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1月，我跟着王近山去了趟北京。

那年我十九，在黄泛区农场园艺队剪枝。王近山是副场长，瘸着一条腿，每天比我们到得还早。他不怎么说话，蹲在果树底下拿手指头抠虫眼，一抠一上午，裤腿上全是泥。谁跟他打招呼他都点头，点完接着抠，跟个老农没两样。农场没人怕他，但也没人敢在他跟前偷懒——他那双眼睛扫过来，跟刀子刮骨头似的。有一回我剪枝剪急了，把一根挂果的母枝给铰了，他从十米外走过来，没骂我，蹲下把那截断枝捡起来看了半天，说了句“明年这枝上能结八斤果”，然后搁下走了。我脸臊得通红，打那以后再没下错过剪子。

苹果出事是在十月底。一千多万斤大金星、红玉，箱子码得整整齐齐，就等着装车往南边发。结果郑州那边铁路瘫了，派性斗争把调度室占了，车皮一辆都放不出来。苹果堆在露天地里，头几天还飘果香，第七天就开始泛酸。我半夜起来上茅房，那股味儿顺着风灌进鼻子，酸里带着酒气，熏得人嗓子眼发紧。

场长姓马，延安出来的老八路，急得在办公室里转圈，嘴唇起了一圈白皮，把王近山请去了。我那天正好在场部送报表，隔着窗户看见马场长给王近山倒了杯水，手抖得洒了半桌子。王近山听完，沉默了半天，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我豁出去这张老脸了。”

第二天凌晨四点，他把我从被窝里薅起来，让我跟他进京。我问他为啥带我，他说你字写得好，路上帮我记个数，搬箱子也有把力气。后来我才明白，他是不想带干部——农场那些干部都是组织上的人，跟他走太近，往后不好说话。

我俩先坐拖拉机到漯河，再扒运棉花的卡车往北走。卡车斗里棉花包堆得冒尖，我俩窝在驾驶室后头巴掌大一块空当里，腿都伸不直。他腿上有旧伤，车一颠他就皱一下眉，但从头到尾没哼过一声。过黄河大桥的时候，他从怀里掏出个布包，打开是一枚旧纪念章，太行军区的，铜面磨得发亮，别在中山装左边口袋上。我问这是干啥，他说：“万一人家不认我这张脸，认这个。”

到北京是第二天傍晚。西直门外有人接，是个四十来岁的瘦高个，姓蔡，王近山以前的老部下，现在在驻京联络办管点事。蔡捷一看王近山那身打扮就急了，说您怎么穿这样就来了，王近山拍拍他肩膀：“我又不是来相亲的。”蔡捷把他领到西直门内大街一家小旅社，房间在二楼把角，暖气片半温不热的，被子上有股潮味。王近山往床上一坐，弹簧嘎吱一声塌下去半截，他倒乐了：“这床好，比农场那个硬板床舒坦。”

见王震安排在第三天上午。前一天夜里王近山翻来覆去睡不着，我睡外间听得清清楚楚，他起来解了三回手，最后一回干脆不睡了，坐在窗台边上抽烟。烟是漯河买的散装烟叶，用报纸卷的，味儿呛得我从里屋探出头来看。月光打在他侧脸上，颧骨老高，眼窝陷进去，五年农场下来人整个瘦脱了相。他看见我探头，摆摆手：“睡你的。”

农垦部那栋楼灰扑扑的，门口连个像样的岗哨都没有。王震在二楼办公，听说人到了，自己从楼梯上跑下来的，步子急得差点绊在最后一级台阶上。俩人一照面，王震一把攥住王近山胳膊，上下看了两遍，说了句：“老王，你瘦脱相了。”王近山咧嘴笑了笑，没接话，等进了办公室才开口：“王部长，我是凭我这张老脸找你来了。”

王震没急着接话，转身从暖瓶里倒了杯白开水，搁在王近山面前，自己拉了把椅子坐下，才问：“黄泛区的事？”王近山把情况说了，苹果多少斤，烂了多少，郑州那边卡在谁手里，农场职工等着这笔钱过年。他说得干巴巴的，一句苦没诉。王震听完了，手指头在桌面上敲了半分钟，然后说了那句我记了一辈子的话：“就这张老脸管用。”

