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徐州，北伐名将王天培被拘押。此时的蒋介石刚在徐州战场受挫，政治处境也急转直下。王天培原本是北伐军中的重要将领，却在几天之内从前线功臣变成了阶下囚，随后被处死。

这件事看似源于一场战事失利，背后却牵动着国民党内部复杂的派系关系。王天培出身贵州军界，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毕业于保定军校，护国战争期间曾以弱势兵力击败强敌，军事才能相当突出。

1926年北伐开始后，王天培率部归附广州国民政府。他指挥部队进攻徐州，经过连续作战，迅速突破孙传芳、张宗昌部的防线。徐州被攻克后，王天培声望大增，第十军也成为北伐军中颇有战斗力的一支。

问题也由此而来。北伐尚未结束，国民党内部已经发生分裂。1927年“四一二”事件后，南京与武汉之间矛盾公开化，王天培对蒋介石的政治路线并不认同，又对嫡系部队与地方军队之间的待遇差别颇有意见，开始与武汉方面保持联系。

蒋介石不能容忍一名掌握重兵的将领在关键时刻摇摆。1927年8月，蒋介石进攻徐州失利，王天培很快被捕。原定的处决因新桂系反蒋而有所拖延，蒋介石随后下野，但王天培最终仍未能逃脱。何应钦与王天培早有矛盾，这层私人恩怨，也让案件失去了应有的军事审查程序。

有人劝王天培认错，他只是回答：“我打仗可以败，不能把没有做过的事认下来。”这句话是否确有其事，史料仍有不同说法，但王天培被杀的结果没有改变。此案打破了国民党内部处理高级将领的底线，军功不再是护身符，政治忠诚才是唯一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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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之后，危险人物换成了邓演达。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又因“约法之争”与胡汉民等人冲突，被迫下野。邓演达此时已经从海外回国，并在上海组织第三党。他曾是黄埔军人中的重要人物，反对蒋介石独断，也不愿接受国民党右派的控制，在军界和知识界拥有相当影响力。

邓演达与蒋介石的矛盾，不是普通政客之间的争执。前者主张改造国民党，反对个人集权；后者则把军队和党务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邓演达一旦在蒋介石下野期间发动政治行动，极有可能成为各方反蒋力量的联结点。

1931年8月，邓演达在上海被捕。案件长期处于秘密状态，关于具体指令究竟由谁下达，史料中一直存在争议，但当时的国民党统治机构不可能绕开蒋介石处理这样的人物。11月29日，邓演达被秘密杀害，年仅36岁。

邓演达死后，第三党的组织仍然存在，并参与了后来反蒋力量的活动。1933年的福建事变，便与这些力量有一定联系。不过，失去核心领袖后，第三党始终未能形成稳定的政治组织。蒋介石除掉的，不只是一个政敌，也是一种可能出现的政治选择。

陈仪的结局，则发生在国民党政权败退前后。陈仪早年在日本学习军事，曾任福建省政府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他与蒋介石之间已有矛盾；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却让他出任台湾省行政长官。

1947年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陈仪负责地方行政，却无法摆脱国民党当局镇压政策带来的责任。此后他被免职，政治声望几乎尽失。陈仪并非完全没有判断，他逐渐意识到蒋介石已经很难容纳不同意见，便试图联络旧部，推动浙江方面的政治变动。

1949年，陈仪的联络行动败露，被国民党方面逮捕。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是在蒋介石某一次短暂下野时立即被处死，而是在政权迁台后接受审判。1950年6月18日，陈仪在台北被执行死刑，终年67岁。

王天培死于北伐内斗，邓演达死于党争升级，陈仪则死于政权崩溃前的相互猜疑。三起案件的背景不同，却有一条共同线索：一旦某个人被判断为可能影响军队、党务或地方局势，过去的功劳便很难再提供保护。

蒋介石并非对所有批评者都采取杀戮手段。刘文典曾当面斥责他，后来仍能在学术界任教；奉化故居扩建时，邻近的周家千层饼店据说因坚持保留而未被强行拆除。可在权力受到直接挑战时，他表现出的往往不是宽容，而是迅速排除风险。

这三次处置，也使国民党内部越来越缺少公开讨论和制度约束。将领不敢独立判断，地方势力只能观望，反对者则被迫转入地下。权力因此暂时稳固，却把更多矛盾压进了沉默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