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宣和年间,山东、河北一带的驿路上,最难判断的往往不是一个人的武艺,而是他的来路。有人背着包袱四处投宿,有人靠偷盗活命,也有人凭一身拳脚换几文钱。梁山一百零八人中,公孙胜、刘唐、石勇、时迁、段景住、焦挺、薛永,便属于这类没有固定根基的江湖人物。
把他们一概称为“游侠”,并不准确。侠义讲究扶危济困,盗贼则以取财为生,卖艺人靠本领谋生。三者都可能行走四方,却不是一回事。
最特殊的还是入云龙公孙胜。蓟州二仙山学道之后,他奉罗真人之命下山历练,既不热衷功名,也没有经营山寨的打算。黄泥岗劫取生辰纲时,公孙胜出力极大,但他看重的并非十万贯财物。
晁盖等人想的是发财避祸,公孙胜考虑的却像是天下大势。那时北宋内忧外患渐重,民间传言纷纷,公孙胜的举动带着明显的方外色彩。吴用负责谋划,公孙胜负责压阵,两人的作用完全不同。
有人问:“既然不贪钱,他为何还要参与劫纲?”
公孙胜没有留下明确回答。正因如此,他不像普通盗匪,更像一个借江湖事件观察世局的修行者。把他归为独脚大盗,显然过于简单;若说他是游侠,也缺少长期扶助弱者的事迹。称其为“红尘历练者”,反而更贴近书中形象。
刘唐就不同了。他自称东潞州人,早年长期漂泊,熟悉各地道路,也常与江湖上的私商往来。“私商”在小说语境中并非寻常生意人,而是带有灰色性质的江湖人物。刘唐有胆量、有力气,还能打探消息,绝不是靠偷鸡摸狗过日子的角色。
黄泥岗上,他与晁盖、吴用等人联手取走生辰纲,后来又冒险为宋江送信送金。刘唐重情,却不等于守法。他没有固定山场,也没有成群部众,凭个人本事在江湖中谋生,称作独脚大盗,基本说得通。
石勇的经历更直接。此人原在家乡经营赌坊,因打死闹事者而逃亡。柴进庄上,他住了数月;盘缠用尽后,又前往宋江家中求助。等到发现宋江已经离开,石勇只能继续寻找出路。
他没有刘唐那样的江湖名声,也没有独门本领。靠投奔豪强、接受施舍过日子,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石勇后来选择上梁山,多少带有走投无路的意味。若按行为方式划分,他更接近流动作案者,而不是侠客。
时迁和段景住则要另看。时迁绰号“鼓上蚤”,轻身功夫不错,偷鸡摸狗是他的本行;段景住善于盗马,尤其熟悉西北马匹。两人都能独来独往,却缺少正面搏杀的实力。
他们是“贼”,却未必称得上“大盗”。这不是替他们开脱,而是两种生存方式的区别:大盗往往敢于劫取巨财,甚至敢与官府和武装力量正面周旋;时迁、段景住更多依靠隐蔽、机敏和机会。
有意思的是,时迁虽然武艺不高,却在攻打祝家庄时发挥了关键作用。他潜入庄内,探得道路和布置,为梁山破庄提供了重要帮助。段景住则因盗取照夜玉狮子马,牵出曾头市冲突。两人的价值,不在排名,而在特殊技能难以替代。
没面目焦挺与病大虫薛永,既没有抢夺巨财,也不是专门偷窃。薛永靠打把式卖艺,在揭阳镇一带行走;焦挺则以相扑本领谋生。这样的江湖人,生活拮据,却不能简单贴上盗匪标签。
薛永曾因得罪穆春而陷入麻烦,焦挺则在与李逵交手时占据上风。可是在梁山体系中,拳脚只是基础,真正决定地位的还有资历、关系和功劳。武艺高,不等于座次高;没有队伍,也没有显赫战绩,个人本领很容易被埋没。
那么,梁山中有没有真正的游侠?
鲁智深、武松、史进更接近这个称呼。鲁智深在桃花村为民除害,又在瓦罐寺与史进联手铲除恶僧;武松在蜈蚣岭斩杀王道人,救出受害女子;史进也曾因追查恶霸而卷入冲突。他们的共同点,是出手往往源于不平,而非单纯为了财物。
不过,三人后来都成为山寨首领,身份已经发生变化。游侠是个人选择,山大王则要统领部众、分配利益、承担冲突。梁山人物最有意思的地方,正是身份不断变化:游侠可能落草,盗贼可能立功,卖艺人也能成为战将。
所以,七人之中,公孙胜不宜归入盗匪,刘唐和石勇最接近独脚大盗,时迁、段景住属于江湖窃贼,焦挺、薛永则是靠本领谋生的漂泊者。真正称得上游侠的,反倒要从鲁智深、武松、史进这些人的具体行迹中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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