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个在省人民医院当副主任的朋友,姓周,四十三岁,脑外科一把刀。

那天晚上他值完大夜班,白大褂都没换,坐在医院后门烧烤摊上,面前摆着二十串羊肉、两瓶啤酒。

他捏着串签子,眼睛红得像刚熬了三个通宵,盯着我说了句狠话。

“老赵,你记住,人这一辈子,只要摊上要命的大病,口袋里有钱,别犹豫,砸锅卖铁也得去最好的医院。 千万别在底下瞎折腾,折腾到最后,钱花光了,人也没了,你连哭都找不着坟头。 ”
他说这话时,手里那根串签子“啪”一声折断了,竹刺扎进拇指,血珠子冒出来,他连眉头都没皱一下。

我知道他为什么说这个。

上个礼拜,他亲手送走了一个病人,三十七岁,两个孩子的妈,乳腺癌。

本来能救的,硬生生被耽误了。

那女人叫刘红,在城西菜市场卖干货,木耳、香菇、腐竹,摊子不大,一年到头守着那点进项。

她男人在工地支模板,一个月撑死拿回家六千块。

两口子省吃俭用,攒了十二万,准备给儿子将来上初中用。

刘红摸到胸口有硬块,先去社区医院看。

社区大夫说乳腺增生,开了两盒逍遥丸,让她别生气。

她吃了半个月,硬块没小,反倒疼得胳膊抬不起来。

又去区医院,做了个彩超,大夫脸色不太好,说赶紧去大医院看看。

她男人说,去省人民医院吧。

刘红一打听,挂个专家号三百,做个增强核磁一千二,要是住院手术,押金先交三万。

她站在医院大厅里,攥着那张挂号单,最后扭头走了。

她跟男人说,去市中医院吧,那儿有熟人,能省点。

市中医院的大夫看了片子,说可以手术,费用大概四五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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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红松了口气,东拼西凑交了钱。

手术做了,切下来的东西送病理,等结果那五天,她男人在病房走廊打地铺,一天三顿吃馒头就咸菜。

病理报告出来那天,周主任正好去市中医院会诊,在医生办公室瞄了一眼那份报告。

他当场就急了,把中医院那个大夫拽到走廊里,压着嗓子吼:“这病理分型你搞不定,HER2阳性,得用靶向药,你们这儿没有,赶紧转院。 ”
中医院的大夫也委屈,说病人没钱,靶向药一支两万多,一个疗程下来十几万,你让她去哪儿弄?

周主任回到省人民医院,左等右等,没等来刘红。

他托人打听,才知道刘红已经出院回家了。

她男人在电话里跟他说:“周主任,谢谢您,我们不治了。 家里就那点钱,花了十二万了,再治下去,儿子连学都上不起了。 她说了,命该如此。 ”
周主任把电话摔了。

他摔完电话,坐在办公室椅子上,手抖得拿不住笔。

那天下午他还有台手术,一个脑膜瘤,良性,病人家里有钱,住的是特需病房,一天房费一千八。

手术很顺利,他缝完最后一针,站在洗手池前,冷水冲着手背,冲了整整五分钟。

他想起刘红。

她要是能来省人民医院,先做新辅助化疗,把肿瘤缩小,再手术,术后用靶向药,五年生存率能到百分之七十。

可她没来。

三个月后,刘红死了。

死之前,她男人给周主任打了个电话,哭得说不出完整的话。

周主任把手机拿远,听见电话那头有小孩的声音在喊妈妈。

那天晚上,周主任在烧烤摊上跟我说这些,啤酒沫顺着瓶口往下淌,他一口没喝。

他说,老赵,你知道最气人的是什么吗?

刘红不是没钱。

她家那十二万,是她男人在工地干了四年攒下的。

她要是拿这钱来省人民医院,先交个住院押金,后面再想办法,水滴筹、亲戚借、银行贷款,总有路走。

可她选了最便宜的路,选了一条死路。

我说,她可能觉得,去大医院也是人财两空。

周主任把桌子一拍,羊肉串震得掉在桌上。

他说,放屁!

