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年我娶了母老虎厂花，洞房夜我打算睡地铺，她一句话让我傻眼
一九九八年，我二十七岁，在红星机床厂当电工。
那时候的工厂还没改制，厂门口有一排梧桐树，树下常年停着职工的自行车。早上七点半，广播站准时播音，通知安全生产、表扬先进、提醒大家别把饭盒忘在食堂。
播音员叫周兰。
她个子高，脸盘白净，眼睛细长，头发剪成齐肩短发。她走路很快，脚下像带着风，谁要是挡了她的路，她不会绕，直接站在那儿看着对方。
男人们私底下议论她，说她漂亮是漂亮，就是脾气太硬。
没人敢当面说。
有一次，车间里的一个年轻工人借着酒劲堵在广播站门口，非要请她看电影。周兰拎着一桶刚拖完地的脏水出来，连一句废话都没有，抬手就泼了过去。
那小伙子从头到脚湿透了，站在门口张着嘴。
周兰把水桶往旁边一放，冷冷地说：“下次再堵门，我泼的就不是水了。”
从那天起，“母老虎”这个外号就在厂里传开了。
可奇怪的是，骂归骂，追她的人却一点没少。
车间主任的外甥给她送过进口香水，采购科的小宋骑着摩托车在广播站楼下等过她，连副厂长的儿子都托人带话，说只要她愿意，可以帮她调到更好的单位。
周兰一个都没答应。
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和她扯上关系。
我只是厂里的一个普通电工，父母在乡下，家里还有两个弟弟。工资不算低，可每个月寄回家一半，剩下的钱还要吃饭、交房租，手里很少能留住整钱。
我长得也普通，个子不高，皮肤被车间里的油烟熏得发黑，平时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工作服，往人堆里一站，转眼就找不着了。
我和周兰第一次真正说话，是在一个下着大雨的傍晚。
那天装配车间的配电箱跳闸，几个工人拿着手电筒在雨里喊我。我打着伞赶过去，发现是主线路上的保险丝烧了。
我让他们先断电，又爬上梯子拆箱盖。
雨水顺着我的脖子往衣服里灌，手指被铜线刮出了血。等我把保险丝换好，车间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里面立刻响起一阵欢呼。
我从梯子上下来，正要收拾工具，听见身后有人说：“手流血了。”
我回头一看，是周兰。
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确良衬衫，手里撑着一把黑伞。她身上没有平时那种拒人千里的劲儿，眉头微微皱着，目光落在我的手背上。
“没事。”我把手往身后藏了藏。
“都流成这样了，还没事？”
她从包里拿出一块白手帕，递给我。
我没敢接。
她往前走了一步，把手帕直接塞进我手里：“按住，别弄得到处都是血。”
说完她就走了。
我低头看着那块手帕，半天没动。
那天晚上，我把手帕洗干净，晾在宿舍窗边。第二天早上，它还没干，我就折好放进了抽屉。
后来我才知道，那块手帕是她母亲留下来的。
我一直没舍得还。
周兰开始和我说话，是从借工具开始的。
她广播站的电铃坏了，找人来修。我过去检查线路，她站在门边看着，问我：“是不是很麻烦？”
“不麻烦，接触不良。”
“你们电工说话都这么省字吗？”
“不是。”
“那你为什么每次跟我说话都像在报修？”
我抬头看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她忽然笑了。
那是我第一次见她笑。不是礼貌性的抿嘴，也不是对别人冷淡的讥笑，而是真的笑，眼睛弯了一点，脸颊上露出一个很浅的酒窝。
