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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广东革博主办“黄埔军校口述史暨口述历史成果的多元化应用”学术研讨会上,与齐春风兄认识。

那次研讨会上我说了什么,早已不记得了;齐兄说了什么,也同样记不得了。发言并不重要,反正都是胡说八道。重要的是有一些朋友结识,看似偶然,实则有缘。

古人说:“白头如新,倾盖如故。” 我与齐兄,有几分这样的意味。

初次见面,三言两语,便觉得有些投缘。后来想,我们互相认可之处,均是特别看重档案利用,但凡论史,总要追问材料出处,总觉得没有档案作为依凭,说话著文,心便虚了。

半天会议下来,我们便凑到一桌继续边吃边聊。齐兄放下碗筷,既意外又畅快地对我说:“没想到我们史观如此接近。”

我至今记得这句话。

所谓“史观接近”,未必是观点句句相同,而是看待历史、对待史料大体相通。所谓君子之交,贵在志同道合,莫逆于心;未必需要日日往来,更不必时时把友情挂在嘴边,有时候不过是初见数语,便知道这人可交。

后来,我将齐兄请进“架势堂关防”群。他很喜欢,说我聚拢了不少民国军事史各专题行家,无论遇到什么问题,群里一问,总能找到对应的人解决。我说你也是啊,战时金融经济这块地盘,谁还能比你强?

南京民抗馆老莫手里有一套上海图书馆扫描的民国期刊集成。我问他讨。老莫躲闪说是别人给的,得先征询人家同意。我讨资料向来狼夹凶,厚颜无耻,锲而不舍,逮着他一直追杀:“到底是谁?”

老莫被逼到墙角没办法,只好交代:“乃民国史学界,南京城里一清流。”

我问:“谁?”

他说:“齐春风啊。”

我一听就乐了,心里只骂了一句:操!早说是齐兄的资料,我还用得着冲你使劲?时,齐兄任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平素只知他治学严谨,竟不知他在同仁心中,还有“南京城里一清流”的高洁美誉。

这是我记忆里的齐兄。做学问认真,待人谦和,不张扬,也不故作姿态。君子如水,清而不争;君子之交,也不在往来之繁,而在于彼此心中有一种无需多言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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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夏天,我到南京出差。那次行程匆忙,还要赶往上海,临走前硬是挤出时间,约齐兄见一面餐叙。

齐兄接电话后有些惊喜,提早溜出校,打车到酒店楼下。匆匆见了一面,囫囵吃了午饭。

我们经常以为,还有很多机会再见。

谁能想到,一转身,便成此生最后一面。

第二年,齐兄突然在微信上告诉我,他全家西迁,调到云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任教。他说,以后若途经昆明,一定要找他。

那时想,这有何难?之前我常去腾冲,且喜自驾出行。赴滇西经昆明乃顺理成章,看哪天兴之所至,一脚油门过去就是。想是这样想,可人落红尘,终日忙于为生活奔波。这一脚油门,竟一年年没踩下去。

我们以为“以后”还很长。以为下一次还会见面。以为一句“改日再聚”,真的会有改日。然而世间许多遗憾,都是“以后”之后。

去年端午前,肥仔石智文突然从昆明发来消息,说齐兄在教务活动中突发脑溢血,昏迷不醒。

我大惊,立即语音回拨,追问详细情况。

此后,一直惦记着他。

到中秋,暨大朱庆夏老弟在云大民族学院参加研讨会,我托他向校方打听齐兄近况。回复:未醒!

那一刻,我已经隐隐知道,有些等待,终究不会有结果。

只是不愿相信。觉得他一个做学问的人,那么一个清醒、沉静、温厚的人,还应该醒过来,还应该坐在那里,戴着眼镜,和我谈档案、谈民国史、谈那些旁人听来枯燥、我们却能聊上半天的事情。

还应该有一天,我到昆明,给他打电话:“春风兄,我到了。”而他也许会笑着说:“卧槽,你这阴阳怪气的,是称呼戴笠,还是称呼我?”可惜,这句话,终究没有机会说出口。

齐兄一生治史,专攻抗战、中国近代经济史及国共党史,于档案史料中钩沉索隐,于纷繁史事中辨析真伪。数十篇论文,数部著述,以及那些耗费多年心力完成的研究,已经成为留下来的文字。

而比文字更难留下的,是一个学人的风骨。他以史为业,却不以学自矜;著述宏富,却始终保有那份朴素的求真之心。

这些话,如今再写下来,忽然觉得,“春风”二字,竟像是为他而生。春风者,既是他名字,也是他留给人感觉。不喧哗,不张扬,却润物无声。与齐兄相识九年,真正见面次数,其实屈指可数。没有频繁宴饮, 交往也不浓烈。 甚至后来几年,不过是在微信上偶尔说上几句话。然而,君子之交,原不在密迩,而在同行。在于彼此认可,闻危关切,闻逝痛 心 。

如今想来,2017年广州那场会议,我们究竟聊过些什么,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一天认识了一位朋友。

今天,这位朋友走了。

愿所有曾与他倾盖相交、莫逆于心的人,终有一日,都能在记忆深处,再与他相逢。

我不擅古文,勉强撰挽联一副,为齐兄送行, 此去泉台,史海无涯。

秦淮问学,滇云传薪,数卷宏文成信史;

史海钩沉,春风化雨,三千桃李哭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