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床底下的铁盒子拖出来，手上沾了一层灰，指甲缝里都是黑的。
盒子是饼干盒改的，红底子，印着两个胖娃娃，边角磕掉了一块漆。
里头装着户口本、结婚证、儿子的出生证明，还有一沓病历，用皮筋捆着。
我翻到最底下找上个月那张化验单，皮筋一扯就断了，弹在手背上。
手背上留了一道红印子。我搓了两下，没管它，接着往下翻。
窗外的天刚亮，楼下卖豆腐的喇叭已经响过两遍，这会儿又停了。
铁盒子凉，贴在手心里像一块湿砖头。我把它搁在膝盖上，压着裤腿。
茶几上摆着满满的药盒，空的，塑料板一格一格，全是指甲盖大的凹坑。
铝箔撕得毛毛糙糙。最后一粒，昨天晚上吃的，我数了三遍。
三遍都是零。我把盖子扣上，又打开，又扣上，指头有点抖。
“妈，几点了。”满满在床上喊我，声音闷闷的。
“还早，再睡会儿。”
他没睡，爬起来坐在床沿上，两只脚晃着够拖鞋，够了两下没够着。
我儿子叫满满，今年十一岁。他得的病叫肾病综合征。
头一回听见这名字，我还以为是盐吃多了。医生说，不吃盐也没用。
得吃他克莫司，得吃激素，得吃好几年。一盒他克莫司三百八。
一盒吃半个月。激素倒是便宜，一瓶几块钱，吃了脸会肿。
“妈，今天吃药吗。”他问我。
“吃。”我说，“先吃粥。”
我进了厨房，掀开锅盖，昨天晚上剩的半锅粥，结了层皮。
我加了点水，点火，一边搅一边看锅底下的火苗，蓝幽幽的。
满满跟进来，扒着门框看我。“妈，药盒空了。”
“我知道。”
“那怎么办。”
“妈想办法。”
他“哦”了一声，去客厅穿校服，拉链拉到一半卡住了。
我过去给他拽，拉链头冰凉，卡在布缝里，拽了三下才拽上去。
“妈，你手怎么这么凉。”
“刚洗了菜。”
我拨了周建平的电话。响了很久才通，那头风很大。
他大概在服务区，背景里有大车倒车的“嘀嘀”声，还有人在喊。
“满满药没了。”我说。这句话我在心里练了三遍。
“嗯。”他应了一声，然后就没话了。
“这个月的还没买。”我又说了一遍。
那头停了一下，他说：“我明后天回来。”
“钱呢？”我把手机攥紧了，手心有点黏。
“……我回来再说。”他说完就挂了。
我把手机放在茶几上，屏幕暗下去，映出我自己的脸。
四十一岁了。眼角的纹路在早上的光里，看得特别清楚。
那天我照常去上班。家家福超市，早班六点到下午两点。
冷柜的风吹在腿上凉飕飕的，我一天要走两万多步。
“许姐，你脸色不好。”理货的小刘跟我说。
“没睡好。”
“家里有事？”
“没事。”我把一筐油菜搬上架，菜叶子上还挂着水珠。
“许姐，你手机响了。”小刘又喊我。
我擦了擦手，从兜里掏出来。是周建平。
“我这边还有个货要卸，晚两天回。”
“哦。”
“家里没事吧。”
“没事。”
挂了电话，我站在冷柜前面，站了很久。
冷气从底下往上冒，冻得我脚指头有点麻。
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家里的钱是够的。真的。
去年冬天，周建平他爸妈留下的那套老房子卖了，县城，六楼。
没电梯，两室一厅，阳台朝南。中介说这个价算不错了，卖了七十六万。
房产证上一直是周建平的名字，卖了的钱也打在他卡上。
我说，存两个人的名字吧。他说，放我这儿就行，你还不放心我。
我就没再提。这话现在想起来，扎在心口上，拔不出来。
那七十六万，我们是商量过的。坐在饭桌上，一人一碗面。
“这钱留着。”他说，“给满满看病。”
“一半看病，一半上学。”
“行。”他吃了两口面，“再给你妈那边留点。”
“你妈不是走了吗。”
“我说你妈。”他抬头看了我一眼，“你妈那边也得留。”
我当时还拿笔记了一下，记在一个旧笔记本上，蓝皮的，五块钱一本。
