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11日凌晨，羁押中的范纪曼提出要上厕所。值班看守替他打开牢门，睡意未消，只说了一句：“早去早回。”几个字听起来平常，却成为范纪曼一生中最危险、也最关键的片段。
关于这段经历，后来流传着多个版本，部分细节已难以逐一核实。但可以确认的是，范纪曼确曾长期潜伏于国民党军政系统，并在解放战争前夕因身份暴露被捕。那时北平、上海等地局势急转直下，许多情报人员都在等待最后的生死关口。
范纪曼1906年出生，青年时期参加北伐，曾在叶挺部队中任职。一次负伤后，他与组织失去联系，经历了数年彷徨。1932年前后，他重新与中共地下组织建立联系，此后以公开身份活动于国民党系统内部。
他受过军事训练，又懂德语、俄语和英语，这些能力使他具备了从事情报工作的条件。表面上，他是国民党军政机关中的军官；在另一重身份下，他承担着传递消息、判断形势和保护关系网的任务。
潜伏最难的地方，不只是面对审讯，更在于日常生活不能露出破绽。一句不合时宜的话，一次过于明显的迟疑，都可能引起怀疑。范纪曼在公开场合必须谨慎，私下传递信息也不能留下容易追查的痕迹。
1949年初，随着北平和平解放的前景逐渐明朗，国民党内部的审查明显加紧。有人被捕后供出相关情况，范纪曼的身份随之暴露。特务人员到住所抓捕他时，他正在处理文件，听见门外动静后没有仓促逃跑，而是整理好桌面，接受了逮捕。
审讯持续了很长时间。对方反复追问他的上线、交通关系和情报内容，他始终没有给出有效口供。后来有人回忆，范纪曼在狱中受到严重折磨，身体迅速衰弱，却很少在审讯中改变说法。
“交代清楚，或许还能活。”
“没有什么可交代的。”
这类问答一次次重复。对审讯者而言，这是顽抗；对范纪曼而言，沉默意味着仍有可能保全尚未暴露的同志。地下工作者一旦被捕，个人安危已经退到次要位置，最要紧的是不能让整条关系线随之断裂。
死刑判决下达后，他没有坐等命运安排。凭借多年从事情报工作的经验，他开始留意监所环境：看守换班的时间、门锁开启的顺序、厕所与外墙之间的距离，以及夜间巡查最容易出现的空隙。
有意思的是，他没有立刻行动，而是反复制造如厕的理由，让看守逐渐习惯他的要求。每一次出去，他都在观察。墙角是否有人看守，附近有没有可借力的物件，外面的道路通向哪里，这些细节被他默默记下。
那天凌晨，牢房内一片寂静。范纪曼再次提出如厕，看守显得有些不耐烦，却没有过多盘问，只挥手说道：“早去早回。”
厕所墙边有可供垫脚的木板。范纪曼将它移到合适位置，第一次尝试时木板发生滑动，他只能停下来等待。第二次，他调整角度，双手撑住墙沿。长期刑讯已经让他体力大损，手臂不断发抖，但行刑时间正在逼近，他没有第二条路。
翻过外墙后，他顾不上脚下伤痛，迅速离开监所一带。天亮之前，范纪曼设法藏入可靠人士家中。关于他具体如何脱身，后来记载并不完全一致，越狱过程中的若干细节，也带有回忆性叙述的成分。
可以确定的是，上海解放前后，他仍在设法向有关方面提供国民党特务系统的情况。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社会秩序重建，潜伏机构和残余情报网络成为公安部门需要处理的重要问题。范纪曼熟悉这类组织的联络方式，能够从人员习惯和行动规律中发现线索。
他曾提醒办案人员，秘密组织往往不会选择过于偏僻的地点，反而容易借助人流较多、外表普通的场所进行接头。真正关键的，不是某一家店铺，而是固定出现的暗号、时间和联络方式。这种判断帮助有关部门缩小了排查范围。
新中国成立后，范纪曼没有主动要求担任显要职务，而是从事俄文教学和资料整理。身份问题却长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由于早年履历复杂，相关组织关系一度难以核定，直到1984年，他的党籍和历史问题才得到重新审查与处理。
晚年范纪曼主要生活在北京，继续从事教学工作，并将多年收藏的部分书籍捐出。他很少谈论越狱时的惊险场面，对那名看守也始终没有下定论：那句话究竟是随口而出，还是有意留下暗示，缺乏足够材料能够证明。
1990年，范纪曼去世，享年84岁。那句“早去早回”没有明确答案，却被保存在关于他的回忆中。历史中的许多转折，并不总是伴随着响亮的宣告，有时只是牢门开启的一刻，或一句听似平常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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