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学者 史飞翔
在二十世纪群星璀璨的学人群体之中，吴宓长久处在一种十分吊诡的境遇。后世不少读者，提起吴宓，最先浮上脑海的往往是流传坊间的情爱轶事，那些私人情感的辗转纠葛，被反复演绎传播，几乎遮蔽了吴宓作为硕学鸿儒的真实面目。很多人知道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的赫赫声名，却容易遗忘那个站在幕后，苦心搭建平台、四处延揽贤才的缔造者；后世反复研读陈寅恪的著作，却很少充分看见吴宓作为伯乐与知己，在陈寅恪学术崛起道路上无可替代的作用。作为近代为数不多真正称得上国学大师的学人，吴宓亲手缔造清华国学研究院，又是中国比较文学领域重要的拓荒者，红学研究、人文思想建构皆有开创之功。可命运多舛，时代动荡裹挟个人性格的羁绊，吴宓成为一位未完成的天才。除去卷帙浩繁的日记，大部头的系统著作大多散佚，未能完整留存。时至今日，吴宓依旧是一位被严重低估的学人。随着中西文化对话不断深化，文化自信逐步建立，学界对吴宓的历史价值，也开始展开更为公允的重新审视。
吴宓，字雨僧，1894年生于陕西省泾阳县。这片土地是关学的故土，张载所开创的关学，讲究重道义、贵实诚、守中庸，崇尚士人的担当与赤诚。千百年间，这片黄土厚土滋养出读书人向内修心、向外担世的精神血脉。这份地域文化浸润，不是书本上空洞的概念，而是沉淀为吴宓为人处世的精神底色，如同深埋骨血的种子，纵然后来远渡重洋遍历世间风波，这份底色也从未彻底消散。少年时代，吴宓在家乡打下极为扎实的旧学根基，经史子集烂熟于心，传统士大夫的精神追求早早根植于吴宓内心。之后吴宓进入清华学校，又远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为“哈佛三杰”。留美期间，吴宓师从白璧德研习新人文主义，西方古典学术的开阔视野，与自幼熏染的中国传统学问在吴宓身上相互交融，造就了吴宓真正学贯中西的知识结构。异国求学岁月里，吴宓、陈寅恪、汤用彤三人常常聚于书斋，灯火长夜不熄，朝夕论学，不问世俗功名，只以探求真理为乐。这份青年时期结下的交谊，也贯穿了吴宓此后整整一生。也正是这段广博的求学经历，为吴宓日后成为融通中西的鸿儒，筑牢了学问根基。海外的书卷万千，却消弭不了吴宓心底来自关中故土那一份朴素的士子理想。彼时的吴宓，胸中满怀宏大的学术愿景，吴宓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搭建起一座沟通中西文明的桥梁，把东西方文明的精华熔铸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这份少年时期埋下的宏愿，却不曾料到，终将成为吴宓一生都难以抵达的彼岸。海外求学阶段，吴宓不仅浸淫西洋文学理论，也始终没有放下旧体诗词的写作。诗歌于吴宓，并不仅仅是文人消遣的技艺，更是宣泄内心苦闷、寄托文化理想的精神载体。吴宓的诗作，既有关中士子的沉厚，又沾染欧风美雨带来的忧郁，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家国的忧思、个人情感的辗转，大多被写入诗行。只是后世谈论吴宓，多看重吴宓的学术文论，往往忽略吴宓作为旧体诗人这一重身份，这同样是吴宓被后世简化、被低估的一个侧面。少年时代埋下的理想火种，往后漫长一生，不断被现实的冷雨反复浇淋，理想越是高远，现实的反噬便越是刺骨，这份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早已埋下吴宓一生悲剧的伏笔。吴宓留美接触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并非对西方理论的全盘照搬。白璧德思想以克制人性欲望、回归古典理性为核心，这套理论传入中国之后，吴宓结合中国儒家义理进行本土化的嫁接改造。吴宓的接受有契合，也存在错位，白璧德针对西方社会问题开出的药方，被吴宓拿来回应中国新旧交替的文化困局，理论原生语境与本土现实之间的缝隙，从这一刻就已经埋下，成为吴宓日后思想实践难以摆脱的内在矛盾。