周建平跑货车，跑江浙沪那条线，一个月回来七八天。
他妹妹周丽，比他小七岁，在城南开了个美容院，门脸不大。
周丽离婚四年了，带着个女儿，叫甜甜，跟满满同岁。
她当年初中没读完就去南方打工，供周建平读完了中专。
“我上中专那三年，学费都是她寄的。”他说，“一个月两百，雷打不动。”
“我知道。”我说，“你说过。”
“她那时候在电子厂，一天站十二个钟头。”
我婆婆走得早，公公一个人把两个孩子拉扯大，前年也走了。
走之前那半年，是周丽在医院守着的，周建平在外头跑车。
“那半年她瘦了二十斤。”他说，“一天睡不到四个钟头。”
所以那套老房子卖了以后，周建平说，给周丽分十万。
我没反对。后来那十万没给，因为周丽说她不要，让给满满看病。
“哥，我不要。”她那天在电话里说，“满满那病得花钱。”
这事我还记在笔记本上，写着“周丽让十万”。
现在想起来，那十万块，像是早就标好了价。
满满是五岁那年查出来的。那天他在幼儿园吐了，脸肿得像馒头。
我抱着他去医院，抽血，验尿，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
“尿蛋白三个加号。”他说，“得住院。”
我在医院走廊上站了很久，走廊尽头是开水房，热气一直冒。
住院住了二十三天，花了四万多。那时候我们手里没这么多钱。
是周丽拿来的。她当天晚上就送来了，五万，现金，用报纸包着。
“嫂子，先拿着，不够再说。”她把报纸往我怀里一塞。
那五万，我们后来还了三年，一年还一万多，最后还清了。
所以这些年，周丽在我这儿，一直是有情分的。
这也是后来我为什么不闹的原因之一。我闹不起来。
周建平有个毛病，一遇到他妹妹的事，脑子就热。
前年周丽的美容院要扩店，他瞒着我，从货款里挪了两万给她。
我是月底对账的时候发现的，跟他吵了一架，那也是唯一一次。
“你瞒我。”我把账本拍在桌上。
“就两万。”
“两万不是钱？”
他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一根烟抽完，说：“我以后不瞒你了。”
这话，我信了两年。
六月十号那天，我下班回家，路过银行，想着进去查一下。
ATM的屏幕上跳出数字的时候，我以为自己看错了，退卡，重插。
又输了一遍密码，还是那个数。七十六万，变成了一千三百多。
我站在机器前面，后面有人等着，问我用不用。
“用完了吗？”那人在我身后说。
“用完了。”我退到一边，靠着墙站了一会儿。
柜台的小姑娘帮我打了流水，说上周四取的，一次性取的，现金。
“本人持身份证取的。”她说着，抬头看了我一眼。
“您要不要再核对一下？”
“不用了，谢谢。”
我站在银行门口的台阶上，太阳很大，晒得人眼睛发酸。
我把流水单折起来塞进裤兜，走了两站路才想起来坐公交。
那天晚上我没做饭，给满满煮了碗挂面，卧了个鸡蛋。
“妈，你也吃。”他把碗往我这边推。
“妈不饿。”
他吃面的时候，汤溅在作业本上，我拿纸给他擦。
周建平是第三天晚上回来的。他进门先换鞋，把车钥匙扔在鞋柜上。
车钥匙“当”的一声磕在木板上，那声音在楼道里都听得见。
“钱你取了？”我站在厨房门口问他。
他“嗯”了一声，绕过我，去厨房倒了杯水。
“给谁了？”
“周丽。”他喝完水，把杯子放在台面上，“她那边出了点事。”
我没说话。我把碗从消毒柜里拿出来，一个一个摆在桌上。
“她欠了钱，网贷，利滚利，滚到八十多万。”
“人家堵在她店门口，甜甜都不敢去上学。”他说这话的时候看着地面。
我数了数碗，四个。我们家三口人，多出来一个。
“七十六万，全给了？”我把多出来的那个碗拿在手里。
“全给了。”他说，声音很轻。
“满满下个月的药呢？”
