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以来，中国儿童散文发生了不易察觉却意义深远的变化。较之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散文倾向采用抒情和议论的方式来书写时代镜像、内蕴对儿童或启蒙或导引的承担之重，新时代中国儿童散文常常采取“轻妙可喜” （鲁迅语，见《域外小说集》）的叙述方式来表达一种回归日常家庭生活、尊重儿童天性、形塑新型儿童形象的新态势。这种“新态势”并非遗忘了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同步表达的启蒙、家国、革命、战争等重大内容，而是以轻驭重地传承并再造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传统。曾出版过多部以川东北乡土山村为题材的“故乡系列”的学者型儿童文学作家张国龙的新作《一个快乐打败三个忧伤》，便是一部以跨文体的形式来表达新时代思想新质的长篇儿童散文。
《一个快乐打败三个忧伤》聚合了成长故事、小说笔法、书信日记、古典诗词、历史故事等多种文类和笔法，使得本书生动有趣、温馨动人，优雅又幽默，温情又理性。跨文类的形式探索尤其扩大了新时代成长文学的容量，承载亲情和友情、亲密和保护、安全和孤单、幸福与烦恼、快乐与忧伤、疾病和死亡、长大与反叛、回归与再出发、中国与世界等成长文学的丰富要素，进而探寻了如何重塑儿童形象、如何重建家庭伦理、如何重述成长故事、如何省思父母职责等新时代儿童文学的多重要义。在诸多要义中，本书尤其聚焦“如何重建理想的亲子关系”这一新时代儿童文学的重要命题。
论及亲子关系，传统中国人的父子关系有着难以弥合的隔阂——“子”对“父”的态度多是敬而缺失“爱”，而父子关系的“情感中间人”——母亲又常常因没有话语权而缺席于家庭。正是基于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家庭缺失“爱”的问题，鲁迅在1919年就倡导由“爱”结成的现代家庭观念和由理解、指导、解放构成的现代父子关系（《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但这样的愿景纵然美好，现代性的梦魇却笼罩性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父子关系的书写，而母亲形象则大多是被牺牲者或被凌辱者，或者带有“情理失衡的偏至性”的女强人或女英雄。在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与现代文明相融合的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开始自主地重建一种情理平衡、健康文明的亲子关系，张国龙的这部成长纪实散文便呈现出新时代儿童文学作家探寻理想亲子关系的思想踪迹。
概要说来，《一个快乐打败三个忧伤》借助爸爸的视角讲述了北京男孩儿桂宝如何在父母的陪伴和导引下实现蜕变的成长过程，同时讲述了新时代中国父母如何成为新型父母的思想探寻。全书设置了两条主线：一条是桂宝由小奶娃儿的童真之心，经幼儿园阶段的好奇之心，至小学阶段的莫名情绪、经常犯错、萌生反叛，终懂得“互相体谅”；另一条是爸爸妈妈用现代“爱”的思想来培育桂宝，尽管也有困惑，但通过反思与协作成为再造现代传统的新型父母。二者形成并置关系，正如理想的亲子关系是各自独立的个体与个体的平等关系。
书名“一个快乐打败三个忧伤”值得玩味。它出自主人公桂宝对唐代诗人戴叔伦的《过三闾庙》的稚气“误读”，“一个快乐”和“三个忧伤”并非数量意义上的“快乐”和“忧伤”，而是用快乐的本义打败突如其来、难以计数的忧伤，寄寓了新时代中国人所持有的乐观、勇敢、坚韧的生命态度，也暗含了新时代理想的亲子关系何以被重建的生命基点。
在故事设置上，本书看似由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桥段连缀而成，实则由一个个温暖的、日常的儿童成长的瞬间构成。这些恒在的成长瞬间，与二十世纪成长文学中的沉重内容不同，展现出既符合儿童天性又导引儿童成长的轻妙内容。无论是桂宝的成长过程，还是爸爸妈妈成为新型父母的精神探寻过程，皆在日常生活中被书写，充满“情”与“爱”。但日常生活书写并未屏蔽儿童成长过程中的被误解、被错解，以及父母有时束手无策等难题，更未卸载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所书写的家国教育、学校教育、少先队教育，还新增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顺其自然”“守时、诚信”“品行端正”的教育观念与世界文化中的“家庭会议”“知情权”等理念和方式。正因如此，本书虽由日常生活的成长瞬间所串联，却并未坠入琐屑和庸常，而是在世界性视域里承续了百年前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一现代性的追问。
主题因这样的故事设置而很快呈现——新时代的父母和孩子之间如何形成最亲最爱的亲子关系。何以这样说？亲子关系不只是血缘上的绑定，更包含了父母在日常生活中对孩子的关爱、理解、教育和情感互动等，这样的亲子关系直接关系到孩子健全性格的形成和应对未来变故的综合能力。在此意义上，这部散文的主题由“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变化为“我们现在如何重建理想的亲子关系”。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与百年前一样，需要在困惑中不断探索。中国社会经历了百年现代化进程，儿童文学作家重新省思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和问题，开始重新相信中华文明传承给中国儿童的独特文化基因，进而让儿童步入自己的成长之路。
人物形象作为思想的具象性载体，重要性不言而喻。讲述者“爸爸”和被讲述者桂宝是最为重要的人物。“爸爸”是谁？“爸爸”不再是家庭威权者或家庭缺席者，而是一位在日常家庭生活中陪伴孩子且传承“五四”时期“儿童本位”观的“70后”知识者。乡土生活，改革开放，市场化、全球化的现代性历程，共同形成了这一代知识者的性格特征和生命理念：不执着于一端，讲究情理平衡，常常情胜于理，有时理规范情；将人类最美好的品格——真与诚视为个体生命的精神内核。正因“爸爸”的上述生活经历、性格特征和生活理念，孩子未出生前，“爸爸”便担心孩子在妈妈的子宫里会寂寞，这是一个成熟生命对另一个胚胎生命的真切感知；孩子出生后，他期望自己成为好爸爸，主动参与孩子的各阶段成长：面对1至3岁的桂宝，他极具耐心，关注桂宝说话、走路、捡玩具等一个个成长的细节，等待、理解、适度指导；面对3至6岁的桂宝，他倾心体察并充分理解孩子的压力和嫉妒心理；面对小学时期的桂宝，他有理解、有指导，也有无可奈何，但最终能够相互交流、达成谅解。而“爸爸”之所以能够成为新时代的好爸爸，除了坚持新型现代儿童观，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妈妈深知孩子的成长心理且有话语权。如果说“爸爸”在实践“儿童本位”的现代儿童观时偶尔会出现重理性的一面，“妈妈”则展现出其弹性的一面，有时又会反过来。比起“爸爸”历史延续性和现实矛盾性的性格特征，桂宝与生俱来有着儿童的童真、想象力和好奇心，可也与生俱有着人性的争强好胜；爱表达，可有时又离谱；有担当，但也敢于向老师辞职；爱爸爸和妈妈，同时又有向父母叫板的勇气；有自己的主见，“偶尔还坚持己见”；内心丰富，有时对情绪无感，有时又对语调相当敏感；喜欢中国古典诗词和二胡，也生发出现代人的理念和行动……不过，不管桂宝的形象如何难以描摹，他都是一位有独立想法又通情达理的深具中华民族美德的新时代儿童。
综上所述，《一个快乐打败三个忧伤》既是忠实于作者真实经历的经验写作，也是“一家三口共同参与”的情感写作，更是中国“70后”儿童文学作家在新时代重建亲子关系的思想写作。
（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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