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14日,江西宁都,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第二十五师师长董振堂等人率部起义。两万余名官兵携带大量武器转入红军,使中央苏区的军事力量得到一次极为难得的补充。
这场起义后来被改编为红五军团。它之所以分量很重,不只是人数多,更在于部队成建制、装备相对完整,官兵还有长期作战经验。对当时处在重重压力下的红军而言,这几乎是一场及时雨。
然而,第二十六路军的总指挥孙连仲,并没有因为部下起义而遭到严厉惩处。这个结果看似反常,放到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却有着清晰的缘由。
孙连仲是河北雄县人,早年投身冯玉祥麾下,长期在西北军中任职。他并非蒋介石一手提拔的嫡系将领,却有战功、有部众,也有一定声望。中原大战后,冯玉祥失势,孙连仲转而接受南京方面的任命,担任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
这支部队的处境并不好。官兵大多来自北方,进入江西后水土不服,加之连续作战,伤病不断增加。部队曾有北上抗日的要求,却没有得到满足。士兵既看不到抗日的方向,也难以忍受长期消耗,内部不满逐渐积累。
偏偏在起义前夕,孙连仲因牙病离开部队前往南京求医,前线指挥权因此落到了赵博生等人手中。赵博生早已同共产党方面建立联系,董振堂、季振同等人也参与了具体筹划。孙连仲不在现场,便成为蒋介石不追究他的关键理由。
更重要的是,蒋介石当时并不愿把事情扩大。西北军将领本就对中央军心存戒备,如果总指挥因部下哗变被严办,极可能引发更多猜忌。对南京方面而言,保住孙连仲,远比公开追责更有利。
有意思的是,孙连仲后来仍被安排重建第二十六路军。蒋介石或许不信任他,但也清楚,能够统率旧部、维持局面的将领并不多。于是,一场足以改变军队命运的起义,最后没有演变成对孙连仲个人的清算。
抗战爆发后,孙连仲的军事才能得到更充分的展现。娘子关作战、徐州会战、常德会战等战事中,他所率部队长期承担正面防御任务,伤亡十分惨重,却也打出了声誉。
1938年台儿庄战役期间,孙连仲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台儿庄守军反复争夺阵地,池峰城率第三十一师苦战多日。战局危急时,有人提出撤退,孙连仲留下过一句广为流传的话:“部队打完了,你就填进去;你填进去,我再填进去。”
这句话未必是逐字记录,却反映出当时正面战场的残酷。命令传到一线,池峰城继续坚守,官兵在狭窄街巷中与日军反复争夺。孙连仲部下的冯安邦也在抗战中表现坚决,后来于1938年在襄阳作战中阵亡。
孙连仲的部队能打,却也因此消耗极大。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分明,非嫡系部队补充困难,许多部队越战越弱。孙连仲虽凭战功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手中实际能够调动的力量却不断减少。
1945年日本投降后,孙连仲出任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负责华北部分地区的受降与军事事务。同年秋,他奉命同解放区作战,部队在战事中遭到较大损失,第二十六路军旧部再次出现动摇。
10月下旬,原第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在邯郸率新编第八军等部起义。高树勋正是宁都起义前后同孙连仲有密切关系的旧部将领。多年之后,他再次选择脱离国民党军队,给南京方面造成了不小震动。
蒋介石对高树勋起义自然十分恼怒,但仍没有把责任全部推到孙连仲身上。一方面,孙连仲抗战时期声望较高;另一方面,他此时已经缺少嫡系部队,实际影响力有限。追究他,未必能改变局面,反而可能让更多旧部产生寒心。
1947年,孙连仲被调任南京首都卫戍司令。这个职务听起来显赫,实际能够掌握的兵力和权限都相当有限。他不是蒋介石的核心亲信,南京城内的许多部队也未必听从他的直接调遣。
1949年,孙连仲前往台湾。此后,他担任过一些顾问性质的职务,生活并不显赫,晚年还曾经营饭店。昔日统率大军的上将,后来在台北过着相对清静的日子。
1990年8月14日,孙连仲病逝于台北,终年97岁。宁都起义和高树勋起义,先后都牵涉到他的旧部;而他本人之所以能够避开多次政治风暴,既有抗战功绩的保护,也有派系平衡和现实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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