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周明、傅亚娟、赵幼芷和柳茂才面对一摞来历不明的密件，没有立即动笔。她们很清楚，纸上的每一个字，都可能牵动地下组织的安危。
这四名年轻女子表面身份普通，不过是司令部里的打字员。她们说话轻，动作慢，平日里除了埋头抄写，偶尔也谈些家常。在特务眼中，这样的姑娘“不懂机密”，正因为这层伪装，她们才得以接近许多重要材料。
周明进入稽查处，并不是一次偶然求职。1946年，她在上海一家药房担任打字员时，经人介绍，接替了一名准备离职的女打字员。对外，她只是想换个工作环境；实际上，她早已接受地下组织安排。
当时，淞沪警备司令部与保密系统关系密切，稽查处负责审查、监视和处理大量情报。地下人员被捕、审讯的消息不断传出，国民党方面也在设法向解放区安插人员。这个位置看似不起眼，却是许多机密文件经过的地方。
周明进入后，又以类似方式帮助傅亚娟、赵幼芷和柳茂才进入其中。四人年龄相近，工作配合默契，慢慢被同事称为“四朵金花”。这个称呼听起来轻松，背后却是高度紧张的工作。
她们传递普通情报时，常故意把字打错，再把稿纸揉皱丢进纸篓。下班后，趁人不注意取出碎纸，分别藏在衣角、袖口等处带走。机密程度更高的内容，连纸片也不能携带，只能依靠记忆。
几个人会在下班后反复核对，将文件中的人名、地点、职务和行动安排逐一复述。谁记错一个字，谁漏掉一处时间，都可能导致判断失误。不得不说，这种没有纸面凭据的传递方式，对记忆力和心理承受力都是考验。
1948年9月，司令部突然气氛异常。抄写室大门紧闭，几名特务轮流进出，普通打字员不得靠近。傅亚娟与周明借着午休在门外闲谈，听见处长黄湘先因任务紧急而发火。
一批保密局送来的材料必须在一天之内抄完。黄湘先担心人手不够，又不愿让太多人接触文件。恰在此时，他看见门口的四名女打字员，便说：“她们平时只管打字，应该不会出问题。”这句话，反而给了四人接近核心材料的机会。
进入抄写室后，周明发现文件内容涉及上海大华公司总经理忻元锡。此人并不只是商界人士，还承担着中共上海地下金融工作的任务。如此重要的资料竟已落入保密系统手中，说明党内某个关键环节很可能出了问题。
危险也随之而来。抄写室内有特务看守，文件不能带出，四人更不能显露惊讶。赵幼芷忽然提出订饭，借口大家忙了一天，应该到女员工宿舍吃些东西。黄湘先嗜酒，听到这个安排后放松了戒心。
周明故意说：“你们先去，我留下收尾。”黄湘先带人离开后，她与赵幼芷立即分工，一人记下真实内容，一人把关键处删改，再整理成一份看似完整的抄件。特务回来时，看到的已经不是原始材料。
当晚，真实情报送到了陈来生手中。陈来生是上海地下情报工作的负责人，曾参与保护中央文库。经过核查，组织将线索指向苏中第十地委书记金柯。资料显示，金柯早在1947年5月在上海被捕后叛变，后来成为国民党保密系统在南通、无锡一带的情报人员。
更严重的是，金柯并非只负责传递消息。保密局准备利用他的身份，安排他接近华东野战军高级将领，目标包括忻元锡以及华野重要指挥人员，粟裕也在危险名单之中。
1948年10月，金柯以向上级汇报工作为名，乘木船沿长江而上，抵达江都县。他带着几名随行人员，自以为行动隐秘，却不知道沿途情况早已受到掌握。刚与接头人员会面，便被控制并押往司令部。
审讯时，金柯仍试图声称自己掌握重要军情，要求面见华野领导人。审查人员没有与他争辩，只将调查卷宗放在桌上。卷宗中的被捕、叛变及任职记录，与他此前的身份完全对应。证据摆在面前，他很快失去了辩解的余地。
金柯暴露后，淞沪警备司令部展开内部排查。四名打字员因职位低、平日表现谨慎，没有立即成为怀疑对象。但傅亚娟后来因街头偶遇旧识，再次陷入险境。那名旧战友已经投敌，特务很快找上门，将她带走审问。
傅亚娟始终坚持普通身份，对细节回答谨慎，既不承认不存在的事情，也不留下可供追查的口子。监视一段时间后，特务没有找到证据，只得将她放回。随后，组织设法把她转移到安全地点。
周明等人此后仍承担情报工作。上海解放前夕，她们又获得一份保密系统潜伏人员名单，为清理隐患提供了重要依据。苏南地区解放后，金柯受到审判并被执行枪决，这场由一份密件牵出的刺杀阴谋，也随之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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