他抬起头，张了张嘴，又低下头去。厨房的灯管嗡嗡响。
我把碗重新收回消毒柜，一个都没摆，碗沿碰着碗沿，叮当响。
“你什么时候知道她欠钱的？”
“上个月。”
“上个月你就知道了，一直没说？”
“我想着……我想着能自己解决。”
“解决了吗？”
他不说话了。
“你怎么不闹？”他后来问我，声音里带着点怕。
我说我闹什么。闹了，满满就能吃上药了吗。
那天晚上我去了阳台，晾着满满的校服，夜风把袖子吹得一晃一晃。
楼下有人遛狗，狗链子哗啦哗啦响。
阳台上还摆着一盆绿萝，是周丽去年过年送的，说这个好养活。
叶子已经黄了两片，我伸手掐掉，指尖上留了一点涩涩的汁。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社区医院。王医生认识我，满满三岁起就在他那儿看。
“药停多久了？”他翻着病历本问我。
“四五天了。”我说，手放在膝盖上，不敢看他。
他叹了口气，笔在病历本上顿了两下，没写下去。
“你这个当妈的，怎么能停呢。”
“我手里没钱了。”
他把眼镜摘下来，揉了揉眼睛，又戴上。
“家里出事了？”
“嗯。”
“要紧吗？”
“要紧。”
他没再问，低头开方子。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
他给我换了个方案，泼尼松加一种便宜点的免疫抑制剂。
“先顶着。”他说，“顶不住还得上原来那个。”
“顶不住会怎么样？”
“水肿，尿少，严重了肾衰。”他说得很慢，“你自己掂量。”
我拿着处方去药房划价，一共四百三十二块，刷的我自己的工资卡。
卡里还剩八百多。我盯着那张小票看了很久。
回来的路上，我在超市门口碰见店长，她问我这两天怎么脸色这么差。
“没睡好。”
“家里有事？”
“没事。”
她哦了一声，没再问，把手里的菜递给我一袋。
满满吃了新药，第二天脸就开始肿，眼睛肿成一条缝。
脚脖子按下去一个坑，半天不起来，我按了三次。
我蹲下来给他穿鞋，鞋带系不上，脚背鼓着。
“妈，勒得慌。”
我松了松，又系，还是系不上。
他低头看我，说：“妈，我是不是又胖了。”
“是长个子了。”说完我去阳台站了一会儿。
那天下午，满满班主任打电话来。
“满满妈妈吗，满满今天在课上睡着了。”
“他晚上没睡好。”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嗯，最近在调药。”
“那你多注意，作业我先不给他留了。”
我说谢谢老师，挂了电话，坐在沙发上，手放在膝盖上。
周建平那几天在家。他坐在沙发上，手机一直响。
他每次都走到阳台上去接，声音压得很低。
第六天晚上，我把满满哄睡了，出来倒水，看见他在沙发上抽烟。
烟灰长了没弹，掉在裤子上，他也没管，眼睛盯着电视。
“周丽那笔钱，”我说，“还完了？”
“还完了。”他说，“剩下几万她自己凑的，我也没管。”
“那你妹妹，以后别再碰那个了。”
“嗯。”他把烟摁灭，摁了三次才摁死。
那天晚上他的手机亮了一下，我看见一条短信，开头是“尊敬的用户”。
我没看清后面写的什么，他很快就把屏幕扣了过去。
第十天，我请了半天假，去了趟银行，让柜台打了一份完整流水。
七十六万，六月十号，转出。收款账户不是周丽。
是一个叫“融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户头，我念了两遍才念顺。
我把流水单对折，再对折，塞进铁盒子里，压在最底下。
第十一天，我在整理抽屉的时候，翻到一张纸，折成四折。
A4大小，塞在一堆电费单中间，边角有点卷，上头有个红手印。
我展开看了一眼。上面有周建平的签名，还有他的身份证号。
我以为是保险单，又折回去，放回原处，压上那摞电费单。