“你叫赵建国，对吧？”
“赵建设。”
“哦，建设。”她点点头，“人看着老实，名字倒挺有劲儿。”
“你记错一次就行了，别一直叫错。”
“那你纠正我。”
“我刚才已经纠正了。”
她盯着我看了几秒，忽然又笑了：“行，赵建设同志，麻烦你把电铃修好。”
从那以后，她就总找些小事喊我过去。
窗台上的电风扇不转了，广播室的插座松了，录音机的电池没电了，甚至有一回只是门锁不太顺，她也叫我去看看。
我知道那些事情根本用不着我。
可她每次喊，我都去。
厂里的人慢慢看出了名堂。
有人说周兰这是换口味了，放着那么多条件好的不挑，偏偏盯上了一个修电线的。
也有人说我肯定使了什么手段。
这些话我都听见过。
周兰听见后，直接在食堂门口把说闲话的几个男人堵住了。
她双手抱在胸前，站在他们面前问：“你们说我盯上谁了？”
几个人立刻不吭声。
“继续说。”她抬了抬下巴，“怎么不说了？”
其中一个人尴尬地笑：“周兰，我们就是开个玩笑。”
“拿我开玩笑可以，别拿赵建设开玩笑。”
她声音不大，周围排队打饭的人却全听见了。
那几个人脸色变了变，最后端着饭盒溜走了。
我当时站在窗口后面，手里的饭票捏得发皱。
她转身看见我，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说：“你吃什么？”
“馒头，炒白菜。”
“就这？”
“够吃。”
她把自己的饭盒递过来，里面还有半份红烧肉。
“给你。”
“我不要。”
“让你拿着就拿着，别磨蹭。”
她说得凶，我却听出了一点不自然。
我没接，她干脆把饭盒塞进我怀里，转身去打饭。
那半份红烧肉，我一口都没舍得动，晚上带回宿舍拌着米饭吃完了。
三个月后，周兰父亲住院了。
她母亲去世得早，父亲一个人把她养大。老人家有肺病，平时还撑得住，那次突然喘不上气，被送进了厂医院。
周兰白天上班，晚上守在病房。
我下班后去看她，发现她坐在病床边削苹果，眼底全是红血丝。
她父亲看见我，笑着问：“你就是那个电工小赵？”
“叔叔，我叫赵建设。”
“对，小赵。”老人点点头，“兰兰说起过你。”
周兰的刀停了一下：“我什么时候说过？”
“你说他手脚麻利，话少，不惹人烦。”
“爸，你别乱说。”
老人笑得咳嗽起来。
我连忙给他倒水。周兰接过杯子，扶着父亲喝了两口，等老人睡着后，她才轻声说：“你别听他胡说。”
“没事。”
“我爸这个人嘴碎。”
“挺好的。”
她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
那晚我陪她在走廊坐到十一点。医院的灯很白，窗外黑沉沉的，只有远处厂区的烟囱还亮着红灯。
她忽然问我：“赵建设，你为什么不追我？”
我手里的茶缸差点掉地上。
“我追过吗？”
“我问你为什么不追。”
“我……没想过。”
“厂里都说我是母老虎，你也信？”
“不是。”
“那你怕什么？”
我沉默了很久，才说：“我觉得你看不上我。”
她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她把削好的苹果递给我：“那你怎么知道我看不上你？”
我接过苹果，低头咬了一口。
甜得发苦。
她侧过脸，望着走廊尽头的窗户，声音很轻：“你不试，怎么知道？”
那天以后，我开始认真考虑这件事。
可我越认真，越不敢开口。
周兰太耀眼了。
厂里的人见到她，目光都会跟过去。她走进食堂，排队的人会下意识让出位置。她站在广播室里，整个厂区都能听见她的声音。
而我呢？
我只是一个修电灯、换保险丝、检查电表的普通工人。
我怕自己一开口，连现在这种关系都保不住。
直到那年夏天，厂里停电。
天气闷得像要下雨，车间里的机器突然全部停了。工人们挤在门口，有人拿扇子扇风，有人骂骂咧咧。
