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5日晚，成都潘公馆，国民党特务已经盯上了潘文华。桌上摆着一张飞往台湾的机票，门外却没有前往机场的汽车，只有越来越密的监视哨。这个曾任国民党第二十八集团军司令的川军将领，正面临人生中最危险的一次选择。
蒋介石派亲信陈希登门，转达了“第二天早晨八点送往台湾”的安排。话说得客气，意思却很明白：这不是邀请，而是看押。潘文华没有当场翻脸，只点头应付。陈希离开后，卫士很快报告，公馆四周出现了许多陌生面孔。
潘文华明白，成都已经不能久留。伍丁担任卫士长，他想出一招调虎离山：换上潘文华的衣服，驾驶那辆福特小汽车从正门冲出。特务果然上钩，车辆被追至途中，车里却只有一个穿着长衫的年轻人。
真正的潘文华，在警卫掩护下从另一条路离开成都，前往邓锡侯部控制的彭县。几天后，他与刘文辉、邓锡侯重新会合。12月9日，三人在彭县宣布起义，通电声明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服从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
这场行动并非临时起意。潘文华早年出身四川农村，幼年丧母，十岁时又失去父亲，靠亲族接济读过几年书。后来他在成都成衣店当学徒，常到附近新军营房观看操练。士兵见他身手灵活，便劝他投军。
进入新军后，他在训练中表现突出，被人称作“潘鹞子”。1909年，他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随后随部队入藏。清末民初局势混乱，入藏部队缺乏粮饷，潘文华带兵艰难返回四川，后来逐渐在川军中站稳脚跟。
他与刘湘的关系，也是从战场和困境中建立起来的。川军混战时，刘湘部队一度缺少军饷弹药，行军经过巴中，潘文华拿出两万大洋相助。此事成为两人关系的转折点。刘湘抗战时期主持四川军政，潘文华则成为其重要部属。1938年刘湘病逝，潘文华还亲自护送其遗体回乡。
潘文华并不是蒋介石嫡系。抗战结束后，蒋介石试图重新整合西南军政力量，潘文华却不愿完全听命。1946年国共内战再起，双方矛盾加剧，潘文华与蒋介石的关系彻底恶化。蒋介石撤去他的部分军政职务，甚至把一些权力转交给其子，这等于公开削弱他的地位。
到了1949年，蒋介石又想起这位旧部。只是这一次，潘文华没有再接受摆布。蒋介石一面拉拢，一面准备控制其家属，反而促使潘文华离开成都，重新联络旧部，并同刘文辉、邓锡侯商议起义。
共产党方面争取潘文华，也有现实考量。潘文华在川军中有威望，与刘文辉、邓锡侯关系密切，又曾在重庆与周恩来、王若飞等人有接触。更关键的是，解放西南不能只靠军事推进，若能争取地方实力派，便可减少成都及四川地区的战事损失。
1949年9月，潘文华的旧部郭勋祺前往劝说起义。郭勋祺曾被解放军俘虏，后来获得释放，这件事让潘文华看到共产党对起义人员“既往不咎”的政策并非一句空话。军政前途的顾虑渐渐减轻，真正让他迟疑的，却是家中那位七姨太张梦若。
张梦若与军统有关系，是被安排到潘文华身边的人。潘文华对此并非毫不知情，但两人共同生活多年，张梦若还为他生下子女，夫妻感情并不能简单用“特务”二字抹去。参谋长杨续云来劝他时，潘文华直言：“她想去香港，我已经决定起义，只是不知该怎样安置她。”
杨续云认为，张梦若没有直接危害部队，但身份特殊，继续留在身边，双方都难以安心。潘文华沉默许久，只说：“相处多年，也算好聚好散。”随后，他把家中部分金银细软交给张梦若，安排她前往香港，并以日后再去相会的话安抚她。
这个决定谈不上轻松，也不是单纯的儿女情长。潘文华要切断同蒋介石集团的联系，必须处理好身边每一层关系；而对一个共同生活多年的女人，他没有采取极端手段，而是选择分开、送行、给钱。起义小组因此少了一重隐患，潘文华也终于能够把全部精力放到脱离成都这件事上。
刘文辉、邓锡侯随后也摆脱监视，三部在彭县完成起义。潘文华没有登上那架飞往台湾的飞机，蒋介石在大陆最后一次拉拢西南将领的尝试，也随着那辆空车驶出成都而落空。
1950年11月12日，潘文华因病在成都去世，终年64岁。遗体安葬于成都武侯祠附近。一分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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