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秋，浙江绍兴、诸暨一带战火蔓延，包村青年包立身在村中召集乡民，后来组织起被称为“白头军”的地方武装。关于这场战事的兵力、伤亡和遗骨数量，地方记载与民间传说相互交织，但包村长期抵抗太平军，确是浙东战乱中极具代表性的一幕。
包村位于绍兴与诸暨之间，包姓居民较多，村落周围河港交错，田地、土丘和道路构成了天然屏障。太平军进入浙江后，沿线州县屡遭兵火，百姓纷纷逃难。对普通人而言，守住村庄不仅是保住房屋，更是保住粮食、亲族和最后一块可以落脚的地方。
包立身当时年纪不大，却有很强的号召力。他借助民间信仰聚拢人心，号称“白衣大仙”降世，要求乡民穿白衣、戴白帽，以此区别于太平军。白头军由此得名。这里面既有迷信色彩，也有非常现实的组织手段：统一服色便于识别，统一口号便于指挥，村民在混乱中也有了共同的身份。
有意思的是，包村并没有简单接受任何一方的管理。太平军占据诸暨后，曾在各地设置乡官，负责征粮、治安和基层事务。包立身却拒绝太平军进入包村。地方武装与占领军之间的冲突，至此从口头拒绝变成了真正的军事对抗。
据地方叙述，太平军曾派出数百人，携乡官前往包村，试图强行接管。包立身得到消息后，利用道路和地形设伏，打退了这支队伍。消息传开后，附近百姓为躲避战乱，带着家人、粮食和牲畜进入包村，村中人口迅速膨胀。后来传说聚集者达到数十万，这一数字未必能够由现存史料完全证明，但包村成为难民汇集地，应当是战事不断升级的重要原因。
太平军方面并未立即调集主力，而是先派部队试探。一次进攻时，大雾笼罩道路，进村部队难以辨认方向，白头军趁机伏击。此后，太平军又增兵攻打，白头军依靠村寨、沟渠和熟悉地形的优势，多次挡住冲击。
“不要离开村口，等他们靠近再打。”这类简单命令，或许正是白头军在战斗中的实际状态。它没有正规军那样完整的编制，却拥有熟悉乡土的民兵、不断补充的难民和顽强的守村意志。
几次进攻受挫后，太平军将领陆顺德逐渐意识到，包村并不是一处可以轻易拔除的普通村落。地方传说称，包立身曾将俘获人员放回，以示羞辱，这种做法加深了双方的仇恨，也使一场地方冲突变成了报复与反报复。
随后，太平军投入更多兵力，包村周围的战斗更加惨烈。白头军也并非始终占据上风，包立身曾在交战中受伤。关键时刻，附近民团出兵援助，使包村避免被迅速突破。清军、民团、太平军和地方武装相互牵制，浙东战场的复杂局面，在这个小村庄里集中显现出来。
1862年，太平军方面调集大军围攻包村。后世常说兵力达到十万，这一数字需要结合地方文书和战地记载谨慎看待，但太平军投入大规模兵力，显然并非虚构。侍王李世贤当时负责浙江战事，面对久攻不下的包村，必须清除这个位于交通要道、又不断吸引难民的抵抗中心。
这次太平军改变了打法，没有贸然冲入村中，而是先清理外围据点，再逐步压缩包村范围。水源被切断后，村内粮食和饮水日益紧张，聚集人口过多又造成疫病传播。对守军而言，真正可怕的已经不只是刀枪，还有饥饿、疾病和持续消耗。
白头军仍在抵抗。太平军推进到村内后，几乎每一处院落都要付出代价。村民依托房屋、围墙和狭窄通道作战，熟悉地形的优势在巷战中更加明显。然而，人数、装备和补给的差距终究无法长期弥补，包村外围逐渐失守，白头军的防线也被一层层压缩。
同治元年七月初一，即1862年7月26日，持续数月的包村战事结束。地方传说称，战斗前后伤亡超过十万人，包村大坟中埋有十七万一千二百六十具遗骨。这样的数字带有强烈的地方记忆色彩，未必等同于经过完整核实的军事统计，但它说明战乱造成的死亡极其惨重，许多尸体甚至来不及辨认姓名。
包村之战并非一场决定全国战局的大会战，却把晚清地方社会的脆弱与坚硬同时暴露出来：一座普通村庄因拒绝纳入占领体系而遭到围攻，难民的涌入使防守力量壮大，也让粮食、饮水和疫病成为致命负担。白头军能够坚持九个月，靠的不是传说中的神异力量，而是地形、组织、民众依附以及太平军在浙江战场上反复调兵所形成的复杂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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