其实我看见了“连带责任”四个字。就那么一眼，我没往心里去。
我当时想的是，大概是给车买的什么险，他跑货车，险多。
第十二天下午，周丽来家里了，进门换了拖鞋，粉色那双。
鞋头有点小，她脚后跟露在外面，走路的时候啪啪啪地响。
她给我带了水果，两斤车厘子，一盒草莓，搁在鞋柜上。
甜甜跟在她后头，书包上挂着个兔子挂件，一晃一晃。
“嫂子。”她坐在沙发上，手放在膝盖上。
“嗯。”我给她倒了杯水，放在她面前。
“我哥那钱……我以后一定还。”她说着，手指头绞在一起。
“你哥的钱，你还不还，那是他跟你的事。”
她愣了一下，眼睛红了，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
“我不是那个意思。”她说，“我就是……我实在没办法了。”
“什么办法没办法，你跟我说说。”我坐在她对面。
她低着头，说：“我做生意赔了，借了网贷。”
“多少？”
“一开始就二十万，后来滚起来了。”
“滚到多少？”
她没说话，手绞得更紧了。
“八十万？”
她点点头。
“你哥给了七十六万，还差四万。”
“我把我妈留给我的那个镯子卖了。”她说，“四万二。”
我心里咯噔一下。那个镯子，是我婆婆的。
婆婆走的时候，把镯子给了周丽，说女儿家留个念想。
“卖了？”
“卖了。”
“甜甜知道吗？”
她摇头，眼泪掉在膝盖上，一滴一滴的。
“嫂子，你别跟我哥说。”
“我不说。”
她那天坐了不到二十分钟就走了，拖鞋换下来，摆得歪歪的。
车厘子我没动，第二天拿给满满吃了两颗，剩下的放冰箱里烂了。
楼下张阿姨在楼道里碰见我。
“小许，你小姑子又来了？”
“嗯，来看看。”
“我前两天看见她在楼下打电话，哭得挺厉害。”
“是吗。”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没事，家里的事。”
张阿姨哦了一声，提着菜上楼了。
第十五天，周建平回来的那天晚上，天很闷，楼道里有股潮味。
离他取钱那天，正好半个月。
他在门口就喊我，声音不对，喊的是我的全名。
“许曼。”他站在厨房门口，手机举在手里，屏幕亮着。
我在洗碗，手上都是泡沫，水龙头哗哗地淌。
“周丽那边……又出事了。”
我关了水龙头，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
“多少？”
“四百二十万。”他说这四个字的时候，声音是抖的。
我看着他，没说话。抽油烟机还在响，嗡嗡的。
“她拿房子抵了，三百多万，投了个什么项目，人跑了。”
“还有以前没还完的，加上利息，一共四百二十万。”
“抵押下个月到期，房子要没了。甜甜怎么办。”
我伸手关了抽油烟机。厨房一下子安静下来，只剩水珠滴答。
“你想怎么办？”
“咱们……咱们那套房子，能不能先抵一下。”
“咱们那套房子，还在还贷。”
“我知道。抵出来能有一百多万，先救急。”
“满满还要吃药。”
“吃完这个月的，下个月再说。”
我没接话。我把最后一个碗放进沥水架，摆正。
“卡里不是还有钱吗？”他说着掏出手机，“我看看。”
他站在厨房门口，手指在屏幕上划，划了一下，没动。
又划了一下。他把手机举高了一点，凑近了看。
我看见他的喉结动了一下，上下，很用力。
“怎么……”他嘟囔了一句，声音卡在喉咙里。
“怎么了？”
他把手机递过来，手有点抖，屏幕对着我。
屏幕上是一个红色的提示框，字很小，我眯着眼看。
“该账户已被人民法院冻结，冻结金额……”
后面那一串零，我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
四百二十万。
他站在那儿，手机往下滑，差点掉在地上。