我带着工具跑到变电房，一查才发现是线路老化，必须连夜更换一段主电缆。
那段电缆在仓库后面，堆满了废旧设备，地面坑坑洼洼。我和两个同事忙到凌晨，终于把电送上。
广播站的灯也亮了。
周兰一个人站在门口等我。
“你怎么还没走？”我问。
“我在等你。”
她手里拎着一个铝饭盒，递给我：“给你留的饭。”
饭已经凉了。
我坐在台阶上，打开饭盒，里面是两个馒头和一碗鸡蛋汤。鸡蛋汤被闷在饭盒里，表面结了一层薄薄的油皮。
我低头吃着，周兰站在旁边看我。
“赵建设。”
“嗯。”
“你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
我咽下馒头，手心开始冒汗。
“你怎么知道？”
“你这几天见了我就躲，话也少了。”她顿了顿，“以前你只是话少，现在是心虚。”
我没想到她会这么直接。
我把饭盒放到一边，站起来看着她。
“周兰，我想跟你处对象。”
她没有立即回答。
走廊里的风从窗户吹进来，把她的短发吹乱了一点。她抬手压住头发，盯着我看了许久。
“你想好了？”
“想好了。”
“我脾气不好。”
“我知道。”
“我不会哄人。”
“我也不会。”
“我父亲身体不好，以后可能要跟我们一起住。”
“应该的。”
“我还不一定会做饭。”
“我会做。”
她的眼神慢慢软下来。
“你会做饭？”
“会煮面，炒鸡蛋。”
“那结婚以后总不能天天吃面和鸡蛋。”
“我可以学。”
她转过身，看着空荡荡的车间。
“赵建设，我这个人不适合谈着玩。你要是只是一时冲动，现在就算了。”
“我不是一时冲动。”
“那你知道娶我以后要面对什么吗？”
“知道。”
“你知道什么？”
我看着她的背影，说：“知道别人会说我高攀你，知道你父亲要照顾，知道你脾气硬，也知道你不一定会做饭。”
她回过身来：“那你还要？”
“要。”
她没有再问，伸手从我手里拿走饭盒，转身往广播站走。
走到门口时，她停了一下。
“明天早上，厂门口等我。”
我愣住：“干什么？”
“买菜。”
“买菜干什么？”
“学做饭。”
她没回头：“你不是说要结婚吗？总得先看看你会不会挑葱。”
我站在原地，直到她关上门，才反应过来。
她答应了。
我们处对象的消息传开后，厂里比停电那天还热闹。
有人说我走了狗屎运。
有人说周兰眼睛瞎了。
还有人当面问我：“赵建设，你是不是救过她的命？”
我说没有。
那人又问：“那你凭什么？”
我还没说话，周兰从旁边经过，停下来问：“他凭什么，跟你有关系吗？”
那人当场闭嘴。
我拉了拉她的袖子：“算了。”
“算什么？”她回头瞪我，“别人说你，你就站着听？”
“嘴长在别人身上。”
“那你的脸长在你自己身上，怎么不护着？”
她说得理直气壮。
我看着她，忽然觉得，自己可能真的捡到了全厂最难得的一样东西。
我们交往不到半年，就决定结婚。
周兰父亲知道后，没有反对，只是把我叫到病房外面，问我：“你能不能让兰兰过得踏实？”
“我会尽力。”
“不是尽力。”老人看着我，“她从小就要强，什么事都自己扛。你如果不能替她扛，就别把她娶回去。”
我点头：“叔叔，我不敢保证让她一辈子不吃苦，但我保证，苦不会只让她一个人吃。”
老人看了我很久，最后拍了拍我的肩膀。
“那就好。”
婚礼定在十月十八日。
厂里给我们腾了一间职工宿舍，二十多平方米，一张木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窗户外面正对着锅炉房。虽然简陋，可那是我们自己的家。
婚礼那天，周兰穿了一件红色毛衣，头发没有盘起来，只别了一枚银色发卡。她没有浓妆，脸上只抹了些粉，可站在人群里还是最显眼。
