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江西铅山县，一名男子在路旁小便，恰好被一名年轻妇女撞见。男子自觉尴尬，冲她笑了笑，又指了指自己的下体，示意自己只是情急之下不得已而为之。这个动作在男子看来是解释，在妇女眼中，却成了当众羞辱。
妇女回家后羞愤难当，最终上吊身亡。家属随即将男子告到县衙。知县依照律例审理，认为案件属于“语言调戏”之外的复杂情形，判作缓决。所谓缓决，并非无罪，而是列入死刑案件，暂缓执行，等待刑部复核。
案卷送到刑部后，承办司员没有接受县衙原判。他认为，男子虽然没有出言勾引，也没有直接触碰妇女，但当众指向身体的举动，比普通言语更具侮辱意味，已经不能只按轻微调戏处置。于是，刑部将案件改拟绞刑，九卿会审时也未提出异议。
这件案子麻烦在哪里？并不是律文没有规定，而是律文留下了必须判断的缝隙。
乾隆五年重新修订的《大清律例》，律文四百三十六条，附例一千零四十九条，号称体系完备。然而清代司法并不只有一部固定不变的法律，刑部办案还要参照大量条例、成案和临时形成的审判惯例。同样一句“调戏”，落到不同案情中，轻重便可能完全不同。
律例中，对“调奸妇女未成，致妇女羞忿自尽”的情形有绞刑规定；若只是言语勾引、言语调戏，则可能进入缓决范围。看上去界线清楚，真正审理时却要追问：有没有实际动作？动作是否带有引诱意味？死者的自尽，和被告行为之间，究竟应当怎样认定因果关系？
道光年间，江苏吴县又发生了一桩相似案件。一个私塾先生在小巷中小便，楼上一名年轻女子探头看见。先生抬头后觉得难堪，便对女子笑了一下。女子很快关上窗户，先生也回到私塾，并没有继续停留。
不到一个时辰，便传来女子上吊身亡的消息。私塾先生听后拍案说道：“今日误矣！”这句话既像惊慌，也像悔恨。家属将他告到县衙，知县审问后认为，他没有进一步勾引，也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实质性的调戏行为，但女子确因这场冲突死亡，遂判为缓决。
案件再次送到刑部，承办司员却作出了更严厉的判断。他认为，私塾先生是读书人，熟悉礼法，处在那样的情形下还对女子发笑，不能只看有没有实际接触，还要看行为人的主观恶意。案卷中留下的判断是：“虽无实事，其心可诛。”于是，缓决被改为绞决。
这一次争议，比铅山县案件更大。前一案中，男子主动指向身体，确实带有明显侮辱动作；后一案中，双方隔着楼窗，先生的笑究竟是窘迫、赔礼，还是故意调戏，并没有足够证据证明。若仅凭身份和推测加重刑罚，便容易把“可疑”当成“确定”。
《庸庵笔记》记载，改判此案的刑部司员一年后与同僚玩叶子戏，忽然神志异常，自称冤魂来索命，随后气绝身亡。这个情节带有明显的笔记小说色彩，不能当作司法档案中的事实。不过，它反映出民间对“刑官以笔杀人”的强烈不安：一纸判词，落下的不是文字，而是一个人的性命。
清代州县官的处境，往往比纸面上的律条复杂。他们多由科举出身，熟悉经义文章，却未必精通刑名案件。到了任上，钱粮、治安、诉讼都要处理，遇到人命案，还要承担错判、纵犯和失察的责任。县衙的初审，并不是终点；刑部复核，也并非天然不会出错。
更棘手的是，清代司法讲究天理、人情与国法相互参照。法律需要证据，礼教重视名节，地方舆论又会影响审判气氛。妇女因羞愤自尽后，官府往往不能只处理一个调戏行为，还要追究行为与死亡之间的联系。判轻了，可能被视为纵容；判重了，又可能出现以意断罪。
所以，两个看似相同的“笑”，在不同官员手中得出了两种结果：一桩被解释为侮辱性动作，另一桩则被推断为内心恶意。州县官难断，刑部官也未必好断。律例给出了尺度，却没有替审判者完成每一次具体判断。历史笔记留下的，正是这种法条、情理与人命彼此拉扯的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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