后世谈及清华国学研究院，世人的目光大多聚焦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导师身上，李济则担任研究院专任讲师，负责考古人类学方向的教学，却常常淡化吴宓无可替代的缔造之功。作为清华国学研究院首任主任，是吴宓一手擘画研究院的办院蓝图，将一众顶尖学人汇聚一堂，成就近代学术史上一段难以复刻的传奇。尤为可贵的是，以吴宓自身的学识资历，完全有资格跻身导师之列，他却选择礼贤下士、甘居人后，甘愿退居幕后，全心全意为诸位大师做好各项服务保障，这份对知识的敬畏、对同辈学人的尊重，在近代学界殊为难得。1925年，清华筹办国学研究院，吴宓出任研究院筹备主任，延聘导师、研究院日常教务统筹的重担落到吴宓的肩上。为礼请王国维出山，吴宓手持校长曹云祥的聘书亲赴北京登门拜谒，一身长袍，恭恭敬敬向上行三鞠躬礼，双手奉上聘书。王国维原本并无赴校任教的打算，王国维本以为前来接洽的会是西装革履新式做派的年轻人，吴宓这份恪守传统礼数的真诚，令王国维颇为触动，最终应允前往清华执教。礼聘梁启超，吴宓专程奔赴天津当面邀约；而延请陈寅恪，则是整个聘请过程中阻力最大的一桩。彼时的陈寅恪游学多国，既没有耀眼的博士文凭，也没有正式刊行的专著，校内不少人对此颇多质疑。吴宓却对陈寅恪的学识深信不疑，为了能够让这位挚友登上学术舞台，他不惧校内非议，据理力争，不遗余力反复向校方举荐，顶住重重压力，终于促成陈寅恪入职清华国学院。于陈寅恪而言，吴宓称得上两肋插刀的知己与一生中最重要的伯乐，没有吴宓的鼎力推举，陈寅恪很难那么顺利登上国内顶尖学术舞台。吴宓安心担任研究院主任，处理排课、薪酬、日常协调种种繁杂的教务事务，为一众大师安稳治学做好铺垫。能够把这么一批第一流的学人聚拢到一处，若非自身具备足够深厚的国学修养、开阔的学术眼界，以及待人以诚的胸襟，是万万做不到的，从这一点而言，吴宓本身就配得上国学大师的称谓。可惜的是，后世追忆国学院的荣光，多赞颂四位导师的学术成就，吴宓这位总策划者的功劳，却常常被历史叙事轻轻一笔带过，这也是吴宓被时代低估的一处体现。历史的叙事往往偏爱站在聚光灯下的人，那些默默搭建舞台的人，极易被喧嚣的掌声所淹没，吴宓便属于这一类被历史叙事选择性淡化的学人。吴宓亲手托举起一个时代学术的高光时刻，而这份繁华却不属于吴宓自己，热闹是旁人的，留给吴宓自己的，多是幕后的劳碌与无声的落寞，这也是吴宓命运悲剧之中耐人咀嚼的一层。离开清华国学院之后，吴宓接手《大公报·文学副刊》的编辑工作，这是吴宓中年阶段极为重要的学术实践。吴宓借助副刊阵地，推介古典文学，评介中西著作，维系《学衡》一派的文化发声渠道。这份报刊编辑事务消耗吴宓大量时间精力，却也进一步加剧吴宓著述计划的搁置，大量系统性的写作工作不断向后推移。
除去清华国学研究院院务统筹以及报刊编辑的功业，吴宓自身的学术建树同样厚重扎实，在多个学科领域都具备拓荒的意义，完全当得起硕学鸿儒的评价。吴宓是中国比较文学重要的拓荒者之一。早在哈佛大学求学时期，吴宓便系统接触比较文学学科范式，回国之后将这套研究方法完整引入国内大学课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执教东南大学时期，吴宓开设国内大学最早的“中西诗之比较”课程，打破彼时国内文学研究固守单一国别文学的局限，将希腊罗马古典文学、欧洲近现代文学、东方佛学思想与中国传统诗学并置对照，寻找不同文明体系之下文学精神的异同。