厂长给我们证婚，车间同事起哄让我喝酒。
我平时不怎么喝，被他们灌了几杯后，脸烧得发烫。
周兰替我挡酒，端起杯子说：“他不能喝，我替他。”
有人笑：“嫂子，今天是你们结婚，不能这么护着。”
周兰把酒杯放下：“他是我丈夫，我不护他，护你？”
那桌人立刻安静了。
我在旁边听得心里发热，偷偷握了握她的手。
她反手掐了我一下：“别得意，回去还有账算。”
“什么账？”
“你偷偷把工资存折交给我爸看，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一下清醒了。
前几天，她父亲住院需要买药，我把自己这几年攒下的钱拿了一半出来。周兰后来才知道，一直没跟我提这事。
“那是应该的。”
“谁让你替我决定的？”
“我不是替你决定，我只是……”
“闭嘴。”她瞪我，“回家再说。”
宾客散去时，已经快十点了。
我和周兰回到新房，外面的喧闹一下子远了。
屋里只亮着一盏白炽灯，墙上贴着一个红色喜字，桌上摆着两个搪瓷缸子，还有厂工会送的一床新被子。
周兰坐在床沿上，摘下银色发卡，揉了揉头发。
我站在门边，不知道该说什么。
白天她是我的妻子，晚上她坐在那张床上，我忽然又觉得她离我很远。
她那么漂亮，那么强势，那么受人注意。
我想起厂里那些人说的话。
“母老虎怎么会看上赵建设？”
“他除了会修电线，还能干什么？”
“结婚以后，肯定是周兰养着他。”
那些话像细小的针，一根根扎进我心里。
我低头看了看那张床。
床不大，但睡两个人足够。
我却转身打开衣柜，抱出一床褥子，铺在床边的水泥地上。
周兰抬起头：“你干什么？”
“我睡地上。”
“为什么？”
“床给你睡。”
“我问你为什么睡地上。”
我把枕头放好，故意低着头，不看她的眼睛。
“你今天累了，床上舒服。”
“床上明明能睡两个人。”
“我睡地上也行。”
“赵建设。”
她叫了我一声，声音已经变了。
我知道自己不能再装下去，索性把心里话全说了出来。
“周兰，你要是后悔，现在还来得及。”
她坐在床边，没有动。
我继续说：“咱们虽然办了婚礼，可你要是觉得嫁给我委屈，明天就去把手续办了。你放心，我不会到处说是你不要我。厂里那些人要问，我就说是我配不上你，是我自己不想耽误你。”
她的脸色一点点冷下来。
“你觉得我嫁给你，是委屈自己？”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我只是怕你后悔。”
“所以你准备睡地上，给自己留条退路？”
我没吭声。
她站起身，一步一步走到我面前。
“你是不是觉得，只要今晚不跟我睡一张床，明天我反悔了，你就能体面地离开？”
“我……”
“赵建设，你把我当什么人？”
她的眼圈红了，可声音还是硬的。
“我不是因为厂里没人要才嫁给你。追我的人多，是他们的事。谁送房子，谁托关系，谁说能把我调去更好的单位，我都没答应。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抬头看她。
“因为那些人看见的是广播站的周兰，是厂花，是一个能给他们长脸的女人。”她咬了咬嘴唇，“只有你，在我父亲住院的时候，先问他喘不喘得过气；只有你知道我胃不好，每次陪我吃饭都把硬菜换成软的；只有你在停电那晚忙到凌晨，还记得给我说一句‘你先回去，别在风口站着’。”
我说：“这些都不算什么。”
她忽然伸手，狠狠拧住我的耳朵。
“对你不算什么，对我算。”
我疼得弯下腰：“你轻点。”
“现在知道疼了？”
她没有松手，盯着我问：“那你告诉我，我嫁给你，是为了什么？”
我说不出话。
她拧着我的耳朵，把我从地铺旁边拽了起来。
