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袭册封、世代承袭的土知州，与临时受命统兵的瓦氏夫人，二者谁的地位更高？
按照一般情况来推断的话，应该是选择第一种。但是到了明朝嘉靖三十三年的时候，在东南抗倭的第一线战场上出现了违反常规的现象，即东兰土知州韦起云被瓦氏夫人指挥。
千百年来人们对此莫衷一是，今天我们把这个问题拆开来好好讨论一下。结论是这样的：并不是韦起云能力不足，也不是朝廷刻意压制他，而是田州自身的特殊局面、战时统兵的临时授权、各土司兵力体量差异，再加上明代土司军政两套体系叠加，四大因素共同造就的格局。
一、首先把“官职”、“军职”两个系统区分开来各自单独地去研究
人们认为韦起云被朝廷授予为土知州，所以他是主帅的说法是错的，二者之间没有关系。
韦起云任土知州一职为世袭常设行政官员，在东兰这片土地上行使治理权力；瓦氏所称的“女官参将总兵”则是总督张经在战争期间签发给她的札付，属于一种授权性质的文书，战事结束之后就自动失效了。
也就是说，“终身制的地方分公司总经理”和“项目期间被临时指派为项目经理的人”，这两者之间无法进行职位等级上的比较。
此次大规模征调狼兵到浙江的时候，四州军队即田州、东兰、南丹和那地都听从总督张经的命令，并且不再按照原来的行政区划来划分作战序列，各个地方的领主之间原本也没有隶属关系。在战争中到底是谁管谁，督府会根据军队的数量以及作战的情况来决定。
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张经为什么要选择瓦氏呢？
二、田州的基础要比你想象中好一些
田州在弘治年间已经从原来的土府降为土州，并且和其他几个地方一样成为州级单位，但是建制还是原来的建制，实力也并没有因此改变。
比如说都是市级单位的话，有的城市的GDP达到两万亿元级别，而有些城市的GDP只有两千亿元左右，怎么可能相同呢？田州开发最早、辖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世代相传形成的军事实力最为强大，在整个桂西土司中传统的影响力也最大，整体实力远远强于另外三个州。
此次调遣中，田州派出的主力部队为此次援浙大军的核心力量，而东兰、南丹、那地三路军队配合作战。出兵的人数越多或者实力越强，在战场上的说话权也就越大——这就是战争中最简单的道理。
《田州岑氏源流谱》原文：“岑芝卒，子大寿幼。嘉靖甲寅，浙倭大炽，张经檄调田州兵。族议幼主不可远出，瓦氏请行，督府许之，给女官参将札，统田州、东兰、那地、南丹狼兵赴浙。”
要注意到这里的“统”字，在四个州的狼兵合并成一个军队的时候，由瓦氏统领，韦起云带领东兰兵马协助作战，并不是因为有官位高低之分才这样做的，在战争中兵力分配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这样的情况。
三、在田州的时候，男性继承人只剩下幼童，嫡系男丁凋零
瓦氏能够担任主帅的原因之一就是她的家族——田州岑氏当时的特殊处境。
此事与岑猛有关。岑猛后来起兵并非毫无缘由。弘治年间田州爆发家族内乱，兄长岑猇弑杀父亲岑溥，岑猇随后自尽。当时岑猛年仅四岁，被思恩土官岑浚挟持拘禁在思恩。后来他得以返回田州，仅授田州同知，代管州事，一直盼望恢复父亲岑溥原有的土知府职位，这是他毕生夙愿。
《明史·广西土司传》原文：“猛抚辑遗民，兵复振，稍侵旁郡自广。尝言督抚有调发，愿立功，冀复旧职。”
嘉靖二年，泗城土目梁接弑主夺位作乱，泗城岑氏族人逃至田州求援，岑猛于是领兵入泗城，帮同族夺回州权。梁接兵败后逃到军门，反诬告岑猛侵占土地、图谋不轨。到嘉靖四年，提督盛应期借机向岑猛索贿，遭到拒绝之后，便上奏弹劾岑猛。次年盛应期离任，姚镆接任总督。起初姚镆本无意动兵，后遭巡按构陷，迫于压力，才调集大军围剿岑猛。
嘉靖六年的时候，官军大规模进攻田州，岑猛的儿子岑邦彦在战役中阵亡了。岑猛因为战争失败而逃到岳父岑璋那里，
《明史·广西土司传》原文：“猛败，奔璋。璋诱饮，毒杀之。”
岑猛败亡之前，早在弘治年间田州府就已经降为田州土州，岑猛本人只授田州同知，代管州务。岑猛死后，总督姚镆推行改土归流，裁撤土官，将田州改为流官知府。此举激起土目卢苏、王受起兵反抗，桂西局势大乱。王阳明总督两广后，放弃强行改流的策略，废除姚镆设立的流官知府，保留田州土州建制，恢复岑氏世袭，但不再恢复旧知府品级，仅授岑邦相为判官。他拆分田州土地，设置多处巡检司，以土目任职，另以流官机构总控，互相制衡。
经过这次大的变故之后，田州岑氏的精英几乎全部丧生了。岑猛被害致死，长子岑邦彦战死，岑芝又在嘉靖二十九年早逝，只留下两个小孩子来接班，一个是岑大寿，另一个是岑大禄。
幼主居州，人心浮动。田州虽有瓦氏主持州内事务，但幼主岑大寿不能远赴浙江领兵。倘若拒不响应朝廷征调，一则触犯王法，招致罪责；二则州内土目之间极易滋生内乱。
危急关头，瓦氏主动请缨领兵出征。督府知晓瓦氏长期打理州政，治军严明，在田州土目中威望很高，在瓦氏请行之后，张经方才颁下札付，授予她统兵出征的权限。
