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报纸副刊写了二十多年文章,从最初写文化评论,到后来写专栏,可以说报纸副刊寄托了我的文学梦,也陪伴我度过了无数寂寥的时光。

著名报人赵超构尝言:“新闻是报纸的灵魂,副刊是报纸的面孔,报纸耐看不耐看主要看副刊。”我深以为然。一家报纸的文化品位,说白了就是这家报纸副刊的文化品位。报纸副刊具备独立的价值,它绝不是新闻的附庸,而是一份报纸文化气质乃至精神高度的直接体现。

我最喜欢的报纸副刊,首先应该具备海纳百川的万千气象,与之相对应的副刊写作,应该拥有众声喧哗的多元格调——收录在副刊中的文字,应该是千姿百态、多彩多姿的。

从文章的作者而言,西装革履者有之,不衫不履者亦复有之,前者象征严谨规范与时代质感,后者象征性情挥洒和世俗烟火;从文字的风格而言,质朴平实者有之,华丽绚烂者亦复有之——你尽可以高谈阔论,我也不妨自说自话,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共生共存,在报纸副刊这一方小小的天地里,享受着一种自由言说的快乐。

如果让我举一些具体的例子,我以为《北京晚报》的“五色土”、《文汇报》的“笔会”、《新民晚报》的“夜光杯”等副刊,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

再如《深圳商报》的“文化广场”,以“广场”冠以“文化”,自然既要有广场的趣味,又要有文化的内涵。不单是内容不拘一格,作者的身份也称得上五花八门,编辑只是为你划定一个写作范围,不限题目,不限内容,作者可以任意驰骋、自由发挥。所谓“共同的园地,不同的声音”,以此营造出一种“文化广场”的开放意象和氛围。

我一直以为,报纸副刊的风格是与编辑个人的风格分不开的,编辑的审美趣味、选稿标准和价值取向,会慢慢沉淀成为副刊的固定气质,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副刊的风格其实就是编辑的风格。

“文化广场”之所以能够形成多元杂陈的文化格调,即与编者胡洪侠的个人风格有着密切的关系。2005年前后,胡先生邀请众多名家入驻“文化广场”,马家辉谈葡萄酒,毛尖品评电影,安迪考证文坛掌故……一时间“文化广场”济济一堂,大家春兰秋菊、各擅胜场。胡洪侠先生是一位有趣之人,是他的个人趣味,使“文化广场”形成了鲜明的个性。

从2002年到2012年的十年间,我也曾为“文化广场”写过很多文章,彼时的“文化广场”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我虽然叨陪末座,却也亲眼见证了其繁荣与兴盛。

在我发表过的文章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我的小人书时代》,不仅做了一个整版,还配发了彩色的插图。这是我第一次在报纸副刊上发表整版文章,内心的喜悦难以言表。我还在这开过两个专栏,一个是“慧心一瓣”,另一个是“童年记事”,前者谈书,后者忆旧,这两个专栏后来都有幸得以结集出版,前者取名为《左手新书 右手旧书》,后者取名为《糖纸烟盒拨浪鼓》……

回顾二十几年的写作生涯,我最难忘的正是那些为报纸副刊写稿子的日日夜夜。彼时的我正逢青春年华,精力旺盛,不怕熬夜,经常同时为几家报纸副刊写专栏,虽然有时难免会觉得很辛苦,但我却非常享受那些时光。

美国作家托马斯•林奇曾经说:“阅读和写作是同一件事,它们像一对双生子,却代表一种对话方式。我们也是一样的,也说话,也听人说。”我自然也是在写作中说话,在阅读中听人说——我喜欢的,正是那种“只需要一点点平和宁静,文字就会迎向你”的感觉。

毫无疑问,写作是一种孤独的生活,但却又是自给自足的。就像我,早年间也曾尝试做过许多事情,但不是半途而废,就是事倍功半,总是不能持之以恒,也无法达成目标。惟独在写作这件事上,我一路坚持下来。我终于明白,一个人一生要做什么事情,都是命定的,重要的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你是否做了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

我始终相信,正是因为对写作的选择和坚守,我才没有将生活本末倒置,才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我才真正活出了自己喜欢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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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