“我嫁给你，是因为我想过的日子里有你。不是让你把自己放到地上，证明你多委屈，也不是让你随时准备着退出。”
我愣愣地看着她。
她松开手，从地上捡起我的枕头，直接扔到床上。
枕头砸在被子上，弹了两下。
然后她盯着我，一字一句地说：
“赵建设，你今晚敢睡地铺，我明天就真跟你离婚，因为我不嫁一个连自己都不肯相信的人。”
我彻底傻眼了。
我以为她会骂我没出息，会让我滚到地上睡，甚至以为她会因为我的自卑觉得厌烦。
我没想到，她会因为我睡地铺，真的要跟我离婚。
“你说真的？”
“真的。”
“就因为我睡地上？”
“不是因为地上。”她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是因为你宁愿把我推开，也不愿意相信我是真的选了你。”
屋里一下安静了。
我看着她，脑子里那些关于配不上、怕后悔、留退路的话，忽然全都变得苍白。
她不是不知道自己嫁给了什么样的男人。
她知道我工资普通，知道我父母在乡下，知道我家里还有弟弟，知道我不会说好听的话，也知道我不是什么有本事的人。
可她还是嫁了。
她要的不是一个永远低着头感谢她的丈夫。
她要的是一个能站在她身边的人。
我弯腰把地铺卷起来，抱到墙角。
周兰看着我，嘴唇动了动：“你干什么？”
“收起来。”
“现在知道收了？”
“嗯。”
“你不睡了？”
“睡床上。”
“你不是怕我后悔吗？”
我看着她：“那你要是后悔，我就听你亲口说。你不说，我不替你做决定。”
她怔了一下。
我走到床边，坐下去。
“我会怕。”我说，“但我不再拿睡地铺躲着。”
她站在那里，眼泪还挂在脸上，表情却慢慢松了。
过了很久，她抬手擦掉眼泪，凶巴巴地说：“你今晚睡外边。”
“好。”
“被子归我一半。”
“好。”
“以后家里大事一起商量，不许偷偷拿钱给我爸。”
“好。”
“还有，你要是再敢说自己配不上我……”
她停了一下，眼睛红红地瞪着我。
“我就真把你踹下床。”
我点头：“知道了。”
她这才转身去洗脸。
等她回来时，已经换上了月白色的睡衣。她掀开被子躺进去，背对着我，留出半张床的位置。
我脱了外套，轻手轻脚地躺在她旁边。
两个人之间隔着一点距离。
我不敢靠近，她也没说话。
窗外传来锅炉房的响声，一阵一阵，像沉闷的喘息。
我睁着眼睛看天花板，怎么也睡不着。
过了很久，周兰忽然开口：“赵建设。”
“嗯。”
“你是不是还觉得我是在可怜你？”
“没有。”
“那你为什么不动？”
“我怕你真把我踹下去。”
她沉默了两秒，忽然翻过身，伸手在我胳膊上拧了一下。
“现在呢？”
“疼。”
“疼就说明我不是在可怜你。”
她说完，把我的手拉过去，放在她腰上。
我整个人一下僵住了。
“别乱动。”她说，“我今天累了，只想睡觉。”
“好。”
“还有。”
“什么？”
“你刚才说的那句话，我不喜欢。”
“哪句？”
“你说你配不上我。”
她的声音低了下来：“以后别再这么说。你要是真觉得配不上，就努力把日子过好。别一边说爱我，一边把自己缩到地上。”
我看着她的后脑勺，胸口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
“周兰。”
“嗯。”
“我会学着相信你。”
“不是学着相信我。”她握住我的手，“是相信你自己也值得被人选。”
那一夜，我没有睡地铺。
可我也没敢像别的新郎那样做什么，只是僵硬地躺在她身后，直到天快亮时，才迷迷糊糊睡着。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周兰已经不在床上。
厨房里传来锅碗碰撞的声音。
我穿好衣服走出去，看见她站在煤炉前，锅里煮着面条。她一边搅锅，一边皱着眉头看墙上的菜谱。