谢启昆《广西通志·烈女》原文：“瓦氏，岑猛妻。嘉靖三十三年，倭警急，总督张经檄调田州狼兵。岑大寿幼，瓦氏请自行，授女官参将总兵。”
从逻辑上讲就是这样的：田州要有人出头，瓦氏是最合适的一个。
四、东南战局接连失利，狼兵能否扭转颓势？
把镜头推至明朝嘉靖三十三年东南沿海。
当时倭患十分严重，东南卫所腐败不堪，军队武器装备陈旧落后，在与倭寇作战的时候常常大败而归。倭寇凶狠狡猾，四处流窜劫掠，在苏州、松江、嘉兴、湖州等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局面，江南地区的经济和财政都受到极大的威胁。
由于各种原因，当地的官兵已经无法抵挡了，总督张经久在两广任职多年，知道广西狼兵非常勇敢并且纪律严明，在当时的条件下是能够改变战局的一支劲旅，所以就大量征调了来自桂西四州的狼兵来支援浙江前线。
主力兵力为田州狼兵，韦起云率领东兰本部狼兵，南丹、那地狼兵随同协同行动，并且由瓦氏进行指挥。
《东兰县志》原文：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三月初，韦起云奉令与田州瓦氏夫人带领“狼兵”抵达抗倭前线，在浙江嘉兴、石塘湾、王江泾与倭寇鏖战，歼灭倭寇3000余人，后又在陆泾坝战役斩获倭首500余级，烧毁倭船300余艘。
此为《东兰县志》地方文献记载，与《明世宗实录》正史斩首数存在差异，两说并存。县志所载数字，多为嘉兴、石塘湾、王江泾、陆泾坝一连串战事战果合计，并非单指王江泾一役。
各部协同打出了王江泾大捷，联军一共斩获一千九百余级——但是这里并不是只有狼兵单独作战，而是各路军队共同完成的战果。这是嘉靖抗击倭寇之初的一次重要的胜利，重创了倭寇的主要力量，并且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东南地区的形势。
《倭变事略》原文：“瓦氏虽妇人，军法甚整，下无侵。”
意思是瓦氏虽是女子，但是军纪严整，部下不侵扰百姓。郑若曾所写的《筹海图编》和《江南经略》里详细记载了关于岑氏狼兵的阵型、军纪以及作战方式，在当时已经被明朝官方认可，狼兵战斗力强悍。
到这个时候，瓦氏统军已经没有人存在争议了。军队纪律严明、战斗力强、指挥得当，在战场上都是值得信赖的部队。
五、最让人感到心寒的是打了胜仗之后
王江泾大捷震动了整个东南地区，在此之后赵文华等人为了抢夺这场胜利的功劳，便编造出种种罪状来陷害张经，并且说他“养寇糜饷，畏贼失机”。嘉靖皇帝没有弄清楚事实真相就下令逮捕张经并且把他处死了。
《明史·张经传》原文：“文华欲攘其功，经已大捷，文华忌之，飞章劾经。帝不察，逮经，论死。天下冤之。客兵无统，士气大沮。”
张经就是最积极主张并且大力推行征调狼兵的人，同时也是狼兵在东南地区的主要依靠。在他死后，整个东南地区的军事指挥系统就完全崩溃了。
徐学聚《嘉靖东南平倭通录》原文：“文华为攘功，更易将吏，狼土兵无所禀承，不复用命。”
赵文华接替军务之后就轻视狼兵，并且经常拖欠军粮、赏罚不公，再加上江南发生了瘟疫，远征部队的士兵因为缺粮染病，伤亡情况很严重。
《倭变事略》原文：“张公经旋被逮，诸客兵解体。狼兵失所倚，瓦氏郁郁，遂告病归。”
《田州岑氏源流谱》原文瓦氏语：“张公知我，公既罹祸，吾辈安用血战？”
意思是张公赏识信任我，如今张公遭祸，我们这些人又何必继续血战？
这句话道出将士满腔悲愤，千里迢迢去打仗、拼杀，打了一场重要的胜仗之后，主帅却蒙冤被处死。换成你的话你会怎么想呢？
瓦氏和韦起云以生病为由向军门请辞，并带着狼兵返回了广西。《田阳县志》依据清代旧籍残稿记载：张经被抓入狱后，赵文华对待狼兵十分苛刻，粮饷供应也不稳定，再加上江南地区发生了瘟疫流行，狼兵们挨饿受冻、疾病缠身的状态日益严重起来，他们的战斗力也大打折扣了。瓦氏壮志难伸，因此向军门告病，班师返回广西。
因此韦起云担任副将，并不是因为他能力不足，也不是他世袭土司身份低微。战时军队编组规则、田州雄厚的兵力基础，再加上张经以札付授予瓦氏的临时统兵节制权，三者叠加，才形成了这套指挥格局。
瓦氏能挂帅并不是单纯因为她勇武，而是由于田州特殊的权力结构加上明朝时期土司制度下的特殊情况所导致的结果。
明代土司制度规定，土官亡故、继承人年幼时，遗孀可署印代管本州事务，这是土司承袭的惯例。但这项权力仅限于田州本地，瓦氏能够跨州统摄东兰、南丹、那地狼兵赴浙抗倭，则是总督张经札付授予的战时军权，二者性质完全不同，不能混为一谈。
回顾历史上的这段经历，最令人感叹的并不是某人为主、某人为辅的位次之争，而是“狼兵千里勤王，血染东南，大功告捷之时，主帅却被诬陷致死，士兵们怀着悲痛的心情返回”。
这是一段在嘉靖年间发生的悲壮的南疆史，瓦氏、韦起云两位英雄也应该得到人们的敬仰与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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