吴宓在《学衡》杂志连载《希腊文学史》，专门设置专节，将荷马史诗与中国传统弹词从题材、叙事模式、人物类型、口头传播方式、文体特征十二个维度展开平行比对，尝试以跨文明视野审视中西文学的共性与差异，甚至提出以中国弹词文体转译荷马史诗的设想，这在当时的国内学界属于极具前瞻性的探索。回到清华之后，吴宓主持改建西洋文学系，革新旧有外语教育只重语言训练的模式，确立贯通多国语言、兼顾古典与现代的教学方案，引导学生建立世界性的文学眼光。钱钟书、季羡林、李赋宁等一批后世学界中坚，都曾经受教于吴宓门下，吴宓通过课堂教学完成比较文学理念的人才传递。讲义《文学与人生》，融合多国文学、伦理学、哲学，本身就是比较文学视角下的综合性授课文本。客观而言，吴宓的贡献集中在课程开设、个案研究与人才培育层面，并未撰写出一部系统完备的比较文学理论概论著作，不少相关文稿历经乱世散佚，这也是吴宓作为拓荒者无法回避的局限。可即便是这份开拓性的学术实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未能获得应有的历史定位，后世谈及比较文学的发端，很多时候也会轻易略过吴宓付出的开山之功，时代的偏见就这样一层一层，遮蔽住吴宓真实的学术分量。东南大学时期，也是《学衡》群体汇聚的阶段，吴宓与梅光迪、柳诒徵等人交游往还，这群学人怀抱相近的文化理想，却也并非铁板一块。在办刊理念、看待新旧文化的分寸之上，彼此之间同样存在分歧与摩擦，这份复杂的交游，也折射出那一代文化保守学人群体内部的多元面貌，并非后世想象中整齐划一的派别。纵使有着共同的文化坚守，可同道之间亦难以全然同心，理想的同盟终究抵不过现实人事的参差，这份孤独，长久缠绕在吴宓的身上。
吴宓主持主编《学衡》杂志，前后主持刊行七十九期。在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进的年代，新旧思潮激烈碰撞，社会舆论走向极端，《学衡》的立场显得格外孤立。吴宓并不全盘否定新文化带来的思想解放，可吴宓不能接受对数千年传统做简单粗暴的推倒。吴宓在发刊词中标明“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主张对待中西文化，应当取其精华，辨其流弊，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取舍。这份论调，在当时喧嚣的舆论场中屡屡遭受批评，不少文章不加辨析便将吴宓划入守旧一派。可翻阅整本杂志，既能看见对孔孟义理的阐发，也大篇幅译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本身就印证着兼容并取的治学态度。在众声喧哗的时代，吴宓不肯依附任何一方舆论潮流，坚持独立的学术判断，这份风骨，却在当时换来不少非议，也进一步造成后世对吴宓的误读与低估。世间潮流滚滚向前，众人都争先恐后奔赴时代的风口，唯有吴宓站在浪潮的侧方，冷静审视传统与新知的得失，这份不随众的坚守，在喧嚣年代，注定要承受寂寞与误解。吴宓明明是融通中西的思考者，却被简单贴上复古守旧的标签，这种粗暴的标签化评判，是时代施加在吴宓身上的一重莫大委屈。世人皆在向前奔腾，唯有吴宓逆流而立，清醒的人往往要承受不被时代理解的宿命，这是属于思想者的悲剧。吴宓提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这一文化纲领，不能仅仅视作一句口号。吴宓理想之中中西文明调和共存的路径，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之下，本身便存在难以落地的内在逻辑困境。吴宓希望以古典人文理性去矫正时代的激进，却缺少可以依托的社会土壤，思想层面的完美构想，很难转化为现实层面可执行的文化方案，这也是吴宓文化理想悲剧性的重要来源。