“我没借过这么多钱啊。”他看着我，脸白得吓人。
“你签过字。”
他看着我，眼睛慢慢睁大。
“三月，周丽来借钱那天，你签过一张纸。”
“我端菜出来的时候看见的，上面有‘连带责任’四个字。”
“你说就是证明一下。你还记得吧。”
他张了张嘴。厨房的灯有点闪，一下一下的。
“那是……那是她第一次借钱，我做见证人。”
“见证人不用写连带责任。”
这话其实不是我说的。是法律援助中心的姑娘跟我说的。
反转的第二天，我去了一趟区里的法律援助中心。
一个戴眼镜的姑娘，二十来岁，说话很慢，给我倒了杯热水。
“连带责任保证，”她说，“债务人还不上，债权人可以直接找保证人。”
“不用先找债务人，也不用等法院判。”
“那我丈夫要还多少？”
“合同上写的多少，就是多少。”她说，“一分不少。”
她跟我说这些的时候，我手里攥着那张流水单，攥出了汗。
我把铁盒子从床底下拖出来，放在茶几上，盖子打开。
里面有流水单、化验单、满满的病历，还有那个蓝皮笔记本。
“这七十六万，”我说，“我记着账。”
“从卖房子那天起，每一笔我都记着，一分不差。”
我把笔记本摊开，推到他面前，纸页有点黄了。
他坐在沙发上，两只手撑着膝盖，头低着。
我听见他在喘气，很重，像跑完了一段路。
“这钱，不是我借的。”
“我知道不是你借的。”
“那我为什么要还？”
“因为你签了字。”我说，“因为你把她当妹妹。”
他抬起头看我，眼睛里有血丝。
“许曼，你说怎么办。”
“我不知道。”我说，“我只知道，满满的药，不能停。”
那天晚上他没睡，在阳台上坐了一夜，烟头一明一灭。
像谁在黑暗里打信号，一下，一下，又一下。
我躺在床上没睡，听着阳台上的动静，一直到四点多。
第二天早上我照常五点四十起床，煮粥，叫满满起来吃药。
他吃完了，背上书包，我给他把校服领子翻好。
周建平站在卧室门口，眼睛红的，头发翘着一撮。
“许曼。”他叫我，“我对不起你。”
我把满满的水杯塞进他书包侧兜，拧紧了盖子。
“先上学。”我说，“路上慢点。”
满满“哦”了一声，跑下楼去，书包在背上一下一下地颠。
门关上以后，屋里就剩我们两个，谁也没说话。
我照常去了超市上班，六点打卡，换上蓝马甲。
冷柜的风从底下往上吹，吹得人小腿发凉，我理了一上午青菜。
中午吃饭的时候，店长坐过来，问我家里是不是有事。
“没事。”
“有事你就说。”她把一个鸡腿夹到我碗里，“别一个人扛。”
“真没事。”
那天下午我请了假，去了趟律师事务所，在人民路上，三楼。
一个姓陈的女律师，四十来岁，说话很慢。
她看了我的流水单，又看了那张担保书的复印件，看了很久。
“这个复印件，你哪来的？”
“我从抽屉里拿出去复印的。”
“原件呢？”
“还在抽屉里。”
她点点头，把纸摊在桌上。
“这笔七十六万，”她指着那一行，“是夫妻共同财产。”
“但用途是替他妹妹还债，跟你和孩子的日常生活没关系。”
“可以主张不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那四百二十万呢？”
“那笔是他个人签的担保，跟家庭生活没关系。”
“原则上，也是他个人的债务。”
我问她，那我们那套房子呢，还在还贷，写的是两个人的名。
她说房子是婚内买的，要看他那笔债务最后怎么定，不好说。
“那我怎么办？”
“先把证据留好。”她说，“流水、担保书、病历，都留着。”
“还有，”她顿了顿，“你得想想你自己和孩子以后怎么过。”
我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路边的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我在路边站了一会儿，买了两根黄瓜，一把小葱，花了六块五。
