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我爱玩足球游戏。每每开打FIFA赛事，屏幕上常常蹦出一句英文：新西兰是世界上人均二手书店最多的国家。日后，我负笈新西兰，遂跑书店，喜获一众红色西书。其中《西行漫记》久负盛名，而我尤爱The Restraining Hand（可直译为“抑制之手”，中文本译名“红军长征秘闻”“神灵之手”等）。《抑制之手》早于《西行漫记》，是最早面世的长征题材外文著述。
1936年11月，《抑制之手》初版于伦敦，同月再印，翌月又连印两回，1938年4月、1940年2月续有重印。我的存本印于1936年12月，距今整整90年了。翻阅书中签名、钤印可知，此书一路迁徙，从出版地伦敦流至惠灵顿的教育资源机构、基督城旧书店。《抑制之手》还译有法文本（1937年出版）、德文本、瑞典文本（1937年出版）、芬兰文本（1938年出版）以及多个中文版本。无论重印次数，还是译本种类，《抑制之手》在海外都不亚于《西行漫记》。
《抑制之手》深受诸国读者青睐，离不开精彩的故事情节——著者与红军的“奇遇”。著者薄复礼（1897—1993），原名R.A.Bosshardt，瑞士人，中国内地会成员，1922年来华工作，寓居贵州。《抑制之手·致读者》简述了他的“长征”历程：1934年10月的前两天，中国内地会人员薄复礼夫妇、海曼夫妇及两个孩子和恩布伦小姐，在贵州与长征的红军不期而遇。已婚妇女和孩子立即被释放，剩余三人遭到扣留。一个多星期后，恩布伦小姐途中昏迷，也获释放。1935年11月，海曼获释；5个月后的复活节，薄复礼也获得自由。
外国人误入红军事件，引起媒体关注，上海多家英文报纸展开追踪报道，称薄复礼遭到“绑架”。但其实，随着交往深入，萧克等红军将领将薄复礼视作外国友人，薄复礼也自始至终尊称红军为Red Army，而非匪徒。薄复礼遇到红军，未感丝毫惊恐，源自其习惯彼时贵州混乱的社会环境，也源自红军纪律严明。薄复礼回忆，误入行军区域前夕，他刚刚收到德国友人寄书《在中国的绑架》。他自己此前也被土匪绑架过，不知怎的，却并未提起。
1929年10月28日《北华捷报》，刊出长篇英文报道《外籍人士遭遇贵州土匪劫掠——赴重庆惊险之旅：勃沙特遭劫后逃脱》，并评论道：贵州土匪无法无天，大多数欧洲人在此都经历过一次乃至多次抢劫。此篇报道还录有这样一段故事：勃沙特（Bosshardt）、雷小姐（Wray）、特维代尔小姐（Twidale）等人从贵州前往重庆，他们乘坐敞篷小舟，顺流而下，河水湍急，河滩密布。突然冒出一群土匪来，举起枪索要银圆。搜好财物，他们就退回山中。勃沙特等人感到庆幸，生命无忧，于是继续赶路。他们借助绳索准备将小舟放入水中时，不料又来了一伙土匪。他们用枪口温和地“慰问”他们，抢完银圆、手表、钢笔、眼镜，又命令勃沙特扛起打字机跟着他们走。勃沙特向仆人老李作别，嘱咐他好好照料两位小姐。当晚，老李为小姐泡咖啡，嘴里正念叨着“可怜的勃沙特，今晚连一口咖啡都喝不上了”时，勃沙特竟满面笑容，拎着打字机回来了。原来土匪只顾向前奔走，把他忘记了。这位勃沙特与薄复礼英文名字相同，而且报道记述他是瑞士人，又写到中国内地会。这段A Happy Escape（如愿逃脱）的当事人正是薄复礼。
薄复礼一开始被带入红军队伍时，也尝试逃走，但没有成功。后来因为红军一直以礼相待，他们打消了逃跑的念头，安心跟随红军长征。红军的友善，也获得媒体持续报道，佐证、补充薄复礼的回忆。1934年12月28日，《大陆报》（The China Press）刊发英文短文《友善对待贵州的两位外国人》，文中海曼写信告知外界，他们获得了友善对待。1935年，《大陆报》《上海泰晤士报》等报，纷纷刊发《薄复礼、海曼活得很好》等文，报道两位外国人平安无恙，在龙家寨等地，受到红军礼遇。海曼离开长征队伍后，被送往长沙的医院检查身体，未有外伤，也无疾病，身体很快恢复。（1935年11月26日《北华捷报·海曼先生在长沙迅速康复》）其间，还流传出谣言。有人在湘西大庸见到外国人尸体，就传言薄复礼、海曼已遭红军杀害，还有纸媒给予报道。不过随着两人受到红军善待的新闻持续见诸报端，谣言不攻自破。海曼后去上海休整，还写下回忆录，部分内容刊发于1936年4月《中国亿兆》杂志上。发表时间仅比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刊于3月中旬《全民月刊》）晚一个月，是第一篇公开回忆长征的外文作品。
至于薄复礼获得萧克的善待，尤其是获释细节，他的书中都有记述。可惜2018年的中文译本，此段误译甚多，漏译也不少，譬如“hunt”误作“脱下外衣‘打猎’”；“caught me red-handed”误作“因掐虱子而染满血的手”；“foreigners”增译为“两个外国人”。笔者重译如下，以飨读者：
阳光正媚，我又抓紧良机“张望搜索”。忙着张望时，我注意到萧克与警卫员沿着村路走过来，做梦也没想到，他走近我，我则继续专注搜寻。他一眼望见我，猛然走到我坐的地方。我“当场被抓”，感到十分窘迫懊恼。他问我身体现在感觉如何。我回答咳嗽渐好，肢体渐弱。他颇为急切，继续说：“我们决定未来区别对待外国人。您是瑞士国民……瑞士与中国没有签订不平等条约，也没有租界，所以我们决定明日就放您走。”
萧克是何时向薄复礼表态的呢？不妨来看下此事的另一版本记述。1936年4月18日，即薄复礼被萧克“释放”数日后，《大陆报》刊发长文《来信带来薄复礼的新细节》（早于薄复礼著述）。22日，《北华捷报》干脆以“共产党政策的区别性”为题转发此文，强调长征途中，红军友善对待部分外国友人。写信的波特斯先生（G.Porteous），薄复礼于书中也曾提及：1936年4月13日（是年复活节周一），他进入昆明城前，遇到三位外国人，其中一位正是波特斯。他们负责护送薄复礼进城。四人骑马前行，边走边谈。所谈内容，波特斯先生在致中国内地会驻华官员沃伦先生（Warren）的信中有所透露：
下午，我们许多人出（昆明）城，迎接薄复礼。大部分人留在山岗上，向北眺望平原。我们三人继续骑马前行，约在城外十里处，遇到薄复礼。我们沿路走近他的身边，他向我们讲述了获释细节……
4月11日，星期六，红军领导人萧克走近薄复礼。在那棵他俩曾经躲避空袭的树下，萧克询问薄复礼一直困扰他的胸部疾病是否变好。获悉病情轻微好转后，萧克说：“我们已经改变了对外国人的态度，将来会加以区别对待……瑞士与中国没有签订不平等条约，也没有租界，所以我们决定放您走。”他还说：“我们今夜在此宿营，半夜开拔，天亮后您可自行离开。”他还给了盘缠：10块墨西哥银圆。
两种版本，细节上略有出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薄复礼的获释充分彰显了红军长征队伍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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