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南京总统府公报里，一份并不起眼的晋升名单引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已经统率东北数十万部队、麾下兵力一度达到15万余人的廖耀湘，正式军衔为何直到此时才由骑兵上校升为陆军少将？
这不是称呼上的小差别，而是国民政府军制中“任官”与“授职”两套体系并行的结果。廖耀湘可以担任兵团司令，也可以被部属称为中将司令，但这并不等于他的正式铨叙军衔已经达到中将。
许多资料直接写道，廖耀湘在担任新编第6军军长时就是中将。若只看职务，这种说法并非全无依据；若核对正式军衔，则需要换一个判断标准。1948年9月22日的《总统府公报》明确显示，廖耀湘由骑兵上校晋升为少将。既然此前已有正式晋升记录，说明他长期保持上校军衔并非传闻。
当时军队里的称谓，常常让后人产生误解。有人问：“既然他是兵团司令，怎么还会是上校？”答案在于，兵团司令属于职务，骑兵上校属于正式军衔，两者可以同时存在，并不互相否定。
1934年至1936年间，国民政府陆续整顿军衔制度，制定任官条例、军官资序规则和各级军官官制表，并由铨叙机构负责办理正式军衔。按照原本的设计，军官要经过资历、任职年限和功绩审核，才能逐级晋升。
这套制度相当严格。军官从尉官升到校官，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积累；从上尉到上校，通常也有明确的“停年”要求。换句话说，战功再大，也不代表当天立功、第二天就能获得相应正式军衔。
抗日战争爆发后，军队迅速扩编，部队番号不断调整，原有的军官数量远远跟不上指挥岗位的增长。如果完全按照正式军衔安排职务，便会出现上校指挥师、少将统率军队的情况，实际作战很难适应。
于是，职务军衔逐渐成为一种现实安排。军官被任命为师长、军长或兵团司令时，可以依照职务获得相应的临时称谓，以便指挥和协调。这个称谓随着职务变化，正式军衔却不会因此自动改变。
两份文件的性质也不相同。正式任官通常要经过政府程序，并在公报中公布；职务任命则主要由军事系统发布任职命令。前者更像军官一生的资格记录，后者则服务于当下的指挥体系。
廖耀湘的经历，正好把这种差异摆到了台面上。1947年8月，东北方面调整指挥关系，组建兵团序列，廖耀湘出任第9兵团司令。此后兵团不断扩充，所属部队增加，指挥兵力达到15万余人，但他的正式军衔仍未同步升为将官。
有意思的是，他的上级杜聿明、王耀武等人，正式晋升中将也有明确时间。若把廖耀湘担任军长、兵团司令时的职务称谓，直接当作正式中将军衔，就会造成军制记录上的前后矛盾。
那么，廖耀湘为何迟迟没有正式晋升？一个重要原因，是抗战时期军衔晋升并不始终按固定节奏办理。战争、扩编和机构调整，使一些军官长期处在“职务已经上去，正式军衔尚未跟上”的状态。等到集中办理晋升时，又要重新核对资历和任职年限。
他的资历也并不占优势。廖耀湘是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长期在海外作战，国内人脉和派系资源相对有限。与一些更早入伍、背景更深的将领相比，他的晋升路径并不宽裕。能够担任重要指挥职务，更多依靠的是战场表现和部队实际需要。
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军政地位很低。恰恰相反，能够统率如此规模的部队，说明上级认可他的指挥能力。职务军衔虽然带有临时性质，却代表着现实权力；正式军衔则是制度档案中的固定身份，二者所解决的问题不同。
1948年9月22日，廖耀湘正式晋升陆军少将。此时距离他担任兵团司令已经过去一年多，距离东北战局发生重大转折也已不远。那份公报没有渲染战功，只留下简洁的任官记录，却把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保存了下来：名震一时的兵团司令，在相当长时间里，正式军衔确实只是骑兵上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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