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6.08.28
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刚刚迎来46岁生日。从当年那个毗邻香港的边陲小镇，到如今的国际化大都市，这座“奇迹之城”用不到半个世纪走完了西方上百年的工业化历程。就在生日当天，深圳人形机器人在北京跑出了百米8.64秒的“新深圳速度”——这座城市的46岁，依然奔跑在技术最前沿。
在为深圳庆生之际，我们特别选择了这篇郑永年教授为《深圳：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摇篮》一书所作的序言。本文直面一个核心命题：以AI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重塑全球经济与大国竞争格局，而深圳凭什么成为这场革命的“摇篮”和“主阵地”？
当AI重新定义生产力，如何引领粤港澳大湾区乃至中国科创产业的发展在大国科技竞争中成为领头羊？深圳的故事才刚刚翻到新的一页，正如书中所言，“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深圳的未来，值得期待。
今天，我们正置身于以人工智能（AI）为核心的第四次产业革命浪潮中。这场革命不仅重塑着世界经济格局，更重新定义了大国竞争的规则。一般认为，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兴起，源于信息技术、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的深度融合，其中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扮演着决定性角色。AI不仅是单一技术的突破，更是一种“通用目的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它具有渗透性和颠覆性，能够驱动各行各业转型升级。从智能制造到智慧城市，从医疗健康到金融服务，AI正成为生产力提升和创新的核心引擎。其重要性在于，它超越了前三次产业革命的范畴，通过数据驱动和算法优化，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自动化和智能化，从而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当然，人工智能革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提升了生产效率、降低了成本，并催生了新产业和新就业形态，预计到2030年，AI将为全球GDP贡献高达15万亿美元；另一方面，它也加剧了不平等和数字鸿沟，导致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和国际力量重组。在国际格局上，AI正重塑大国竞争态势。我多次强调，在世界范围内，人工智能时代的大国竞争主要集中在中美两国。美国凭借其技术先发优势、资本实力和全球创新网络，试图维持科技霸权地位；而中国通过国家战略（如“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和市场规模，正快速追赶。人工智能时代，正在形成“两超多强”的格局。这种竞争不仅体现在技术领域，还扩展到标准制定、数据治理和地缘政治层面，可能引发新一轮“科技冷战”或“数字铁幕”。
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工作人员对人形机器人Walker X进行测试（图源：新华社）
就中美两国内部而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也高度集中，呈现出明显的区域集群效应。在美国，AI创新主要分布在西部的硅谷（旧金山湾区）和东部的纽约湾区。硅谷作为全球AI研发的中心，聚集了谷歌、苹果、Facebook等科技巨头以及斯坦福大学等顶尖学府，形成了“技术-资本-人才”的生态闭环；纽约湾区则以其金融科技（Fin Tech）和AI应用优势，成为另一个重要枢纽。相比之下，中国的AI发展主要集中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粤港澳大湾区（如深圳、广州）依托硬件制造和创新创业环境，成为AI产业化基地；长三角（如上海、杭州）凭借高校资源和金融支持，侧重于AI研发和商业应用；京津冀（如北京）则以中关村为核心，拥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学府和中国科学院等研究机构，是国家AI战略的策源地。这种区域分布反映了资源集聚和政策导向的作用，但也带来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挑战。
总而言之，理解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源起与发展，必须从国际层面入手，全面把握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国际竞争的总体格局。因为人工智能革命不是孤立的国内现象，而是全球性变革的一部分。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在全球语境中解析和定位：一方面，中国应坚持开放合作，吸收国际先进经验，避免技术孤立；另一方面，需要加强自主创新，应对美国的技术遏制，并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挥更大作用。未来，AI将继续深化世界经济整合与国际格局重构，中国唯有以更广阔的视野参与其中，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治理的共赢。
本书以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深圳作为案例分析的样本，力图在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大背景下全面解析深圳的发展。这是一项颇具挑战的研究课题。第四次产业革命是一个复杂的宏观命题，而深圳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典型案例，其发展则是一个高度具象化的微观案例。如何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从深圳的产业变革折射出中国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中的定位，达到以小见大、一叶知秋的效果，无疑是一项意义重大同时也颇具挑战的工作。为了做好这项研究工作，本书从四个维度出发，将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宏大叙事与深圳特区改革、开放、创新的微观故事相结合，为所有关注中国发展的国内外同仁提供新的视角与素材。
第一篇为“新时代”。作为开篇，本书从三个方面全面阐述了本书写作的时代背景。一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与发展，尤其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变革对全球经济、政治以及人类社会产生的重要影响，以及中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中的发展与定位。二是中国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变革以及发展以科技创新为原动力的新质生产力的原因。我们对传统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逐一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指出了中国为什么需要借助第四次产业革命的“东风”，尽快实现增长动能的转换。三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大国科技竞争格局产生的影响。正如我们前文所指出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蓬勃兴起的背景下，大国科技竞争愈发显著地聚焦为中美两国的科技竞争，在人工智能时代，全球科技竞争呈现出“两超多强”的格局。我们需要从国际视角切入，对科技革命如何重塑全球创新版图、主要国家科技战略布局的差异化路径、竞争焦点技术领域的战略博弈态势以及技术竞争的时代特征与未来趋势这些问题做深入的分析，这是深刻理解深圳乃至中国如何引领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前提条件。本书在第一篇对这些基础性问题进行了介绍与分析，以期为读者展示一幅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全景图。
