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25日，归绥城内，傅作义面对董其武、孙兰峰等旧部，谈的不是一场战役如何部署，而是绥远这支八万守军究竟往哪里去。北平已经和平解决，可绥远仍悬在半空，稍有不慎，局面就可能重新滑向战火。
这件事的难处，早在平津战役期间便埋下了伏笔。傅作义虽任华北“剿总”总司令，真正能够依靠的，却是长期经营的绥远。那里有他的旧部，也有许多本地子弟兵，是他多年积累的根基，更被视作退路。
1948年辽沈战役结束后，傅作义调整兵力，放弃部分外围城市，将主要力量收缩到张家口、北平、天津一线。张家口连着绥远，天津通向海上，北平则是整个部署的核心。三处各有用途，最让他放心不下的，正是西面的张家口。
他把孙兰峰的第十一兵团放在那里，又将第三十五军作为机动力量留在北平。这个安排看似周密，实则暴露了一个关键意图：一旦形势不利，部队可以从张家口退入绥远。解放军看清这一点后，便将张家口作为突破口，借此牵动北平守军。
战局的发展没有给傅作义留下太多选择。张家口失守，第十一兵团遭到重创；第三十五军在新保安被歼，通往绥远的陆路随之中断。傅作义手中的两支嫡系力量受到打击，既难以突围，也失去了与南京方面讨价还价的资本。
天津解放后，北平的军事压力骤然增大。蒋介石一度希望傅作义南下，甚至安排飞机接运，但此时的傅作义已经明白，离开华北并不等于保住实力。没有完整部队和地盘作依托，到了南方反而只能听命于人。
1949年1月，傅作义接受和平解决北平问题。随后，他前往西柏坡商谈绥远安排。毛泽东提出，暂不对绥远用兵，由傅作义做董其武的工作，再通过联络机构逐步沟通。这个办法很实际：绥远官兵多是当地人，硬打不仅会增加伤亡，也容易使旧部走向绝境。
北平和平解决后，傅作义立即向绥远发电，希望董其武配合。双方商定维持原有建制，划定驻军范围，恢复平绥铁路通行，人民币在绥远使用，并互派联络人员。这些安排不是一句“放下武器”就能完成的，而是对军队、交通和地方秩序的同时安置。
1949年4月1日，傅作义发表通电，称北平起义是顺从人民意愿。消息传到绥远后，董其武一方的准备得到推动，但另一股力量也开始活动。国民党方面任命孙兰峰为第九兵团司令，试图把绥远各部纳入新的指挥体系，实际意图是削弱董其武的影响。
孙兰峰与傅作义共事多年，从张家口撤回绥远后，一直主张整军备战。他并非不知道形势已经变化，只是认为军人不能轻易交出部队。更棘手的是，绥远的官兵和地方联系紧密，贸然西撤，未必有人愿意跟随。
7月29日，徐永昌、王叔铭飞抵绥远，劝孙兰峰率部转往甘肃，并许诺授予上将军衔。对方给出了名位，却没有解决部队、粮饷和地盘这些实际问题。孙兰峰一旦离开绥远，原有根基便可能丧失；若拒绝，又要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
局面很快被一桩血案推向危险边缘。绥远地方武装人员拦截解放军联络处代表，搜查无果后，将四人带到偏僻处投掷手榴弹并开枪，造成一死三伤。董其武下令查办，涉事连长随后被交出并处决，但联络人员仍担心其中有灭口成分，陆续撤离。
这起事件的后果，比伤亡数字更严重。双方一旦形成血债，原本可以谈判的问题，就可能被推成必须用武力解决的冲突。特务的盘算正在于此：只要绥远内部先见血，孙兰峰便很难再保持观望。
傅作义对此十分清楚。绥远的官兵是他的老部下，继续抵抗意味着什么，他在北平已经亲身见过。8月25日，经中央批准后，他抵达绥远，分别同董其武、孙兰峰等人交谈，重点便是劝孙兰峰放弃决战念头。
孙兰峰起初仍认为可以一打。傅作义没有空谈，而是把北平、天津、张家口的战局逐一摆出来，说明绥远孤军既无外援，也无足够纵深，抵抗只能让部队和地方一起受损。他还告诉孙兰峰，自己在北平得到的是礼遇，并非报复。
谈话陷入沉默时，傅作义又说：“战争已经结束了，你还有什么顾虑？你我共事二十多年，真要走，我也不拦你。”这句话没有命令的口气，却把选择的后果摆到了孙兰峰面前。沉默许久后，孙兰峰终于松口。
董其武、孙兰峰是绥远部队中最具影响力的两位将领。两人态度确定，其他军官便失去了继续作战的号召条件。1949年9月19日，绥远军政人员发表起义通电，部队接受改编，绥远由此避免了一场大规模战事。
孙兰峰后来担任绥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绥远军区副司令员、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等职，1987年病逝。那场谈判中，他曾经犹豫、动摇，甚至想过继续抵抗，但最终签下了起义通电。绥远的转折，正是在这份迟疑之后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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