周丽是三天后来的，没带甜甜，一个人。
她进门就跪下了，膝盖磕在地砖上，闷闷的一声。
“嫂子，你救救我。”她抓着我的裤腿。
我没扶她。我站在那儿，手垂在两边，看着她头顶的发旋。
“我哥要是跟你离婚，我就完了。”
“你哥不会跟我离婚。他连这个都没想过。”
她抬起头，脸上全是眼泪，睫毛膏糊成一团。
“嫂子，我当初要是听你的，不扩店就好了。”
我心里一顿。扩店那年，我跟她说过，别贪大。
“现在说这个，晚了。”我说。
“你起来吧，地上凉。”
她没起来，跪在那儿，肩膀一抽一抽的。
后来是周建平从屋里出来，把她拽起来的，拽得挺使劲。
兄妹俩在客厅里说了很久，声音一会儿高一会儿低。
我在厨房切黄瓜，一刀一刀，切得很细，细得像线。
那天晚上周丽走了，把那双粉色拖鞋踢到门口，一只正一只反。
后来我才知道，周丽那笔抵押贷，借的是一家民营小贷公司。
三百四十万，月息两分五，合同上写的是“服务费”。
她拿去投了一个“新能源”的项目，人家说三个月回本，翻一番。
第二个月，那家公司人去楼空，连门牌都摘了。
她不敢说，一个人扛了四十多天，天天吃安眠药。
这些是周建平后来告诉我的，他坐在阳台上，一根接一根抽烟。
他说的时候，我一直在剥毛豆，剥了一小盆。
剥完了，我端去厨房，焯了水，拌了点香油，端上桌。
“你吃不吃？”
他摇摇头。
“不吃也得吃。”我说，“车还得跑。”
他拿起筷子，夹了一颗，放进嘴里，嚼了很久。
甜甜在我们家住了两天，是周建平去接的。
她跟满满挤一张床，两个人晚上说悄悄话，说到十一点。
我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没听清，只听见笑。
第二天早上她起来，自己叠了被子，叠得方方正正。
她吃粥的时候，把碗端起来，喝得干干净净。
“婶婶，粥好喝。”
“好喝就多喝点。”
走的时候她跟我说：“婶婶，我妈是不是欠了很多钱。”
“大人的事，你不用管。你好好上学。”
她点点头，背上书包，那个兔子挂件一晃一晃地跟着。
八月里，法院的传票来了，挂号信，我签的字。
周建平不在家，跑车去了，电话里他让我先别拆。
“你先放着。”他说，“等我回去。”
我还是拆了。白纸黑字，被告两个人。
一个是周丽，一个是周建平，连带清偿，四百二十万。
我把传票摊在桌上，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
然后我给陈律师打了电话，她让我别慌，先应诉。
“你别怕。”她说，“这种事，怕也没用。”
她说我们这边，可以主张那七十六万是周建平个人处分共同财产。
损害了我的利益，可以在离婚的时候主张赔偿。
“离婚”这两个字，她第一次说的时候，我愣了一下。
我在电话这头，握着手机，半天没出声。
她喂了两声，我才说，我知道了，谢谢陈律师。
挂了电话，我在沙发上坐了很久。
满满放学回来，把书包往沙发上一扔，问我晚上吃什么。
“西红柿鸡蛋面。”
“能不能加个荷包蛋。”
“能。”
那天晚上我给他煎了两个蛋，一个溏心的，一个全熟的。
他挑溏心的吃了，把全熟的留给我，说妈你吃这个。
九月开学，满满上六年级，个子又蹿了一点。
他的药换回了原来那个，他克莫司，还是三百八一盒。
钱是我妈那边先垫的，她取了定期，说孙子的药不能断。
我去她那儿拿钱那天，她正在腌萝卜，一屋子酸味。
玻璃罐子摆在窗台上，萝卜切成条，码得整整齐齐。
“钱够不够？”
“够。”
“不够你说话。”她把罐子盖拧上，“你爸走的时候留了点儿，我一直没动。”
“妈，那钱你留着自己花。”
“我花什么。”她说，“我一个人，一天三顿稀饭。”
她给我装了一小罐萝卜干，让我带回去，说就着粥吃。