“你醒了？”她问。
“嗯。”
“去洗脸。”
“你会做饭了？”
“只会下面条。”
“那我来。”
“不用。”她头也不回，“我昨天说了，咱们不能总吃面和鸡蛋，我今天先学煮面。”
我站在门口看了她一会儿。
锅里的水沸腾起来，面条被她搅得乱七八糟，几根还粘在锅边。
她平时在广播里声音清亮，训人时利落狠厉，可此时站在狭窄的厨房里，围着一条不合身的围裙，背影显得有些笨拙。
我走过去，从后面抱住她。
她手一抖，筷子差点掉进锅里。
“赵建设，你干什么？”
“看看面熟没。”
“看面用得着抱人吗？”
“我不会。”
“松开。”
“再抱一会儿。”
她没有再骂我。
过了半晌，她轻轻往后靠了靠，把后背贴在我胸口。
“你昨晚说的话，算数吗？”她问。
“算。”
“哪句？”
“你不亲口说后悔，我就不替你做决定。”
“还有呢？”
“以后有事一起商量。”
“还有？”
我想了想：“不睡地铺？”
她用胳膊肘撞了我一下。
“这个也算。”
那天早饭，面条煮得有些过火，汤里盐也放多了。
我吃了两大碗。
周兰看着我：“难吃就别硬吃。”
“挺好。”
“你别哄我。”
“真的挺好。”
她低头尝了一口，立刻皱眉：“咸得发苦。”
“喝点水就行。”
“你这人是不是没有味觉？”
“可能是。”
她终于笑了。
婚后第三个月，周兰父亲出院了。
老人不愿意住在医院，周兰便把他接到了我们的宿舍。房子本来就不大，床边又添了一张小木床，桌子只能贴着墙放。
我下班回家，常常看见周兰坐在灯下给父亲分药。
老人吃药很讲究，哪一片饭前，哪一片饭后，哪一片不能和牛奶一起吃，她都记得清清楚楚。
有时候她忙得顾不上吃饭，我就把饭端到她面前。
她说：“你先吃。”
我说：“一起。”
她说：“我不饿。”
我就把筷子塞进她手里：“你不吃，我也不吃。”
她瞪我：“你现在学会威胁人了？”
“跟你学的。”
她嘴上骂我，最后还是会把饭吃完。
厂里的人见我俩总是一起进出，渐渐也不再说那些难听话。
只有那个曾经追过周兰的采购科小宋，偶尔见到我还会冷笑。
有一次，他喝多了，在食堂门口说：“赵建设，你别以为娶了厂花就真成了人物。她早晚会嫌你没本事。”
我没回头。
周兰却停下了。
她走到小宋面前，问：“你还没结婚？”
小宋愣了愣：“关你什么事？”
“是不关我的事。”她说，“但我提醒你一句，我嫁给谁，不需要向你证明。我过得好不好，也不需要你批准。”
小宋脸色难看：“我就是随口说说。”
“那你以后闭嘴说。”
周围的人都看了过来。
周兰牵住我的手，拉着我走出食堂。
走了很远，她才松开。
我说：“你不用每次都替我说话。”
“我不是替你说话。”
“那是？”
“我在管我自己的婚姻。”
她说得很平静。
那一刻我才明白，她从来不是需要我去拯救的女人。
她只是愿意把自己的生活，分一半给我。
几年以后，厂里开始效益不好。
先是奖金取消，再是加班费拖欠。车间里的机器没有以前响了，很多熟悉的面孔也慢慢离开。
我被调去维修外面的设备，常常一走就是几天。
周兰仍旧每天早上播音。
她的声音从厂区喇叭里传出来，依旧清亮。
只是听广播的人越来越少。
有一天晚上，我回到家时，发现她坐在床边，手里拿着一张调岗通知。
“广播站要撤了。”她说。
“什么时候？”
“下个月。”
“他们怎么安排你？”
“去后勤仓库，登记劳保用品。”
我看着她：“你想去吗？”
她低头抚摸着那张纸。
“想不想有什么用？”
“有用。”
“你能让广播站不撤？”
“不能。”
“那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不能决定厂里的事，但我能听你说。”
她沉默了很久。