说完他站起来，走到办公桌另一头，拿起电话摇了半天，对着话筒说：“接铁道部吕正操。”那头不知说了什么，王震嗓门一下高了：“老吕，我王震。黄泛区一千多万斤苹果烂在地里，你那边车皮什么情况？”又听了一会儿，他把电话挂了，回头跟王近山说：“吕正操也急，但郑州那边他说话不好使，得找总理。”

当天晚上王震没回家，把铁道部、商业部、供销总社的值班电话摇了个遍，一个没通，不是占线就是没人接。他让蔡捷泡了壶浓茶，跟王近山俩人在办公室干坐着。我靠在走廊长椅上迷迷糊糊打盹，半夜起来撒尿，看见办公室门缝还亮着灯，里头两人说话声断断续续传出来，王震问农场冬天烧什么煤，王近山说烧树枝子掺煤矸石，王震叹了口气说了句“你以前哪受过这个”。王近山没应声，过了半天才说：“比以前强，以前还啃树皮呢。”

第二天一早王震直接去了中南海，找周总理。蔡捷后来跟我透了个底：周总理听完汇报，说了一句话，“王近山出了那么大的事，还能为职工跑这一趟，不容易”。当天下午，郑州铁路局的军管会就接到了总理办公室的电话。王震回来的时候脸色松快了不少，跟王近山说：“成了，明天开始放车皮。”王近山问放多少，王震伸出三根手指头：“每天三百个，先紧着你那边装。”王近山点了点头，嘴唇动了动，最后就说了两个字：“谢了。”

车皮是第三天开始放的。王近山拿到准信就往回赶，临走前去农垦部跟王震道别。王震送他到楼梯口，说：“往后有难处，别自己扛。”王近山摆了摆手，头也没回：“就这一回，够了。”下楼的时候我走在他后头，看见他抬手在脸上抹了一把，也不知是擦汗还是擦啥。出了大门他停住脚，把那枚太行军区的纪念章从口袋里掏出来，在手心里攥了攥，又揣回去了。

回到农场，苹果已经开始往外运了。王近山换了身旧衣服，天天守在站台上，挨节车厢扒着门缝查通风孔，嘴里念叨“再快点”。有个装卸工搬箱子摔了一跤，苹果滚了一地，他过去蹲下帮着捡，捡完了跟那装卸工说：“烂了的不怕，别把好的再磕了。”最后一列专列发走那天，他站在铁轨边上，抬手敬了个礼。那是我头一回见他敬礼，姿势标准得吓人，跟阅兵似的。火车走远了，他还站着没动，我从侧面看见他眼眶有点潮，但嘴角是往上翘的。

后来有人问我，王近山去北京到底求了什么。我说他什么也没求，他就是去把一张脸搁在桌上了。那张脸在战场上没丢过，在农场也没丢过，为了几千号职工的苹果，他搁出去了。王震接住了，没让它掉地上。

至于他自己后来回军队的事，那是两年以后了，许世友在九大上跟主席提的，跟他进京卖苹果这一趟没有半点关系。王近山从北京回来之后，该剪枝剪枝，该抠虫眼抠虫眼，跟没去过北京一样。只是有一回我给他递报表，看见他中山装口袋里那枚太行军区的纪念章还在，铜面磨得更亮了。我问他这章子怎么老带着，他头也没抬：“带着踏实，知道自个儿从哪来的。”

那年冬天农场杀猪过年，马场长给王近山端了碗杀猪菜，肥肉片子冒尖。王近山端着碗蹲在食堂门槛上吃，吃着吃着抬头跟马场长说了句：“老马，明年苹果下来，咱自己想办法弄几条车皮，不能老指着我这张脸。”马场长蹲他旁边，嘴里嚼着肉含含糊糊应了句“那可不”。俩人蹲成一排，跟普通庄稼汉没半点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