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外却早已有人等候。几家报纸听说沈醉要与前妻及其现任丈夫会面，便猜测这场重逢不会平静，甚至准备捕捉双方冲突的场面。可房门打开后，沈醉没有冷脸相对，而是快步上前，与粟燕萍夫妇握手寒暄。
这一幕，多少出乎旁人意料。粟燕萍熟悉过去的沈醉，也知道他在军统系统中以手段强硬著称。她没有想到，三十多年过去，眼前这个说话客气、举止克制的男人，已经不再是记忆中的模样。
沈醉的变化，并非一场见面突然造成的。1949年卢汉在云南宣布起义后，沈醉被扣押，随后被送往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刚进去时，他和许多人一样，对自己的处境充满恐惧，也很难承认过去的行为有何不当。
他曾把一切归结为立场不同，认为双方不过是“各为其主”。这种想法，在封闭的旧有观念里并不罕见。真正让他发生转变的，却不是几句劝说，而是改造期间一次次亲眼见到的现实。
1956年春节后，沈醉等人到重庆参观成渝铁路。铁路于1955年全线通车，旅客往来不断。沈醉起初还以为，这只是为了接待参观而修建的工程，便向下车的旅客询问他们从哪里来。
得到的回答很简单：他们确实是从成都乘火车抵达重庆。没有夸张的宣传，也不是专门安排的场面。这个细节让沈醉沉默了许久。他逐渐意识到，自己过去熟悉的那套做法，并不能解释新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
随后参观西南医院时，他又受到一次冲击。普通劳动者穿着朴素，手里的钱并不宽裕，却仍能得到医护人员的诊治。这样的情形，与他记忆中贫苦百姓因无钱看病而被迫忍受痛苦的景象，形成了鲜明反差。
有意思的是，沈醉后来谈到这些经历时，反复提到的并非宏大的口号，而是铁路上的旅客、医院里的病人。具体的人和事，比抽象的说理更容易击穿一个人的成见。此后，他开始主动检讨过去，接受改造，并在1960年前后获得特赦。
恢复自由后，沈醉最牵挂的是家人。1949年，他的妻子粟燕萍带着六个孩子和沈醉的母亲去了香港。由于长期失去联系，她独自承担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后来又听到沈醉已经被处决的消息。
那时的粟燕萍还不到三十岁。她原本很少独立处理外部事务，到了香港后不仅积蓄受损，几个孩子也被迫分散安置。她曾把沈醉的母亲送往台湾，又让亲属带两个女儿回内地寻找父亲，结果却多年没有确切消息。
在生活压力和错误消息的双重打击下，粟燕萍最终改嫁。她与沈醉所生的几个孩子，后来又被接往台湾，母女之间因此长期难以相见。对她而言，这不是一句“背叛”能够解释的选择，而是一个年轻母亲在失去依靠后，被现实一步步逼到墙角。
沈醉读到前妻的来信后，久久没有说话。他明白，粟燕萍并没有真正忘记过去，只是独自熬过了太多难关。后来，他用稿费接回小女儿沈美娟。父女重逢时，女儿已经十五岁，童年的面容几乎找不到了，可沈醉还是在人群中认出了她。
沈美娟讲起寄养生活：养育她的老人没有固定收入，伯外公靠糊火柴盒补贴家用，伯外婆后来进厂做工。大女儿小燕因病去世后，两位老人仍尽力供她读书。沈醉听完，既心疼女儿，也对那两位从未见过自己的老人充满愧疚。
1980年中秋前后，粟燕萍写信邀请女儿赴港相聚。沈醉原本只替女儿申请，没想到有关方面反而让他一同前往。年底，他带着沈美娟抵达香港，经过女儿劝说，粟燕萍才同意带现任丈夫来见面。
沈醉主动伸出双手，粟燕萍的戒备很快消失。此后的二十多天里，几个人一起吃饭、游览，现任丈夫还专门买了一部相机，为他们拍照。饭桌上，粟燕萍习惯性地给沈醉夹菜，沈醉连忙示意她不必如此。
她的丈夫却笑着说：“三哥的口味，我不清楚，就让燕萍替我尽一份心意吧。”
临别时，粟燕萍夫妇送了沈醉一些礼物，他随后回赠了更贵重的物品。粟燕萍私下对他说：“你给我争了面子。”
沈醉当时没有完全听懂。回到北京后，他才慢慢明白，这句话背后既有对往事的感慨，也有对这次会面的认可：她曾经选择的丈夫，没有失礼；而那个曾让她牵挂半生的人，也终于以一个体面、克制的姿态重新出现在她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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