“我舍不得。”她说，“我在那儿播了十几年，每天一开口，就知道整个厂的人都能听见。现在让我去仓库数手套、肥皂，我觉得自己像是被关掉了。”
我坐到她身边：“你不是被关掉了，只是换了个地方。”
“你别哄我。”
“我没哄你。你声音还在，嘴也还在，脑子也还在。广播站没了，不等于你没了。”
她抬头看我：“你什么时候学会说这些话的？”
“结婚那晚学的。”
“你那晚除了说怕我后悔，还说什么了？”
“我忘了。”
她拿拳头捶了我一下：“你少装。”
她最终还是去了后勤仓库。
第一天回来，她把工作服脱下来，坐在床边发呆。
我问她累不累。
她说：“不累。”
我又问：“委屈吗？”
她说：“有一点。”
我把她的手握住：“那就委屈一会儿，别装没事。”
她看着我，眼圈一点点红了。
“赵建设。”
“嗯。”
“你要是以后没工作了，我也不会嫌你。”
“我知道。”
“你不知道。”她说，“你总觉得自己必须挣钱，必须养家，必须什么都能扛。可咱们是两个人，不是你一个人。”
我点头。
那天晚上，她把我从床边拉到自己身旁。
“别坐那么远。”
“我怕你心情不好。”
“我心情不好，跟你坐多远有什么关系？”
她把被子掀开：“睡过来。”
我躺下去，她像二十年前那样，把我的手放到她腰上。
“你看。”她说，“床还是这么大，咱们也还是两个人。”
我没有说话，只把她抱紧了些。
后来，厂子还是没能撑住。
工人们拿了补偿各自找出路，厂区里的老车间被推平，广播站那栋小楼也拆了。原来挂着红色厂牌的地方，换成了一家商场。
我和周兰搬进了新买的二手房。
钱不多，房子也不大，但窗户朝南，阳光能照进客厅。
她后来去一家超市做播音员，重新拿起了话筒。
每天上午，她播促销信息，下午播失物招领。
她第一次回家时，兴奋得像个孩子。
“赵建设，我今天播了三遍寻人启事。”
“找到了吗？”
“找到了。”
“什么人？”
“一个六岁的小男孩，跟妈妈走散了。”
她说着说着，眼睛亮起来：“孩子妈妈抱住他的时候一直哭。我在旁边看着，也差点哭。”
“你播得好，人家才能听见。”
“那当然。”她扬起下巴，“我可是厂花。”
“厂花现在卖鸡蛋？”
“卖鸡蛋怎么了？只要是我凭本事挣的钱，卖什么都不丢人。”
我笑着点头：“对。”
她把围巾摘下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你也一样。你现在在小厂给人修机器，别觉得不如以前。”
“我没觉得。”
“你最好没觉得。”
她还是那副母老虎的语气。
可我知道，她只是在提醒我，别再把自己放到地上。
儿子出生后，我们的日子更忙了。
周兰照顾孩子，我负责夜里起来冲奶粉。孩子哭得厉害时，她抱着孩子在屋里来回走，我就跟在旁边烧热水。
有一次凌晨三点，孩子终于睡着了。
周兰坐在床边，累得眼睛都睁不开。
我说：“你睡，我来看。”
她摇头：“你明天还要上班。”
“我请半天假。”
“别请。”
“为什么？”
“你不是总说要养家吗？”
“那也得先让你睡觉。”
她看了我几秒，忽然把孩子塞给我，自己倒头躺下。
“那你抱稳了。”
我抱着孩子坐在床边，整整坐了两个小时，腿麻得没有知觉。
天快亮时，周兰醒了一下。
她迷迷糊糊问：“孩子呢？”
“睡了。”
“你呢？”
“也睡了。”
“你睁着眼睛呢。”
“梦里睡的。”
她闭着眼笑了：“傻子。”
二十多年过去，周兰不再是当年那个让全厂男人不敢靠近的年轻姑娘。
她的头发白了不少，眼角多了细纹，手背也有了青筋。
可她买菜时仍旧挑得很认真，西红柿一定要摸起来结实，青菜一定要看根部新不新鲜。
她走路还是很快。
我跟不上时，她就停下来等我，嘴上却不饶人。
“你年纪大了，腿脚怎么还不如我？”
我说：“我年轻时睡过地铺，落下病根了。”
她立刻瞪我：“你还敢提？”