红学研究是吴宓另一处极为亮眼的学术阵地，足以彰显吴宓非同凡俗的文学洞察力。早在1919年留美哈佛期间，吴宓就在留美学生会发表演讲，完成《红楼梦新谈》，这也是五四之后较早运用域外文学理论解读《红楼梦》的重要文本。彼时红学分为两大主流，索隐派热衷于挖掘小说背后的政治秘闻，胡适一派则着力版本、家世的考据。吴宓跳出这两条路径，站在比较文学的立场，提炼评判优秀小说的六大标准：宗旨正大、范围宽广、结构谨严、事实繁多、情景逼真、人物生动，以此逐条印证《红楼梦》，论证这部作品完全可以跻身世界一流长篇小说之列。吴宓不否认书中存在作者个人身世投射，却反对把整部小说简单等同于曹雪芹自传，坚持把文学文本放回文学本身去评判人物悲剧与伦理困境。抗战流转西南联大时期，物资匮乏，烽火弥漫，陋室之中油灯昏暗，物质生活极度拮据，家国沦丧的压抑笼罩在知识分子群体之上，吴宓的精神也承受着巨大的重压。现实的困顿、友朋离散、前路渺茫，都重重压在吴宓的身上。即便身处这样的境遇，吴宓依旧多次开设公开的红楼梦讲座，简陋的教室之中常常挤得水泄不通。吴宓剖析宝黛钗的情感纠葛，分析王熙凤、贾母身上复杂的人性层次，侧重从人性、道德、审美悲剧的角度阐发文本价值，跳出琐碎考据，直面作品内在的精神重量。放在当年的红学格局之中，这套文学审美视角，恰好填补了考据与索隐之外的一大空白。但这一份开创性的红学成果，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并未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这也是吴宓被低估的一个侧面。在西南联大的数年之间，吴宓依旧坚持诗词创作，与吴芳吉等旧体诗友书信往来，诗歌成为苦难岁月之中吴宓重要的精神出口。吴宓读《红楼梦》，读懂书中满纸的人生怅惘，可回头审视自身，吴宓竟发觉自己的命运，也一步步滑入现实版的悲剧轮回。
《文学与人生》是吴宓凝聚十余年思考的核心讲义，这份讲稿混杂中文、英文、法文、拉丁文数种文字，原本只是课堂授课提纲，吴宓生前始终没有完成正式定稿出版，后世才经由学人整理面世。这部著作以新人文主义哲学为根基，打通文学、哲学、伦理学，专门探讨文学创作与个体生命之间的深层关联。吴宓提出，文学不是消遣娱乐的工具，而是观照人生、反省道德的载体。吴宓广泛征引东西方古今经典，既研读孔孟老庄，也细读萨克雷、雪莱、但丁，试图在欲望、理性、理想三者之间，寻找现代人精神安顿的路径。这份讲义，承载吴宓一生的人文理想，也是二十世纪中国为数不多体系完整的比较文学理论文本。除此之外，吴宓耗费半生心血编撰多卷本《世界文学史》，计划贯通东西方数千年文学流变，体量宏大，寄托吴宓打通中西文学的毕生理想。除这部大稿之外，还有《欧洲文学史纲要》、大量诗歌评点手稿，大多在乱世之中损毁散佚，如今只留存零星大纲与片段摘录，这是近代文学研究领域一桩十分可惜的损失。一位学人的宏大著述理想，被时代无情碾碎，也让后世无法完整窥见吴宓全部的学术格局。那些消散在战火风尘之中的手稿，如同消散于岁月的星光，留给后人无尽的遐想与叹惋。今日的研究者只能凭借残存的片段，去推想这部宏大著作原本该有的样貌，这种志业半途崩塌的境遇，构成吴宓人生悲剧当中极为沉重的一笔。新中国成立之后，吴宓辗转任教于西南师范学院，除文学课程之外，还登台讲授世界古代史，跨文学与史学两个领域开展教学工作。时代环境发生巨大转变，吴宓过往的学术思想、文化立场，与新的学术环境之间出现明显隔阂。吴宓依旧保有独立的思考，但是宏大的著述计划已经彻底失去落地的土壤，很多旧稿既没有整理条件，也缺少刊布的机会，吴宓的学术抱负进一步被现实禁锢。这一段人生历程，同样是理解吴宓“未完成”命运不可忽略的部分。毕生求索，欲立一家之言，时代却连让吴宓完整落笔成书的机会，都吝于给予，这是一个读书人最深沉的失意。
