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8月，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越过黄泛区，向大别山挺进。南京方面收到战报时，蒋介石真正担心的，并不是又丢了几座城，而是战火突然烧到了国民党军腹地。

过去，国民党军依靠交通线、据点和较多兵力，把战场尽量推向解放区一侧。刘邓大军这一转进，却打破了原有部署。紧接着，陈谢集团进入豫西，陈粟大军南下豫皖苏，三路大军从不同方向压向中原，河南、湖北、安徽之间顿时成了决定全局的枢纽。

按常理说，中原如此重要，完全可以设立一个统一的“剿总”，集中调度各路军队。可蒋介石迟迟没有这样做。原因并不只是将领难寻，更在于中原一旦设立最高军事机构，谁来掌握这个机构，就会牵动国民党内部的权力平衡。

此前，中原主要由郑州绥靖公署负责，徐州绥靖公署则承担华东方向的作战。定陶战役后，国民党整编第三师覆灭，刘峙被撤去郑州绥靖公署主任职务。1947年，薛岳也离开徐州绥靖公署，顾祝同被迫兼顾徐州和郑州两方面事务。

这个安排看似把指挥权集中起来，实际却让顾祝同承担了超出能力范围的重担。顾祝同当时还是陆军总司令，手中事务繁多，再加上中原战场兵力分散、派系复杂，临时性的郑州指挥所很难形成真正有效的统帅体系。

更棘手的是，蒋介石并非没有想到设立郑州行辕。他希望仿照东北行辕，把河南一带的党政军力量捏在一起。问题在于，能够镇住中原局面的将领，既要有军事威望，又不能形成新的政治中心。

刘峙已经失去威信，顾祝同难以服众，薛岳虽有资历，却与蒋介石关系微妙。黄埔系其他将领，有的另有任用，有的资历不足。人选一一排除后，剩下的竟然是白崇禧。

这正是蒋介石最不愿面对的结果。白崇禧出身桂系，军事判断敏锐，在国民党军内部有相当声望；而李宗仁、白崇禧长期与蒋介石存在矛盾。让白崇禧统领中原，等于把一把锋利的刀交给并不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将领。

有人劝白崇禧赴九江任职时，曾对他说：“你若不去，桂系部队迟早会被别人拆散。”这句话点中了要害。白崇禧最终接受安排，但蒋介石仍不愿直接授予他一个名义过重的中原行辕，而是先设国防部九江指挥所，由白崇禧负责鄂、豫、皖、赣、湘等地的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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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的政治意味很明显。九江指挥所能够调兵，却不像行辕那样具有完整的党政军权力。蒋介石既需要白崇禧处理战局，又要防止桂系借中原扩张。军事上的授权和政治上的防范，始终同时存在。

1948年6月，九江指挥所改为华中“剿总”，白崇禧出任司令。此时，刘邓大军已经在大别山承受巨大压力，陈谢集团和陈粟大军也不断向中原推进。华中“剿总”的设立，实际上是战局逼出来的补救，而不是蒋介石早有准备的完整方案。

有意思的是，白崇禧并非没有能力。华中部队经过整顿后，确实给刘邓大军造成了很大困难。1948年春，刘邓部队转出大别山，原因之一就是当地国民党军持续围堵，部队伤亡和补给压力都很严重。

可白崇禧越能干，蒋介石越不放心。淮海战役前夕，蒋介石曾希望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徐州两大“剿总”，但白崇禧看出徐州方面部署混乱，不愿替这场败局承担责任。蒋介石想借重桂系，又始终不肯真正放权，最终形成了多头指挥、彼此牵制的局面。

1948年10月，郑州被中原野战军解放，中原与华东两大战略方向逐渐接近。到了淮海战役爆发时，国民党军仍未能建立一个让各方真正服从的统一指挥中心。中原没有早早出现一个强有力的“剿总”，表面看是机构设置问题，实质上是蒋介石在军事需要与派系控制之间反复权衡的结果。

他担心的，从来不只是战场上的对手。即便中原局势已经危急，他仍然不愿让桂系坐大，更不愿让任何一名将领借战区权力形成独立的军事中心。这种迟疑，最终让本可集中使用的兵力长期分散，也使中原战场失去了最需要的统一调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