第二篇我们将其命名为“新认识”。之所以做这样的设计，一个主要的考量是确立本书的理论框架，即我们如何在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宏大背景与深圳的创新发展这一微观叙事之间建立起逻辑关系，我们需要具有解释力和说服力的理论分析框架。本篇基于近年来我提出的几个主要的理论观点，搭建起一个贯通宏观与微观的理论框架。一是高质量发展的新“三大法宝”。我曾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中国需要以改革、开放、创新这新“三大法宝”，实现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本书从全面深化改革释放增长新动能、以制度型开放重塑内生增长模式、以多层次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三个方面，对我的这一观点进行了深入阐述，从而为下文我们阐述深圳如何引领第四次产业革命做了理论铺垫与阐释。二是驱动增长的新“三驾马车”。新“三驾马车”是新“三大法宝”的具象化。我们认为，中国只有构建起开放的人才与科教系统、开放的企业系统以及开放的金融系统，才能够真正建立起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础，引领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发展。这既是我们对美国等全球科技创新强国经验的梳理，也是基于深圳四十余年来科技创新实践的总结。三是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这是近年来我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深圳只有内嵌于粤港澳大湾区这一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才能够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我们从概念源起、内涵阐述、特征分析、国别经验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的短板及应对举措等方面出发，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全面阐释，以期为解读深圳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三篇是“新定位”。从这一篇开始，本书进入具体的深圳实践。众所周知，从毗邻香港的边陲小镇跃升为辐射全球的创新引擎，深圳用45年完成了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并联式”跨越，突破传统发达国家顺序发展的“串联式”过程。这种“时空压缩”式发展的成功关键是什么？放眼全球，像深圳这样完成跨越式发展的城市屈指可数。这背后是国家改革开放的判断力和领导力，深圳的成就既得益于经济特区建立带来的政策红利，也是几代深圳人不懈努力的结果。深圳经验的核心是利用市场和要素驱动社会发展和进步，发展经济、持续不断地发展制造业，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民生。我们认为，深圳发展45年的最大经验就是“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活力社会”这三个结构性因素的有机结合。为此，我们在这一篇中，首先从有为政府出发，对深圳发展的政策定位进行了深入解读。一是“新时代经济特区”。我们简要回顾了我国经济特区发展的历史，在此基础上梳理了深圳经济特区的定位与发展、独特经验与精神，以及在新时代的新任务。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从“先行先试”到“先行示范”，一词之差折射出新时代深圳创新发展面临的新任务和新挑战，我们深入解读了“五位一体”的含义，指出需要将“深圳经验”升华到“深圳理念”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三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我们从粤港澳大湾区的历史沿革与发展定位出发，分析了国家战略下深圳的核心定位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的成就与未来。这三项政策定位，是我们理解“有为政府”如何在深圳崛起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基础。
深圳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图源：新华社）
第四篇为“新探索”。在这一篇中，我们试图从有效市场和活力社会的角度出发，探索深圳是如何整合“政府”与“市场”两种力量，尤其是如何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从而在第四次产业革命兴起的浪潮中争得先机、实现赶超式发展的。一是寻求制度改革的新突破。制度是重要的生产要素，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人类行为。深圳改革的突破口就是不断寻求制度创新，这一点在科技产业发展方面尤为明显。我们从优化科技创新制度、深化产业发展制度、提升对外开放制度以及完善社会治理制度四个方面，对深圳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推动科技产业发展进行了深入分析。二是抓住科技创新的“牛鼻子”。制度是“软要素”，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不仅需要“软要素”，更要有“硬实力”。深圳在打造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的“硬实力”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包括但不限于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创新策源地、半导体产业集群效应显著、构筑生物医药产业新高地、加冕“中国新能源汽车第一城”以及打造“数治”和“智治”型城市。三是科创金融与现代产业体系建设。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科创产业发展尤为依赖现代金融体系的扶持。我们从构建面向未来的多元化科创金融体系、强化科技基础设施与创新平台金融支撑、打造梯度化全链条科技金融服务生态、提升金融科技赋能现代产业体系效能以及完善风险投资与科技成果转化机制这五个方面，对科创与金融融合发展的深圳经验进行了梳理与总结。四是以人才战略夯实发展基础。深圳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科创产业的崛起与高端人才的聚集密不可分，深圳的人才政策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从核心举措、培养机制、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以及打造国际一流人才生态圈等不同方面，对深圳的人才战略进行了全方位的阐述，这是我们解读深圳奇迹的一个重要视角。
