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春，河北古北口，徐庭瑶率第十七军赶赴长城防线。随军而来的军官中，有杜聿明、戴安澜、郑洞国等人。那场战斗留下的不只是炮火硝烟，也让安徽籍将领群体第一次以相当醒目的面貌，出现在抗日战场上。
安徽多山多水，皖北平原与皖南山地相接，近代以来兵员众多，军事传统也较为深厚。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戴安澜、方先觉、卫立煌、徐庭瑶、孙立人，分别活跃在长城、华北、华中以及缅甸战场。
他们的经历并不相同。有的人擅长带兵突击，有的人长于坚守防御，有的人熟悉大兵团指挥，还有的人把现代军事训练带到了丛林战场。把这五个人放在一起看，正好能够呈现中国军队抗战方式的变化。
戴安澜是安徽无为人，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1939年，他出任国民革命军第200师师长。这支部队是中国军队早期具有机械化特点的部队，装备和训练在当时都较为突出。
昆仑关战役发生于1939年冬。戴安澜指挥第200师投入战斗，经过反复争夺，攻克昆仑关，日军第21旅团长中村正雄被击毙。战后，戴安澜获得了较高评价，200师也由此成为抗战名军。
1942年，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戴安澜率部参加同古保卫战，以相对有限的兵力坚守阵地，给日军造成较大损失。后来战局变化，远征军被迫撤退，戴安澜在转移途中负伤，于5月26日在缅甸北部茅邦村附近因伤重牺牲，年仅38岁。
方先觉是安徽萧县人，也是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抗战前，他已参加过多次军事行动，但真正让他声名大振的，是长沙与衡阳两场硬仗。
1941年冬至1942年初的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方先觉指挥第10军坚守长沙外围和重要阵地。第10军反复承受日军冲击，部队伤亡不小，却没有轻易退让。战后，该军受到嘉奖，方先觉获得四等宝鼎勋章。
真正考验方先觉的，是1944年的衡阳保卫战。6月下旬起，第10军以疲惫之师守卫孤城，在日军优势兵力围攻下坚持47天。城内物资和弹药逐渐耗尽，守军伤亡惨重，最终因无力再战而停战。衡阳守军的顽强，牵制了日军大量兵力，也显示出中国军队在城市防御战中的韧性。
卫立煌出生于安徽合肥，早年以善于指挥和敢于承担闻名。抗战爆发后，他担任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主持忻口会战。1937年10月，忻口防线遭到日军猛攻，中国军队与日军鏖战多日，虽未能扭转山西战局，却有效迟滞了日军推进。
卫立煌的长处，不在于一味冒进，而在于能够组织多部队协同作战。抗战后期，他重新负责中国远征军，参与滇西反攻和缅北作战。经过持续作战，中国军队逐步打通中印缅交通线，使滇缅公路这一重要补给通道重新恢复。
徐庭瑶同样是无为人，毕业于保定军校。长城抗战期间，他率第十七军驰援古北口。那时的中国军队装备落后，面对日军炮火和装甲力量，单靠步兵苦战十分困难，徐庭瑶因此更加重视机械化建设。
他曾提出组建机械化部队，并参与推动装甲兵训练和编制建设。后来成立的第200师以及国民政府逐步建立的机械化力量，都与这一时期的探索有关。徐庭瑶被称为中国军队装甲兵建设的重要奠基者，并非只因为带兵打过仗，更因为他看到了现代战争的方向。
有意思的是，戴安澜后来担任第200师师长，而这支部队的早期建设，与徐庭瑶的推动密切相关。两人的军事道路由此产生了交集，一个负责建设和训练，一个在战场上把这支部队带出了名声。
孙立人出生于安徽庐江，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赴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学习。这样的教育背景在当时的中国军队中并不多见。他接受过较系统的军事训练，尤其重视射击、通信、工事和小部队协同。
1942年，孙立人率第38师参加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在仁安羌作战中，他指挥部队击退日军，解救出被包围的英军和其他人员。这场胜利规模并不算最大，却极大提振了盟军士气，孙立人也因此受到英美方面关注。
1944年，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孙立人担任新编第1军军长。面对雨林、疾病和复杂地形，他把部队训练成更重视火力配合和野外作战的力量。新编第1军连续攻克据点，向缅北推进，孙立人也获得“丛林之狐”等称誉。
这五位将领的共同点，并不只是籍贯相同。他们大多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经历过国内战乱，更在抗战中面对过装备、兵力和后勤上的巨大差距。戴安澜战死异域，方先觉守城苦战，卫立煌统筹大军，徐庭瑶推动机械化，孙立人深耕丛林作战。安徽籍抗战将领的分量，正是在这些具体战场上被一场场打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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