。要怪，只能怪二叔自己。

二叔被免职后，我见过他一次。是在爷爷的忌日，全家人去上坟。他穿着一件旧棉袄，胡子拉碴的，站在人群里，缩着肩膀。我爸走过去，递给他一支烟。他接过来，低着头，手指在抖。兄弟俩站在风里，谁也没说话。那一刻，我有点心软。可想到那天小孩桌上他那副笑脸，那点心软又散了。我不是圣人，做不到毫无芥蒂。

后来，我爸跟我说：“一家人，没什么过不去的。”我看着他花白的头发，没反驳。我知道，对他来说，亲情比什么都重。他可以忍受被人当作小孩桌上的陪衬，却不肯跟自己的亲弟弟翻脸。这就是他的活法，窝囊，也善良。我没办法替他讨回所有的公道，可至少，我让他在那场饭局上，挺直了一回腰杆。

那瓶汾酒，二叔后来托人送了回来。我爸又把它放回了床底下的箱子里。他说，等他再升一次官，再拿出来喝。可我们心里都清楚，这辈子怕是等不到了。那瓶酒就那么在床底下搁着，落了灰，像一段被时间封存的心事，再也无人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