“不能提？”
“可以提。”她挽住我的胳膊，“但你不能再睡。”
去年，我们去看旧厂区。
那里已经变成了商场，原来的车间、食堂、广播站，全都不见了。
周兰站在商场门口，抬头看了很久。
“这里以前是广播站。”她说。
“嗯。”
“我每天从那扇门进去。”
“嗯。”
“你第一次跟我说想处对象，也是那天晚上。”
“嗯。”
她忽然转过头：“你那时候是不是特别紧张？”
“手心全是汗。”
“我看出来了。”
“你当时怎么想的？”
她想了想：“我想，这个人终于肯往前走一步了。”
我问：“那你后来为什么嫁给我？”
她没有立刻回答。
商场门口人来人往，孩子们从我们身边跑过去，广告屏幕一闪一闪，照得她脸上的皱纹忽明忽暗。
过了一会儿，她说：“因为你那天没有睡地铺。”
我愣了一下。
“那是婚礼后的晚上。”我说。
“我知道。”她笑了，“你一开始不是想睡吗？后来你收起来了。”
“那是因为你说要离婚。”
“你怕了？”
“怕。”
她挽紧我的胳膊：“你看，你还是怕我。”
“怕你是真的，信你也是真的。”
她点点头：“这就对了。”
回家后，她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旧铁盒。
那是我们结婚时买的，里面放着一些旧照片、孩子小时候的衣服，还有那块已经洗得发白的手帕。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你怎么还留着？”
“你不也没还给我吗？”
“我洗干净了。”
“可它本来就是我的。”
“那你拿回去。”
她把铁盒盖上：“现在不用了。”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还给我了。”
我没明白。
她指了指自己的胸口：“你这些年一直在我身边，这就够了。”
昨天晚上，我们吃完饭坐在客厅里。
电视声音开得很小，窗外有人遛狗，路灯把树影投在玻璃上。
周兰忽然问我：“赵建设，你还记不记得一九九八年十月十八日晚上？”
“记得。”
“你那天准备睡哪儿？”
“地铺。”
“后来呢？”
“被你拽起来了。”
“我说什么来着？”
我故意想了半天：“你说让我睡床上。”
她瞪我：“前面那句呢？”
“你说，我要是敢睡地铺，第二天就跟我离婚。”
“你傻眼没有？”
“傻眼了。”
“现在还傻吗？”
我看着她。
她坐在沙发上，穿着一件旧毛衣，头发花白，手指因为常年做家务有些粗糙。
可我忽然又看见了二十多年前的她。
那个站在厂门口、拎着饭盒等我的姑娘。
那个明明脾气凶，却会把半份红烧肉塞给我的姑娘。
那个在新婚夜红着眼睛告诉我，不许把自己放到地上的姑娘。
“还傻。”我说。
她满意地点点头：“傻点好。”
“为什么？”
“聪明人总爱给自己留退路。”
她伸手握住我的手。
“咱俩过日子，不需要退路。”
我反握住她：“那需要什么？”
“需要你睡床上。”
我笑出了声。
她也笑了，笑着笑着，眼角却湿了。
我把她拉进怀里，她的额头靠在我肩膀上，身上还是那股淡淡的雪花膏味。
一九九八年那个洞房夜，我原本抱着褥子，准备在水泥地上睡一晚。
是她一句话，让我傻眼，也让我第一次明白，婚姻不是谁高攀谁，也不是谁委屈谁。
是两个人明明都知道生活不容易，却还是愿意把床铺好，把另一半拉到身边。
那天晚上，母老虎厂花周兰把我的枕头扔回了床上。
二十多年后，她仍旧握着我的手说：
“赵建设，别再给自己留地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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