关学滋养出来的关中士人品格，深深镌刻在吴宓的精神世界之中，构成吴宓命运最耐人回味的内核。吴宓信奉新人文主义，在理论层面极力推崇理性克制，讲求人的自我约束、道德自持，向往中正平和的精神境界。可现实人生之中，吴宓又是一个情感汹涌、赤诚热烈的人，极易被俗世悲欢牵动心绪。理智向往清冷自持，本心却滚烫多情，理论信仰与个体生命体验之间的撕裂，构成吴宓人格最动人也最痛苦的底色。吴宓的精神世界，从来不是一套冰冷的学术理论，而是理想与情欲、理智与感性日夜交战的战场。无数漫漫长夜，这样内在的撕扯反复折磨吴宓，一边是吴宓毕生笃信的道德信条，一边是血肉之躯难以压制的情感冲动，两股力量在吴宓灵魂内部不停博弈，不存在绝对的胜利者，只有无休止的煎熬。这种撕裂是刻入骨髓的悲剧：吴宓通晓世间高阶的道德准则，以圣贤标准自我苛求，可血肉之躯挣脱不开世俗情感的纠缠。吴宓清醒看见自身的矛盾，却无力彻底挣脱，既做不到全然超脱，又不甘心就此沉沦，于是长久徘徊在二者缝隙之间，承受双向的折磨。吴宓没有世故者的圆滑，遇事心口如一，所思所想便付诸言语，不懂曲意逢迎，也不愿随波逐流，读书人的天真，在复杂世事面前，往往换来累累伤痕。对待师友，吴宓重诺守信，看重道义，危难时刻愿意挺身相助。朋友生计窘迫之时，吴宓常常拿出自己的薪俸接济；后辈学子展露才学，吴宓便不计得失予以举荐，并不计较对方能否给自己带来现实好处。不少学生回忆，吴宓授课不会端起名师架子，课后学生登门求教，无论时间早晚，吴宓都会耐心接待，倾其所有分享读书心得。吴宓内心始终保有一份理想主义，相信道德的力量，相信文学教化可以安顿世道人心，哪怕周遭世界已经天翻地覆，这套内心准则依旧不曾动摇。难能可贵的是，吴宓从不把自己伪装成完美圣贤，敢于直面自身精神内部的矛盾，不回避自己的软弱、纠结与迷惘。吴宓把内心全部挣扎，一一写进日记，不加掩饰，不做粉饰，把灵魂摊开进行自我审视。这份坦荡真诚，是那一代学人身上极为可贵的品质。外界多数人只看见吴宓外在的学识与风波，很少真正走进吴宓的精神深处，看见这场日复一日，独属于读书人的内心搏斗。这份灵魂深处长久的挣扎，外人大多无从体察，却消耗吴宓大量生命心力，也间接挤占本该用于著书立说的时间。外部时代风雨已经足够凛冽，吴宓灵魂内部，还在进行一场永不停歇的战争，内外双重重压，贯穿吴宓大半人生。这里需要特别说明吴宓日记的史料问题，后世大量关于吴宓人格、心理的解读，都依托吴宓日记文本。但现存公开版本存在节选、删改的情况，部分年份原稿在动荡之中遗失，不同整理本之间内容多有出入，直接影响史料解读的可靠性，解读吴宓不能无条件全盘采信单一版本的日记材料。
后世大众常常反复渲染吴宓一生的情爱纠葛，这类轶事流传甚广，几乎遮蔽吴宓的学术价值。情爱悲欢确实属于吴宓真实的人生经历，却不能拿来当做理解吴宓的全部入口。世人津津乐道吴宓的情感故事，却很少有人愿意沉下心研读吴宓的论著，体察吴宓融通中西的学术抱负，这正是吴宓被时代严重低估的重要缘由。世俗社会总愿意放大文人风月轶事，却无心读懂读书人胸中的山河理想，这既是吴宓个人的悲哀，也是很多近代学人的共同境遇。吴宓的情感遭遇，并非简单风流轶事，恰恰是吴宓内在精神撕裂向外投射的结果。理智希望恪守礼法约束，本心却向往炽热情感，两股力量持续冲撞，最终只落得满身伤痕，既得不到圆满世俗归宿，还要承受后世流言的戏谑曲解。晚年的吴宓历经磨难，右腿骨折致残，双目失明，1976年由妹妹吴须曼接回陕西泾阳故土安置，即便卧病在床，听闻家乡中学缺少英语教员，尚且急切发问，希望能够登台授课，那份教书育人的初心依旧不曾熄灭。历经世事捶打，见识人性凉薄，亲历时代翻覆，吴宓却没有变得愤世嫉俗，依旧对乡土、教育抱有热忱，这份纯粹，在一代学人之中格外难得。这份天真与热忱，既是吴宓人格闪光之处，也成为吴宓一生痛苦的来源。1978年1月17日，吴宓于泾阳病逝，终年八十四岁，1979年西南师范学院为吴宓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吴宓是典型未完成的鸿儒。天赋极高，中西学问储备丰厚，本应当留下数部体量宏大、体系完备的传世著作，最终却未能如愿。造成这一局面，来自多重因素。一方面时代动荡流离，战乱与社会变迁，大量手稿讲义在风波之中散佚损毁。