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临终痛哭：杀他是我一生最大错误，否则何须败退台湾？|邓演达|陈济棠

1975年4月5日深夜，台北士林官邸。病床上的蒋介石已到了弥留之际，据蒋经国私人笔记记载，他在意识模糊时断断续续吐出一句话：“敬佩一人，畏惧两人。”敬佩的是周恩来，畏惧的两人中，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是邓演达。

一个被他亲手杀了四十四年的人，却成了临终前压在心头的巨石。蒋介石在笔记中写得更加直白：“黄埔四凶之邓演达，杀之可惜，纵之可畏，他的存在让我噩梦连连，我还是自私了，让人将他秘密处决了。”

邓演达这个人出生的时间是1895年，出生的地点是广东惠阳，他比蒋介石小了八岁，但是他属于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七名委员里面的一个。蒋介石所担任的职务是校长，邓演达所担任的职务是教育长，周恩来负责管理政治部。

这三个人原本属于同一条船上的人，黄埔军校的核心部分就是这三个人。然而邓演达和蒋介石完全不一样，他不贪图钱财，不贪恋权位，唯一存在的“问题”就是过于认真。当别人忙着抢夺地盘、分配官职的时候，他坚定地坚守着孙中山的革命理想，甚至指着蒋介石的鼻子斥责他是新军阀。
两人关系出现转折这种情况发生在北伐期间。1926年年底的时候，蒋介石提出了要把都城迁移到南昌，原因是那是他的势力范围；邓演达公开地表示反对，认为这是个人野心在驱使着革命军。

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邓演达写下了《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公开地和蒋介石决裂。在这之后他流亡到苏联、去欧洲考察，1930年回到国内之后做了两件让蒋介石坐立难安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第三党”，这其实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第二件事情是组织了“黄埔革命同学会”。这一举措，才真正地击中了蒋介石的要害。
蒋介石的统治基础就是黄埔嫡系。从北伐一直到中原大战，他依靠的就是这批从黄埔出身的军官。而邓演达在黄埔学生当中的威望非常高，学员们私下里称呼他为“邓大哥”，他在年轻军官以及基层士兵当中的声望甚至超过了校长本人。

“黄埔革命同学会”很快就发展到了六千多人，利用蒋介石嫡系与非嫡系之间的矛盾，在国民党军队当中开展联络以及策反工作。蒋介石依靠着发家的黄埔系，被邓演达从内部弄出了一道裂缝。
蒋介石悬赏三十万元来捉拿邓演达。更为关键的是，他对身边的人说了这样一句话：能够取代他的人，一个是毛泽东，另外一个就是邓演达。
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愚园路给干部训练班讲课期间，因为叛徒陈敬斋的出卖而被捕。特务冲进课堂的时候，他脸上没有丝毫恐惧的神色，说：“我就是邓演达，这些人都是我们的朋友，我的事情不会牵涉到他们。”

在被押走之前又留下了这样一句话：“为农工平民大众而进行斗争，随时都要做好被杀掉、被逮捕杀害的准备，这是革命者应该具备的觉悟。”
蒋介石没有马上把他杀掉。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他派人轮番地去劝降他。先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去了，用中央党部秘书长或者总参谋长这样的高官厚禄来许诺他；后来又开出副总司令的条件，邓演达一个条件都没有答应。

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亲自出面和他谈话，询问他对事变有什么看法，邓演达直接反驳了回去：“还不是你连续多年的内战所造成的。”

劝说投降这件事情最终是彻底地失败了。在那个时候，正好是处于宁粤对峙的这个阶段，蒋介石被迫辞去了职务。

戴季陶对他进行了警告说：在如今这个时候，非常可怕的敌人，并不是汪精卫、陈济棠这些人，能够对根基造成动摇、让黄埔革命的力量出现分散情况的，除了邓演达之外就没有其他的人了。

蒋介石心里担忧在他下野之后两广方面会把邓演达释放出来，到那个时候，邓演达依靠他在黄埔系所拥有的号召力，完全有能力重新对军队进行整合。他所害怕的从来就不是邓演达所提出的政治方面的理论，而是邓演达有能力对他的权力根基造成动摇。
在1931年11月29日的深夜时分，在南京麒麟门外的沙子岗这个地方，响起了一声枪响，三十六岁的邓演达倒在了血泊当中。既没有进行审判，也没有给他定下罪名，更没有任何公开的程序。

蒋介石认为自己把心腹大患给除掉了。但是他并不清楚，这一枪所打断的不只是一个政敌的生命，而是国民党内部最后存在的一道制衡的机制。
在邓演达去世之后，国民党内部再没有一个人敢当面说真实的话语了。在以前开会的时候好歹还有几个人敢顶几句嘴，从那之后，会议室安静得让人感到害怕。一个政党最为致命的危机，从来就不是外部的敌人有多么的强大，而是内部的纠错机制彻底失去了作用。

邓演达就是那道最后的防线——他能够让人心产生动摇，能够在黄埔系的内部形成真正具有效力的制衡，能够让蒋介石在独断专行之前至少有那么一下犹豫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