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5年，宋神宗去世，变法派失去了最重要的靠山。
九岁的宋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出山执政。
反对王安石变法十几年，现在终于轮到自己说了算，司马光随即启动了一场几乎全盘推翻新法的政治行动，史称"元祐更化"。
这件事本身不奇怪，执政者推行自己的政策，天经地义。
奇怪的是做法。
苏轼骂"司马牛"
王安石变法确实有问题，前面已经聊过，青苗法被地方官强制摊派，免役法执行走样，各种问题都是真实存在的。
但变法已经推行了十几年，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里的人，大多数都承认：有些新法确实有问题，但也有些是真正便民的，不能一刀切全废。
连苏轼自己都在信里承认，当年他反对变法，"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意思是我当时的很多批评是错的，回头看有点惭愧。
他在密州当官时亲自实践过免役法，觉得这法子其实挺好用，农民不用亲自去服役，改成交钱雇人，对农业生产的干扰小得多。
当然苏轼并不是认为新法全部正确，而是认为免役法至少有可以保留、调整的部分，不能因为反对王安石，就连这部分一起废掉。
他专门去跟司马光说：这条可以保留，不要全废。
司马光不听。
苏轼据理力争，司马光依然不听。
苏轼回家之后，忍不住了，破口大骂："司马牛！司马牛！"（宋人笔记《铁围山丛谈》载）
这个称呼当然不是夸他，而是讽刺司马光太过执拗，认准一件事就不肯回头。
骂完之后，苏轼还给朋友写信，说了一句相当辛辣的话：
"昔之君子，惟荆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
"荆"是王安石 （荆公） ，"温"是司马光 （温公） 。
翻译过来：以前那批人，跟着王安石走；现在这批人，跟着司马光走。跟的人不同，但盲目跟从这件事，没什么两样。
苏轼这句话，把两边都得罪了，也把问题说得相当透彻，党争走到这一步，已经不是在讨论政策好坏，而是在讨论跟谁站队。
司马光一刀切
司马光反对变法十几年，期间被迫离开朝廷，在洛阳编《资治通鉴》，虽然远离中枢，却始终是旧党最重要的政治旗帜。
他重新掌权之后，推倒新法的决心之坚决，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政策判断，带上了很重的个人情绪色彩。
明末清初的大儒王夫之后就很刻薄地评价这批人"皆与王安石已死之灰争是非，寥寥焉无一实政之见于设施"。 （王夫之《宋论》卷七）
王夫之认为旧党跟一个死人的骨灰争是非，把精力都花在否定新法上，却拿不出什么真正有建设性的政策。
这话刻薄，但不是没有道理。
废法的速度极快。
司马光于元丰八年 （1085年） 五月被召入朝，七月废保甲法，九月拜相，十月废方田均税法；
元丰九年 正月废青苗法，闰二月废免役法 （但保留了部分雇法元素） ，八月废市易法。
司马光执政一年多的时间里，新法基本被废光。
新党官员大批被排挤出朝廷，一些人甚至被贬往岭南；蔡确、章惇、吕惠卿、曾布等人的政治命运，也因此发生巨大变化。
废得这么彻底、这么快，显然不是经过仔细权衡利弊之后的政策决定，更多是一种情绪性的反应，你们当年怎么对我们的，我们现在就怎么对你们。
问题是，政策是具体的事情，你把情绪加在政策上，受影响的是老百姓，不是你的政敌。
高太后的旗号
这场更化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政治包装。
高太后临朝称制，打出的旗号是"以母改子"，母亲来纠正儿子 （神宗） 的错误。
这个旗号在政治上很聪明。
儒家伦理里，儿子要听母亲的，这个逻辑无懈可击。
同时它又把废法的责任从旧党身上分散出去，不是我们要废法，是太后要以母亲和监国者的身份，纠正先帝政治中的错误。
但这个逻辑本身有个麻烦：神宗是皇帝，先帝的政策被自己的母亲公开否定，而且是在天下人面前否定，这对皇权的权威本身是一种削弱。
更重要的是，等到宋哲宗长大亲政，这个"以母改子"的逻辑就可以反过来用，哲宗可以说，我父亲的政策是对的，是你们这些人强行篡改了，我要恢复父亲的路线。
事实上这正是后来发生的事。
哲宗亲政算账
1093年，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改元"绍圣"，"绍"是继承的意思，"圣"是指他的父亲神宗，意思是继承圣父的遗志。
哲宗逐步全面否定元祐政治路线，重新启用新党，恢复新法，把旧党官员大批贬黜。
这一轮清洗，比旧党当年清洗新党还要猛。
司马光、吕公著等人早已去世，但被追夺了谥号，人都死了，还要把死后的荣誉剥夺。
据《宋史·司马光传》记载，绍圣年间，章惇等人“发冢斫棺” （掘墓劈棺） 虽未实际执行，但哲宗确实下诏“夺光赠谥，仆所立碑”，就是司马光的墓碑被哲宗下令推倒。
从今天回头看，这已经很难仅仅理解成政策纠错，更像是一场延伸到身后的政治清算。
活着的旧党官员，几乎全部被贬，很多人被流放到岭南、海南。
苏轼被贬到惠州，绍圣四年 （1097年） 又被贬到儋州 （海南岛） ，在当时，海南是瘴疠之地，流放到那里几乎等于判了死刑。
苏轼是被流放最远的旧党官员之一，此时他已经六十二岁了。
值得反思之处
元祐更化本质上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北宋党争最深的问题。
旧党反对新法，出发点可能是真实的政策判断；但一旦掌权，做法上的偏执和报复性，让这个出发点变得模糊了。
然后哲宗回来纠偏，出发点也可能是真实的政治判断；
但同样的偏执和报复性再次出现，两边加在一起，政策没有在正反讨论中变好，反而变成了纯粹的权力游戏。
王夫之后来说，哲宗亲政这十几年，"无一日而不为乱媒，无一日而不为危亡地"，每一天都在制造混乱，每一天都在把国家推向危险的边缘。
真正可怕的不是某一条法令被废掉，而是政策开始随着政治阵营的胜负反复摆动。
今天你制定，明天我废掉；今天你的人上台，明天我的人重新启用。
官员最终会发现，比起研究政策本身，更重要的是判断下一次权力风向。
这种风气一旦形成，就很难逆转了。
等到蔡京上台，把党争彻底变成权力游戏，只不过是把这个趋势推向了终点，元祐更化，是这个下坡路上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如果说元祐更化是旧党的报复，那么绍圣绍述就是新党的反报复，两轮下来，北宋政治的纠错能力已经被彻底耗尽。
我在持续做宋朝史系列，下一篇我们就聊聊绍圣绍述，关注不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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