另一方面个人性格与情感羁绊，持续消耗吴宓的精力。吴宓一生为情所困，对待感情热烈执着，又反复摇摆，情海几番起落，悲欢纠缠，消耗大量心神。再加上吴宓大量时间耗费在期刊编纂、教务行政、课堂教学，多数心血用来成全他人，留给自己潜心撰写大部头专著的时间，被不断挤压。于是，留存后世的，只有卷帙浩繁的日记、诗词集，以及后人整理的讲义，完整的系统专著寥寥无几。日记保存吴宓最真实的思考心绪，但日记文体终究不等同于严谨成型的学术著作。翻阅吴宓日记，字里行间全是毫不回避的自我剖析，吴宓敢于直面自身性格弱点，记录自身的挣扎与迷惘，不掩饰软弱，不去刻意塑造完美学者形象，这份坦荡，让后人看见一个血肉丰满的灵魂。一位学识渊博的鸿儒，没有把胸中万千学问化为定型典籍，这是属于吴宓个人，也是现代学术史上一桩巨大的遗憾。每当读到此处，心中便生出无尽怅惘，后人无从假设，如果吴宓拥有安稳不受打扰的书斋岁月，究竟能够产出何等厚重的思想成果，这样的想象终究只能归于虚空。时代碾碎吴宓的著述梦想，灵魂内部无休止的自我交战，又进一步消耗吴宓的生命能量，内外双重桎梏，共同造就这份“未完成”的悲剧。吴宓以持续写日记的方式完成自我救赎，日记不仅仅是记事载体，更是吴宓与自我对话、自我反省的精神阵地，在外部现实处处碰壁之时，吴宓在文字之中守住精神自留地，这也是近代保守知识分子一种特殊的精神生存方式。
纵观百年学术史，吴宓长期处于被严重低估的处境。学界对于吴宓的评价本身就充满分歧。一部分研究者高度肯定吴宓作为文化保守主义代表人物的价值，看重吴宓在中西文化之间谋求平衡的远见；也有不少研究者立足时代变迁，指出吴宓思想内部固有的局限，看到吴宓部分观念与历史潮流之间存在错位。褒贬交织，恰恰说明吴宓本身的复杂性，绝非简单标签就可以概括。回望吴宓研究的学术流变，不同时代，学界不断重塑吴宓的人物形象：早期阶段多持批判否定立场，改革开放之后逐步还原吴宓的历史贡献，晚近又出现过度浪漫化传奇化的解读倾向。这种形象的摇摆，也折射出不同时期社会文化心态的变化。在新文化运动高歌猛进的年代，吴宓主持《学衡》，坚持审慎看待全盘西化的思潮，一度被简单贴上守旧标签，很长一段时间，吴宓的思想价值得不到公允对待。大众传播环境之中，舆论更愿意渲染吴宓的情感轶事，很少沉下心读懂吴宓学术思想的内核。吴宓提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拒绝非黑即白的文化取舍，主张既要守护本土文化精华，也要吸收外来文明养分。这套思想在当年显得不合时宜，放到今天，却恰好契合当代文化建设的内在诉求。今天重新回望吴宓，不是刻意拔高吴宓的历史地位，而是看见在激进、复古两个极端之外，曾经存在这样一条谋求中西融通的思想路径。吴宓能够看清时代的诸多弊病，但是吴宓给出的文化药方本身，也自带先天局限，理想方案很难落地于现实社会，这一层局限同样需要客观正视。随着中西文明对话日益频繁，当代学界重新发掘二十世纪文化保守思想的资源，吴宓身上诸多被遮蔽的价值，也逐步回归到大众的学术视野当中。
读懂吴宓，本质上也是读懂那一代转型知识分子的集体命运。吴宓身负关学熏陶，学贯中西，既有亲手缔造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实干才干，又背负理想与现实、理智与情欲的恒久撕扯。时代洪流打碎吴宓著书立说的宏大构想，却无法磨灭吴宓身上真诚的人格力量，以及谋求中西文明会通的思想求索。新旧交替的夹缝之间，吴宓以一己之力坚守人文信念，其得失与遗憾，都值得后世学人反复回味。岁月流转，那些曾经被遮蔽的精神价值，终会慢慢浮出历史地表。
（作者系著名文史学者、陕西省吴宓研究会副会长）
文史学者史飞翔
编辑:李峰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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