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心理结构》原名《甘えの構造》(俗称《撒娇的结构》),是日本精神科医生土居健郎1971年出版的文化心理学经典著作抖音百科。作者结合留美时的跨文化冲击、临床精神医学经验,提炼核心概念“甘え(依赖 / 撒娇)”,把婴儿渴求母亲包容、渴望与他人融为一体的心理原型,用来解读日本人的人际关系、义理人情、内外有别的社交模式与部分精神病理现象;对比西方强调个体界限的思维,剖析这种依赖心理在日本社会的利弊,同时探讨现代社会转型之下该心理模式遭遇的冲突与困境。
第二章 彼此依赖的社会
内与外
日本人用“内”、“外”来区别人际关系,其标志之一,便是该不该客气。不须讲什么客套的自然是自家人,属于“内”;“义理”关系之间需要礼节那便属于“外”。但这也并不绝对化,有时把“义理”关系的亲朋好友看成“内”,而以礼相待,或不需讲客套的人可以统统看作是“外”。总而言之,区别“内”、“外”的标准是看讲什么样的礼节,这是日本人皆知的社会常识,人们不希望对“内”对“外”走向极端。比如“窝里横”的人,在家专横霸道,不讲道理,出了门却是一副知书达理正人君子的模样,所谓“在家逞英雄,出外是狗熊”这些俗语都多少带有讥讽的意思。另外,还有一种人,他们与左邻右舍、上上下下都相处得很融洽,但对陌生人或平时与己无关的人便摆出趾高气扬、目空一切的傲慢态度。所谓“出门在外,无所顾忌”就是说在家门口时,出出进进均礼貌待人,谨言慎行,一旦到了异国他地,便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日本人的这种习惯曾多次遭受外国人的非难和指责。
“内”与“外”的判断标准、内容亦不尽同。如果我们把各种人际关系看作一个圆圈,其内侧是自家人,不需要讲什么客套,其外侧是他人,与己无关,不用去考虑如何以礼相待。这样一来,内侧与外侧虽然位置不同,但在不讲客套这一点上则是一样的。当然,对自家人是全面依赖,不需要任何客套,而对他人不讲礼节,则是因彼此相隔太远,与依赖无关,没有必要去考虑如何交往。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人对内与对外的态度完全不同。一般事无巨细都得要家人照顾的人,往往出了门爱摆出一副天下唯我独尊的面孔,这一现象与前面例举的“食”、“吞”、“舔”等动词亦有关联,简而言之,平时惯于依赖的人一旦失去了这种环境,就会一反常态,判若他人。
刚才提到,大多数日本人都知道礼貌礼节是因人而异的,内外有别是理所当然的,不以为对内随随便便,在外谨慎行事有什么矛盾或是属于虚伪的行为。一贯安分守己、行动规矩的人,出门在外稍有不轨之迹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日本人的行动准则就是内外有别,大家不会为此自寻烦恼。当然这只限于“内”“外”之别一目了然的场合,一旦界限模糊时就会出现各种问题。比如我在“义理与人情”一节中提到,在忠孝不能两全时人们就很难处置其间的矛盾,此时必须两者择一,付诸行动,当事者往往会陷入极度的痛苦状态。
还要强调一点的是日语的“内”一般说的是家庭内部,或是同伙,或指个人所属的某个集团,不同英语的“个人权利”,专指个人本身。在日本不存在脱离集团的个人权利,不愿承认个人有什么统一的人格价值。前边已讲过,日本从来就缺少积极维护个人隐私之概念,故难以全面接受西方的自由观念。
进而言之,在日本既没有确立脱离集体的个人自由,更缺乏超越集团或个人的所谓“公共精神”。日本人把生活空间分为“内”与“外”,内外的行为规范不是一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在需要重礼节、讲客套的时候,日本人行为举止很有理性;在不需要讲客套的外部世界,才意识到“内”的范畴,但它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公共精神。区别内与外的界线一般由个人所定,这是社会所认可的,所以日本不存在培养公共精神的土壤。内外之别虽然很明显,但公私界线却模糊不清,以至公私不分、假公济私的丑闻经常见报。另外,在日本,学阀、藩阀、姻亲门阀(妻党、裙带关系)、财阀、军阀等长期以来专横跋扈,最终结成政治势力也是其原因之一。当然结党成派并非日本的专利品,内外之别也不是日本人发明创造的,它们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是至少在欧美社会,有超越集团的个人主义精神和公共精神来遏制这种现象。
在传统的日本社会,与欧美“公共精神”的社会机能相对应的是“公家”及“本家”。“公家”本来代表皇室,所以不管是“公家”还是“本家”都属于正统的派阀,它不可能超越派阀,代表真正的公共精神。为了把最正统的“公家”拉做靠山,各派阀之间的争斗永远不会休止。不过“公家”也并不允许某一派阀不断扩大势力以达到独裁专制,这在某种意义上起到了遏制派阀相互争斗的作用,所以翻译公共精神(public spirit)时用了“公家”这个词。直到二次大战后,“公家”才取代了皇室的意思,西方原本的公共精神得以广泛深入的议论。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日本人的心底里,并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公家”意识,二战后皇室退出了政治舞台,日本的政治虽受各派系政党所支配,其中最大的派系依然代表着“公家”。派阀争斗不仅限于执政党与其他党派之间,而且也出现在反政府运动的组织中,所谓“内部肃清”就是“全共斗”内部的派系争斗。在日本人的精神生活中,无处不有派系意识在作怪,任何一个地方又都有各自的“小天皇”。它告诉我们,日本人始终以内外之别作为行动标准,他们既未能确立真正的个人自由主义,亦不能具备西方式的公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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