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安帝元初二年（115年），陇右战事吃紧，武都郡外，羌人骑兵正盯着一位即将赴任的太守：虞诩。此时的他手里只有三千兵，却要穿过陈仓，前往被羌人围困的武都。
消息传来，羌人已经在陈仓一带设下埋伏，准备截杀汉军。虞诩没有急着赶路，反而故意放出风声：“敌军既然有准备，那就等后援到了再走。”
这句话很快传到了羌人耳中。对方以为虞诩心存顾忌，不敢前进，便暂时放松警惕，转而分兵劫掠附近地区。虞诩等的就是这一刻。
他立即下令全军轻装疾进，昼夜兼程通过陈仓。羌人发现上当后，赶紧回师追赶。按常理说，三千汉军被一万多名羌骑追击，路上很难摆脱，稍有迟疑便可能被围住。
有意思的是，虞诩没有把全部心思放在逃跑上，而是让士兵每天埋下更多灶台。第一天，羌人看到的灶数大约与汉军人数相当；第二天，灶台明显增加；再追一天，数量又多了不少。
羌人将领开始犹豫：“汉军是不是不断有援兵赶来？”谁也不愿意贸然撞上一支正在扩大的军队。追兵速度慢了下来，虞诩却趁机加速，终于抵达武都。
这便是后来被人称作“增灶计”的做法。它并非诸葛亮首创，《三国演义》把类似情节安排在诸葛亮北伐撤军时，因而广为人知。真正较早有明确记载的使用者，正是东汉的虞诩。
虞诩并不是一位只会使巧计的文官。他少年时熟读经书，早年入仕后，曾因反对放弃凉州而受到关注。彼时羌乱扩展，朝廷内部有人主张收缩防线，认为保住关中即可。
虞诩却认为，凉州一旦放弃，羌人便会获得更大的空间，关中门户也将直接暴露。凉州不是一块可以随手割掉的边地，而是阻挡西北兵乱的重要屏障。这个判断，后来被战事反复证明。
他担任朝歌县令时，也没有照搬旧办法。当地流民和盗贼聚集，山川交错，官军追捕往往扑空。虞诩先整顿地方，把熟悉地情的人员派入盗贼内部，同时利用衣着标记辨认混入城中的人员。不到一年，朝歌的混乱便得到控制。
到了西北战场，虞诩又发现汉军屡屡失利的关键：兵多并不等于能打，缺少战马，便无法应对羌人来去迅疾的骑兵。他建议以民间力量购置战马，部分抵偿徭役和兵役，使汉军逐步建立骑兵力量。丁奚城一战，汉军很快取得胜利。
抵达武都后，真正的难题才摆在眼前。城中汉军仅三千，城外羌人超过万人。虞诩先让守军撤下强弩，改用射程较近的小弓，故意制造城防空虚的假象。
羌人见状，以为汉军箭械不足，便集中兵力攻城。等到骑兵进入合适距离，虞诩突然下令：“换强弩，放箭！”
密集弩箭从城头射出，冲在前面的羌骑遭到重创，后方兵马又来不及停住，阵形顿时大乱。羌人原本想凭人数压垮守军，反而在城下付出惨重代价。
虞诩没有停手。他又让士兵从不易被发现的城门出入，再从敌军看得见的方向返回，反复更换服装和旗帜。羌人远远望去，只见城内人影不断，误以为汉军援兵已经进入武都。
攻城受挫，又判断汉军兵力正在增加，羌人只得准备撤退。虞诩早已派出五百名士兵埋伏在退路上，待羌军后撤时突然出击，城内守军也随即杀出，前后夹击之下，羌军迅速溃散。
“增灶”真正高明的地方，不在于灶台本身，而在于它抓住了敌军无法准确判断汉军兵力的弱点。虞诩用极小的成本制造出兵力扩大的假象，又以急行军和城防反击配合，让羌人始终在猜疑中行动。至于诸葛亮的故事，则是后世文学将这一类兵法写得更加传奇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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