我们将全书收尾的第五篇命名为“新希望”，旨在从“将来时”的角度呈现深圳创新发展的图景。总体来看：一是人工智能产业的深圳愿景。人工智能是驱动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核心技术之一，我们对深圳人工智能领域的总体规划蓝图进行了梳理，进一步聚焦了深圳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方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深圳如何实现从“工业第一城”到具身智能基地的“华丽转身”。二是城市生态建设的深圳范式。深圳科技的创新与快速发展是有温度的，这也是“活力社会”这一深圳经验的重要体现。我们从城市建设与发展的角度出发，对深圳的城市建设进行了展望，包括生态理念的创新实践、生态治理体系的制度保障、绿色产业与生态经济的发展以及未来城市生态发展的新路径。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圳实践。深圳是中国的深圳，也是世界的深圳。深圳是中国式现代化最具典型意义的案例与样本，也为中国式现代化经验的普适性做了最好的注脚。
本书的最后，我们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维度，对深圳因何能够成为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摇篮，进而引领粤港澳大湾区乃至中国科创产业的发展，进行了理论总结与升华。我们认为，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传统模式的局限，开创了“开源范式”———强调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与和平共享性，以“五位一体”的宏伟蓝图，致力于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共同富裕、物质精神协调、人与自然和谐以及和平发展。这一范式摒弃了“闭源”的排他性，倡导“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包容智慧，既注重自身独立发展，也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一宏大叙事中，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设成为国家竞争力和经济韧性的关键支撑，其“全、大、多、密、强”的特征，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底座。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与奇迹之城，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开源范式”的成功范例。深圳以其惊人的发展活力、卓越的产业成就和持续的制度创新，生动诠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与路径。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深圳发展的故事已成过往，如何立足当下、直面未来，继续书写深圳的传奇并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需要一代又一代深圳人、中国人深入思考、敏捷行动。我们写作这本书的初衷正是标记深圳发展的历史方位，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前景，鼓舞和激励更多人关注特区的发展，加入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和讨论中，汇聚思想的力量，更好地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
《深圳：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摇篮》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郑永年 王达 著
作者简介
郑永年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学勤讲座教授、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国际关系、外交政策、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影响研究。先后出版著作百余部，其中英文专著十余部。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2024-2025年被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国际权威学术出版社爱思唯尔评为“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
王达
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客座教授，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国家发展与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主要从事国际金融、中美经济关系研究。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六十余篇，主持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荣获美国“百人会英才奖”和德国“联邦总理奖”，并入选中美“富布赖特”访问学者项目。
本书亮点
本书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宏大叙事与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创新的微观故事相结合，为关注中国发展的国内外同仁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素材。
本书全面阐述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代背景，以"新三大法宝""新三驾马车""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三个核心概念为支点构建了新的分析框架，从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活力社会三个结构性因素出发，解析了深圳发展的政策定位，以及深圳是如何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兴起的浪潮中争得先机、实现赶超式发展的。
本书呈现了深圳创新发展的未来图景，并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维度，对深圳因何能够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摇篮，进而引领粤港澳大湾区乃至中国科创产业的发展，进行了理论总结与升华。
GBA Review 新传媒
排版 | 许梓烽
初审 | 覃筱靖
终审｜冯箫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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