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都记住了赵孟頫行书的温润秀雅，却少有人知道，他在六十岁那年写过一卷不同于这种温润的字。这卷大量使用方笔和露锋，起笔直接切入纸面，转折多取方折，把自己早年藏起来的棱角一次亮了出来。年轻时看不上赵字的董其昌、曾痛斥其俗的傅山，晚年都改了口。
此卷是赵孟頫晚年书李白《蜀道难》全诗，行书长卷，二十九行三百零四字，赵孟頫一生力主复古，以晋人姿韵与唐人法度扭转南宋后期书风的恣肆，宋濂曾总结其书风三变：初学宋高宗赵构，中学钟繇与二王，晚学李邕。《蜀道难》正作于晚年转向已成之时。
早年写《洛神赋》《赤壁赋》，走的是藏头护尾、棱角不显的路子，以秀媚见长；到了《蜀道难》，他加入切锋入纸，横画起笔不再轻巧带过而是直接切入，转折处也由圆转改作方折，方圆交替使用，笔力明显加重。
故宫博物院对赵书的系统梳理指出，六十岁后他借鉴李邕，书风从姿媚转为遒媚，苍劲力度显著增加，遒劲最终压过了姿媚。整卷字形由早年的方阔化为颀长，纵向拉长，配合方劲的转折，显得开张有力。
三百余字的长篇，并不靠连笔硬撑行气，而是依靠内在笔意与结字的呼应承接来贯通，字的走势在规矩中自有起伏。他在二王法度根基之上接入了李邕。李邕行书以开张峭拔著称，赵孟頫取其劲道，又掺入汉魏碑刻的方硬质感，于是同一卷里既有晋人的姿韵，又有碑的方劲，被今人概括为以碑入帖的变法。
王连起指出，他四十五岁后日趋刚健挺拔，字形由方阔化为颀长；这种转向并未丢掉帖学，而是在帖学之内打开了新的边界。元代虞集评此卷笔力痛快、不见一丝尘俗气；董其昌早岁贬赵书遮蔽眼睛，傅山甚至出言讥斥，晚年见了此类晚年之作都改口服膺。
《蜀道难》也成了赵孟頫复兴古法的有力物证，对宋末书风起到纠偏作用，其美学一度主导明清士大夫的书写范式。很多人练赵体只盯早年圆润一路，写出来浮滑、没有骨力，《蜀道难》正是补这个短板的样本，切锋、方折、不靠连笔撑住的长篇节奏，直接可作参照。
它的笔法路径比《兰亭序》更直白，起收动作在拓本里清晰可见，偏旁简化与字组连带一目了然，对从楷书转入行书的人尤其友好。想治好写大字乱套、写长篇乏力，或想弄明白温润与软弱、圆融与平庸的区别，这卷字都绕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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