那罐萝卜干，我放在冰箱最上层，吃了半个多月。
周建平十月里回来过一趟，瘦了一圈，下巴上都是胡茬。
他把一张卡放在桌上，说这个月的车钱，八千。
我收了，放进铁盒子里。
他站在那儿，好像还想说什么，最后什么也没说。
“周丽呢？”
“店关了，搬回县城去了，跟她妈住。”
“甜甜呢？”
“跟着她。”他顿了顿，“转学了。”
我“嗯”了一声，没再问，转身去厨房下面条。
日子还是照常过，一天一天，不快不慢。
我五点四十起床，煮粥，叫满满，六点出门，赶六点半那班公交。
超市的冷柜还是嗡嗡响，青菜还是天天要理，一天两万步。
冬天来的时候，阳台上那盆绿萝冻蔫了，叶子软塌塌地垂下来。
我剪了几段还绿着的，插在一个玻璃瓶里，放在窗台上。
过了半个多月，底下长出了白根，一根一根，细细的。
满满每天放学回来都要看一眼，说妈你看又长了一根。
开春的时候，周丽给我打过一个电话。
“嫂子。”
“嗯。”
“我在县城找了个活儿，在超市理货。”
“挺好。”
“一个月两千八。”她顿了顿，“我每个月给你打五百。”
“不用。”
“要的。”她说，“我哥那钱，我记着。”
我没说话。电话那头有超市的广播声，跟这边一个调子。
腊月里，周建平回来过年，带了两箱橙子，一箱奶。
年三十那天，我们三个人包饺子，满满包了个元宝形的。
周建平包着包着，忽然说：“许曼，那事我对不住你。”
“过年呢。”我把一个饺子摆正。
他就没再说，低头擀皮，擀得有点厚。
那顿饭吃得很安静，只有电视里在放春晚，吵吵闹闹的。
吃完我收拾碗筷，他去阳台抽烟，把窗户开了条缝。
冷风从缝里灌进来，吹得桌布的一角动了动。
后来法院那边有了结果，是开春以后的事。
周建平那四百二十万，判他承担连带清偿，一分没少。
房子查封了，走的是拍卖，我们还在还贷的那套。
拍卖之前，我跟陈律师跑了几趟，把我那一半的主张递了上去。
最后扣下来一部分，留给我和满满，不多，够租房子。
我们搬了家，在满满学校后头，租的两居室，六楼，没电梯。
搬家那天，我把铁盒子抱在怀里，没让搬家的师傅碰。
绿萝那瓶水培的，我用塑料袋套着，拎在手上。
新房子阳台朝北，晒不到什么太阳，绿萝放在那儿，倒也没死。
满满问过我一次，爸爸是不是不回来了。
“他跑车。”我说，“跑完就回。”
他“哦”了一声，去写作业了。
其实周建平现在跑的是短途，三天两头能回来，就是不怎么说话。
他回来的时候，睡沙发，我不叫他，他也不进卧室。
有一回他回来，看见窗台上那瓶绿萝，站那儿看了一会儿。
“活了啊。”
“活了好几个月了，长根了。”
他伸手想碰一下，又缩回去了，手在裤子上蹭了蹭。
前几天我上早班，出门的时候天还没亮，楼道里的声控灯一闪一闪。
楼下卖豆腐的喇叭又响了，还是那个调子，一遍，又一遍。
我走到公交站，风不大，吹在脸上挺舒服，就多站了一会儿。
车来了，我上去，找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
玻璃上有一层薄薄的水汽，我伸手抹了一下，抹出一道亮。
外面天一点一点亮起来，路边的树一棵一棵往后退。
到站的时候，我把手插进兜里，摸到一张折了又折的纸。
是那张流水单。我一直没扔，跟着我换了一趟房子。
我把它拿出来看了一眼，又折好，塞回兜里。
超市的卷帘门刚拉开，冷气扑出来，带着一股青菜味。
我换上蓝马甲，去后头理今天的货，一筐一筐往架上摆。
冰柜嗡嗡地响，一直响，跟去年一个声。
我理完最后一筐油菜，直起腰，看了一眼窗外，天全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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