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是教员手里始终紧握的另一把武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讲的是打仗的决定性作用，“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则说清了另一件事：革命不能光靠枪，还得靠笔。
一、想推翻一个政权，先得造舆论
1962年，教员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说白了就是：你想推翻旧政权，光靠打仗不够，得先让老百姓在思想上跟你走。
这个道理，教员在井冈山时期就明白了。1928年，他明确提出“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后来在古田会议上，他又说“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要求各级部队都办《时事简报》，用最通俗的话把党的主张传到群众耳朵里。国民党对红军又是“围剿”又是泼脏水，教员看得很清楚：舆论阵地和军事阵地一样重要，丢一个都不行。
二、报纸必须攥在自己手里
要让舆论管用，首先得把舆论工具攥在手里。教员反复讲“党要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中共一大通过的决议就定死了规矩：所有出版物都得由党员直接经办和编辑，不能登违背党的方针政策的文章。
1941年，教员给《解放日报》写发刊词：“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他把报纸的使命和党的使命直接画等号：党报不是一般的新闻单位，是党的“喉舌”。1948年，他又要求“各地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纪律这么严，就是为了在分散的革命环境里，党的声音能统一、准确地传出去。
三、办报的人得懂政治
光把报纸攥在手里还不够，办报的人还得有政治眼光。1957年，教员和《人民日报》新任总编辑吴冷西谈话，说：“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明确要求“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书生办报最大的毛病是“多谋寡断”，关键时刻容易摇摆。政治家办报，就是要求办报的人站在全局看问题，知道什么该报、什么不该报、什么时候报、怎么报。
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就是个典型例子。改版前，教员在延安整风中的两次重要报告，报纸要么只字不提，要么只发一条简讯，完全没起到党报该起的作用。教员发了火，亲自主持改版座谈会。改版后从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四个方面整改，解放区的新闻放头版。这次改版说明一个理：党报不讲政治，关键时刻就会哑火。
四、让群众自己办报、自己说话
教员舆论思想最有意思的一点，是把群众路线用到新闻宣传上。1948年，他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说：“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
教员觉得，报纸的力量就在于“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但这不是单向灌输，是双向互动。他要求报纸不光传达党的声音，还要反映群众的斗争和生活。井冈山时期，教员编《时事简报》用的就是群众语言，群众“眼睛望着报，口里照着念”，一座桥上充满了欢跃的空气。为什么管用？因为它说的是老百姓听得懂的话，讲的是老百姓身边的事。
五、“一律”和“不一律”
教员对舆论还有个很辩证的看法。1955年，他在《驳“舆论一律”》里提出：我们的舆论既是“一律”的，又是“不一律”的。所谓“一律”，就是不许反革命分子发表反革命言论；所谓“不一律”，就是在人民内部允许不同意见，允许批评的自由。
这个区分很要紧，它把管舆论和给自由的边界划清了。对敌人一律，是政权安全的底线；对人民不一律，是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教员后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进一步讲，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要用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这种辩证的舆论观，既不放任自流，也不全面压制。
六、一篇新闻稿退十万兵
教员不光是舆论思想的提出者，更是舆论战的实战高手。1947年转战陕北，他身边只带了两支队伍：一支是军委作战部，一支是新华社。他一边指挥打仗，一边指导新华社搞舆论攻势，亲自写了大量新闻、时评和社论，新华社的同志管他叫“级别最高的记者”。他后来总结说：“中央留在陕北靠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的革命斗争。武的一条线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线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
最经典的案例发生在1948年10月。蒋介石密令傅作义偷袭石家庄，当时石家庄兵力空虚。教员一边调部队准备迎击，一边亲自写了一篇新华社电讯稿《动员一切力量歼灭可能向石家庄进扰之敌》，把敌军的番号、将领、作战计划全公布了，还明确说“我解放区人民已做好充分准备”。傅作义一看计划暴露、对方严阵以待，只好放弃偷袭。一篇几百字的新闻稿退了十万兵——枪还没响，笔先把敌人吓退了。
七、今天怎么看这件事
教员的舆论思想是打仗年代形成的，但核心道理今天照样管用。
你看现在的全球舆论格局，西方媒体资本高度集中，少数富豪和集团控制着主要新闻渠道。法国十一个亿万富翁控制着近八成全国性日报和过半电视受众，法国参议院调查委员会自己都承认，这种股权集中会造成“间接压力、自我审查氛围、某些议题的边缘化和观点的同质化”。这种集中意味着，所谓的“国际舆论”不是什么多元观点的自由竞争，而是在资本所有权那一层就已经筛过一遍了。你以为你在看新闻，其实你看到的已经是别人挑剩下的东西。
在这方面以色列做了很多工作。根据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披露文件，以色列从2023年以来在公关和形象工程上花了超过十亿美元，其中用来影响美国舆论的部分超过一亿美元，是当年在该法框架下登记花钱最多的外国政府。钱花在哪儿了？给社交媒体付费创作者付报酬，让他们发亲以色列的内容；跟前特朗普竞选经理开的公司签了4650万美元的合同，这家公司自己承认，他们的策略之一是把亲以色列的说法“植入用来训练大型语言模型的语料库”——说白了就是让ChatGPT这类AI工具在回答问题时偏向以色列。此外还有给Instagram账号付16.1万美元、给Bridges Partners付90万美元招募十多个创作者发亲以色列内容的记录。这些操作并不偷偷摸摸，它们依法登记、有据可查。恰恰因为合法，才更值得琢磨：在一个法律允许外国政府用商业公关方式大规模介入国内舆论的国家，所谓舆论“自由市场”那个前提本身就得打个问号。
与此同时，社交媒体平台在巴以冲突里的内容管理，也表现出很明显的不对称。学术研究记录了2021年巴勒斯坦起义期间，平台对阿拉伯语内容“过度执法”、对希伯来语内容“执法不足”的现象。以色列政府向Meta和TikTok提出请求，要它们移除8000条与哈马斯战争相关的帖子；而人权观察记录到，Instagram以违反“暴力和煽动”规则为由，删掉了展示巴勒斯坦平民伤亡的图像和视频。这些例子说明，算法和平台规则不是什么中立的“技术工具”，它们在用一种很具体的方式决定：谁的声音能被看见，谁的苦难能被呈现。甚至有人在网上发表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的负面评价，轻则封号，重则逮捕。写到这不得不说以色列在舆论上在此时确实胜利了。但是历史不是一刻，时间会证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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