人财两空和压根没试,是两码事。

你试了,没救回来,那是命。

你没试,直接认输,那是蠢。

钱没了可以再挣,人没了,你上哪儿找去?

他盯着我,眼睛里的红血丝像蛛网一样密。

他说,我跟你讲,人这一辈子,遇到要命的大病,口袋里的钱就是你的命。

你舍不得花,命就没了。

你花了,哪怕只多活三年五年,那也是你赚的。

我问他,那要是花了钱也没救回来呢?

他说,至少你夜里睡不着的时候,不会扇自己嘴巴子。

你会想,我尽力了,我给他用了最好的药,找了最好的大夫,我没亏心。

可你要是因为舍不得钱耽误了,往后余生,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你都会想,当初要是去了大医院,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隔壁桌坐着两个年轻人,面前摆着几瓶啤酒,正嘻嘻哈哈地划拳。

周主任扭头看了一眼,又转回来,声音压得更低了。

他说,还有件事,我没跟别人讲过。

刘红死后第二个月,她男人来省人民医院结账,把市中医院那张欠费单也带来了。

我瞄了一眼,上面有一项,叫“临终关怀费”,八百块。

她男人说,这八百块是刘红走那天早上交的,交完钱,她就咽气了。

周主任说到这儿,停了下来,拿起啤酒瓶,对着瓶口灌了一大口。

酒顺着他的下巴往下淌,滴在白大褂领子上,洇开一片深色。

他说,八百块,临终关怀。

她要是拿这八百块挂个省人民医院的专家号,说不定现在还在。

那天晚上,我们坐到凌晨两点。

烧烤摊老板开始收摊,把塑料凳子一张张往三轮车上摞。

周主任站起来,白大褂下摆扫过油腻的桌面,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他说,老赵,你写东西的,你把我这话写出去。

就说是我说的,省人民医院脑外科周建国说的。

人遇上大病,有钱去最好的医院,没钱借钱也要去最好的医院。

别在底下瞎治,别信偏方,别怕花钱。

钱花了还能挣,人没了,就真的没了。

他走了几步,又回头,补了一句。

他说,还有,别跟病人说“想开点”这种屁话。

想开点能治病,还要我们大夫干什么?

我看着他走进医院后门,白大褂在路灯下晃了晃,消失在急诊楼的拐角。

那天晚上我没回家,坐在烧烤摊旁边的马路牙子上,把他的话记在手机备忘录里。

后来我去省人民医院复查甲状腺结节,挂了个普通号。

候诊的时候,旁边坐着一个老太太,七十多岁,从菏泽来的,包里揣着一沓片子。

她儿子在旁边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说“先看看再说,不行就回去”。

老太太耳朵背,凑过去问儿子,大夫咋说?

她儿子说,没事,就是个小囊肿。

老太太哦了一声,从包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三个煮鸡蛋,递给儿子一个。

她说,吃吧,咱下午就回去,不在这儿花冤枉钱。

我坐在旁边,手里攥着挂号单,突然想起周主任那句话。

人这一辈子,只要摊上要命的大病,口袋里有钱,别犹豫,砸锅卖铁也得去最好的医院。

我站起来,走到老太太儿子跟前,把他拉到一边,把周主任的故事讲了一遍。

他听完,愣了半天,最后说了一句,大哥,谢谢。

他转身走回老太太身边,把那个鸡蛋塞回塑料袋里,说,妈,咱不回去了,咱就在这儿看,看完了再走。

老太太说,这儿贵。

他说,贵就贵,你儿子有钱。

我坐回椅子上,候诊室的电子屏上跳着号码,喇叭里喊着名字。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落在地面上,明晃晃的。

我摸了摸自己的脖子,那个结节还在,不疼不痒。

可我知道,万一有一天它变了,我口袋里有多少钱,我就去什么样的医院。

一分都不省。

这世上最贵的床是病床,最不值钱的是后悔。

钱在银行里就是个数字,花在救命上才叫钱。

人没了,你抱着存折哭,存折不会应你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