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秋，青海湟中县群众大会上，一名衣衫破旧的蒙古族男子突然冲到县委书记面前，死死抓住他的胳膊。他张口说了半天，周围的人却一句也听不懂。直到找来翻译，大家才弄清楚，这个被当作普通牧民的男人，竟是失散多年的红军营长廖永和。
真正让人震动的，不只是他的身份，还有他重新找到部队时，已经不会说汉语了。十二年间，他从红军军官变成了草原上的奴隶，又从奴隶主手中逃生，靠修补靴子活了下来。
廖永和出生于安徽金寨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年幼时，他亲眼见过地主欺压乡亲。十二岁那年，他参加儿童团，承担送信、传递情报等工作。年纪不大，脚下走的却是生死路。
红四方面军成立后，他正式参加红军。1932年，部队在敌军重兵压迫下离开鄂豫皖根据地，转战川陕。廖永和从普通战士做起，凭着作战勇敢和吃苦耐劳，逐步升任副营长。
长征和西征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后，廖永和所在部队奉命随西路军西渡黄河。1936年冬，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原本准备执行宁夏方向的任务，却因敌情变化陷入苦战。
河西走廊气候严酷，部队缺衣少粮，战士们穿着单衣和草鞋，在戈壁、荒漠中行军。补给断绝后，树皮、草根都成了难得的食物。马家军和国民党军队不断围攻，西路军很快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
1937年初，廖永和参加倪家营子增援高台的战斗，右腿负伤昏迷。战友将他救出后，部队继续向祁连山一带转移。他拖着伤腿追赶大部队，却在翻越高山时被风雪阻隔，与队伍彻底失去联系。
风雪中，他遇到十多名同样掉队的伤员。有人腿伤，有人发烧，大家只能互相搀扶。可他们并不知道部队已经多次改变行军方向，只能凭着模糊判断向西走去。
粮食和饮水很快耗尽。为了活命，他们捡牧民遗弃的羊骨头、野兽皮，用雪水熬煮。那段路究竟走了多久，后来谁也说不清，只知道一行人最终进入青海西北部，在考克塞附近找到一处岩洞。
岩洞没有给他们带来安全。一天清晨，指导员洪某发现洞外有人窥探，便拿枪出去查看。枪声响起后，他倒在了几十米外。廖永和和一名班长冲到洞口还击，班长当场牺牲，廖永和的膝盖也被子弹击穿。
八天后，他才从昏迷中醒来。袭击者是当地匪徒，抢走了他们仅有的武器和物资。廖永和知道，自己已经无法行走，便对战友说：“你们走，别管我。”临行前，他又托付道：“如果能回到安徽，就告诉我父母，我已经牺牲了。”
队伍中一名叫“大娃娃”的小战士留了下来。两人靠牧民施舍的羊骨头和食物度日。附近一位蒙古族老大娘得知情况后，用马把廖永和驮回家中，并将大娃娃托付给亲属照料。
老大娘愿意救人，但她的丈夫却是当地恶霸，长期依靠放牧和奴役百姓牟利。在他眼中，廖永和不是红军干部，而是一个可以任意驱使的劳力。伤势尚未痊愈，廖永和便被赶去放牧，稍有迟误就遭打骂。
有一次，他试图逃走，被奴隶主发现后用鞭子抽打。为了保护老大娘，他只能暂时忍耐。后来，奴隶主一家迁往海西草原柴达木盆地，廖永和也被带离原处，距离红军越来越远。
多年不讲汉语，他的语言和生活习惯逐渐蒙古化。偶尔遇到汉人，他明明想询问部队下落，却无法组织出完整的汉语。这个曾经带兵作战的营长，只能把思念压在心里。
1942年，马家军在当地活动频繁，局势混乱，廖永和趁机逃出。他来到巴音河畔，挖洞栖身，靠修靴子换取食物。后来，他与一名同样流离失所的蒙古族女子成婚，在草原上建立家庭。
他并没有放弃寻找部队，只是当时各方势力混杂，道路陌生，贸然出走很可能再次落入险境。直到1949年西宁解放，解放军进入青海，邻居告诉他，这支军队就是当年的红军。
“解放军是不是红军？”他反复追问。得到肯定答复后，廖永和立即动身，从巴音河畔一路寻找湟中县。那场群众大会上，他抓住县委书记，急切地想证明自己，却只剩下蒙古语。
翻译说明情况后，县委书记为他开具证明，让他前往西宁寻找省军管会方面的负责人廖汉生。经过核查，廖永和的红军身份得到确认。组织随后安排他参加干部训练，帮助他重新熟悉汉语和部队生活。
后来，廖永和被任命为都兰县德令哈区区长，在青海工作二十多年。1973年，他带着妻子回到安徽老家。离开故土四十余年后，这名曾在西路军失散的红军营长，终于完成了归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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