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的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文强、孙殿英、宋希濂和邱行湘被安排在同一片生活区域。这里没有战场上的枪声，却有课堂、劳动、看电影，也有一群身份特殊的“同学”彼此观察、彼此议论。文强给几个人取的绰号，正好留下了那段改造生活的另一面。
战犯之间互称“同学”，并不是简单的客套。管理所实行学习、劳动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制度，原先手握军政权力的人，被放进相对统一的生活秩序中。谁性格强硬，谁爱说笑，谁有本事，谁让人反感，时间一长，都会被大家看在眼里。
文强的绰号，往往不是随口乱叫，而是夹杂着旧日恩怨、个人性情和日常观察。其中最尖刻的一个，落在孙殿英身上。
关于孙殿英是否进入过功德林，公开材料之间存在不一致。黄济人所著《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中，记述了邱行湘等人的回忆，称文强曾在功德林见到孙殿英。电影《决战之后》也安排了孙殿英在管理所中的情节，而功德林原所长姚伦曾参与相关拍摄工作。
不过，影视作品不能完全替代档案。孙殿英的具体死亡时间、地点以及是否长期关押于功德林，仍应以档案和当事人可靠回忆相互印证，不能只凭电影画面下定论。
在黄济人的叙述中，文强见到孙殿英时，曾讥讽地说：“你究竟是谁人的得意门生？”从那以后，“得意门生”便成了孙殿英在文强口中的称呼。
这个绰号并非赞美，反而带着明显的反话意味。文强曾以军事委员会少将高级参谋身份前往太行山，承担防止孙殿英、庞炳勋等部叛变投敌的任务。1942年前后，太行地区局势复杂，日军轰炸频繁，文强在突围中险些丧生。
任务未能完成，个人又经历生死，文强对孙殿英自然很难有好感。加上孙殿英过去曾在不同势力之间周旋，文强用“得意门生”讥讽他，实际是在指责其缺乏稳定立场。这个称呼背后的情绪，比字面意思重得多。
宋希濂得到的“罗汉”，则完全是另一种意味。
在功德林学习期间，宋希濂起初并不容易接受现实，后来逐渐转变，甚至成为学习较为突出的人员。文强与他同组，组长是邱行湘，成员还包括陈长捷、林伟俦、梁培璜、康泽、沈蕴存等人。
宋希濂平日爱笑，体形敦实，文强觉得他很像洛阳龙门石窟中神态安详的佛像，于是叫他“罗汉”。有人问起这个称呼，文强只说：“看着像，叫着也顺口。”这句话虽短，却没有讥刺之意。
宋希濂受欢迎，还有一个原因。他不仅性格较为随和，身手也不弱。沈醉回忆过白公馆学习改造时期的一件事：周养浩曾抡起板凳砸向沈醉，正在下棋的宋希濂及时伸手阻挡，并夺下板凳。
这件事使不少人对宋希濂另眼相看。文强称他为“罗汉”，既有外貌上的比拟，也包含对其性格和反应能力的认可。绰号有时就是这样，表面在开玩笑，里面却藏着评价。
邱行湘的“吉野”，则带有调侃和不满。
一次，大家观看电影《甲午风云》，日本军舰“吉野”相关人物出场时，文强故意问：“这个人像谁？”旁边的人很快答道：“像邱行湘！”从此，“吉野”便在一部分战犯之间传开。
邱行湘之所以被这样称呼，主要是因为部分人对他的处事方式不满，认为他做事较硬，气势逼人。不过，绰号并不能概括一个人的全部。沈醉后来谈到邱行湘时，提到他书法扎实、力量很大，自己在这两方面都表示佩服。
邱行湘临摹过龙门石窟的《龙门十二品》，小楷端正，大字苍劲；在管理所劳动和生活中，他也被认为是“大力士”。沈醉原本对他有成见，接触多了以后，态度逐渐发生变化。可见，同一个人，在不同相处阶段，得到的评价可能完全不同。
功德林里的绰号远不止这三个。有人被叫作“白面书生”，有人被叫作“周老黑”，还有“惹不起”“每事问”“管得宽”等称呼。管理员也有人被叫作“鲁智深”，对方听见后并未发怒，反而一笑置之。
这种带有生活气息的称呼，多少冲淡了管理所内部的压抑气氛。但它们并不意味着历史责任被抹去。孙殿英的“得意门生”是讥讽，宋希濂的“罗汉”是善意，邱行湘的“吉野”则混合了成见与玩笑。几个名字，正好照见了战犯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有意思的是，文强自己也没能躲过。沈醉曾称他为“瘦将”。多年以后，部分人员获得特赦，转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相关工作，文强和沈醉又成为同事，过去在功德林里互相取绰号的往事，也随之留下了另一种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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