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95年三月，西安秦王府内，一盘樱桃煎被端到朱樉面前。这个曾经镇守关中的大明亲王，服食之后很快身亡。下毒者不是政敌，也不是外部势力，而是王府中的三名老妇人。朱元璋听闻消息，既为儿子死亡悲痛，又留下了一句极重的话：朱樉“死有余辜”。
这句话放在父亲评价儿子的语境中，分量非同寻常。朱樉不是普通宗室，他是朱元璋与马皇后的嫡次子，身份仅次于太子朱标。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分封诸子，朱樉被封为秦王，封地在西安。
秦国封号在历代王爵中本就特殊。秦国曾经统一六国，西安又是关中重镇，连接西北与中原。朱元璋把嫡次子放在那里，绝不只是给一个体面的爵位，而是让他承担守卫西北、拱卫京畿的责任。
朱樉的确有过可取之处。洪武十一年（1378年），他前往西安就藩，年仅二十多岁，便着手修整城防。西安城经过扩建后，防御能力明显增强。其后，他还参与平定洮州一带的叛乱，在军事事务上并非庸碌之人。
有意思的是，朱元璋对这个儿子既器重，又始终不放心。朱樉迟迟没有就藩，原因正是平日过失较多，需要留在父亲身边管教。临行前，朱元璋还特意告诫他，关中百姓久经战乱，王府修缮之外的工程，不要再劳民伤财。
朱元璋说得很明白：“百姓还没有休息。”可朱樉到了西安，还是大兴土木，扩建宫室，征调军民。对他而言，秦王府不只是办公和居住之地，更像是一座可以任意支配的私家天地。
问题也由此越积越深。史料记载，朱樉曾强迫军民购买王府经营的金银，使不少人陷入困境。有人到王府求情，反遭殴打；家奴犯错，则可能被私设刑罚。王府之中另设牢狱，惩处不经有司，生杀几乎取决于秦王一念。
朱元璋并非没有察觉。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他因朱樉过失太多，将其召回京城，并命太子朱标巡视关陕。朱标返回后替弟弟缓颊，朱樉才得以重新回到西安。若不是太子从中说情，这次秦王爵位能否保住，实在很难说。
更加严重的，是朱樉在王府内部的处置。秦王妃王氏出身北元名将王保保家族，婚姻本身带有安抚和政治联络的意味。后来邓氏成为次妃，朱樉却偏宠邓氏，冷落甚至幽禁王氏，还为邓氏营造华丽园苑。
这不仅是夫妻关系失衡，更触碰了宗室礼制。邓氏因嫉妒王妃受到惩处并自尽后，朱元璋又多次命朱樉以礼相待王氏。但朱樉依旧把父亲的命令置若罔闻，终日与身边小人饮酒作乐，王府上下更加恐惧。
他在西北征讨中的做法，也引起了严重后果。明军平定西番部分部落时，朱元璋原本希望以招抚为主，减少杀戮，稳住当地局势。朱樉却对俘获人员施以残酷处置，甚至将幼童带回王府。此事破坏了朝廷原有的安抚安排，也使当地部众更加离心。
朱樉的权力很大，却没有形成相应的约束。朱元璋屡次斥责，却始终没有彻底废黜他；朱标出面求情，又让他一次次躲过重罚。这样的宽纵，表面上保住了皇室体面，实际上却让朱樉误以为父亲永远会替自己收拾残局。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樉突然死亡。按照《明太祖实录》等记载，王府三名老妇人暗中将毒物放入樱桃煎中，朱樉服下后不久便去世。至于三人为何采取这种极端方式，史料没有留下完整经过，但从她们选择下毒而不是申诉来看，王府内部的恐惧已经积累到了相当程度。
朱元璋在祭文中斥责儿子荒淫无道、残害百姓、亲近小人，并说自己多次教诫，朱樉始终不知悔改，最终自取其祸。帝王家重视血缘，却更看重秩序；秦王身份再高，也不能成为凌驾法度的凭据。
朱樉拥有嫡次子的出身、塞王的兵权和出众的军事能力，原本可能成为朱明宗室的支柱。可惜的是，他把这些优势变成了纵欲和专横的资本。三名妇人结束的，不仅是一个亲王的性命，也暴露出一座王府长期失控之后，已经无人敢于正常说话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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