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叫陈明远。
在旁人眼里,我是那种活得还算体面的人。三十四岁,在广州一家中型公司做技术主管,月薪两万,扣完税和社保,到手一万七千多。我在城中村边上租了个一室一厅,开一辆落了三年灰的二手车,不抽烟,不喝酒,也没什么应酬。同事背地里说我是“守财奴”,一年到头不换手机不买新衣服,连部门聚餐都十次推八次。
他们不知道,我每个月都有一件雷打不动的事,请假回茂名。
不是逢年过节,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工作日,通常是每个月的十五号前后,我会提前一周跟人事打招呼,请一天假,买最早一班回茂名的高铁票,第二天再坐晚班车回来。三年了,几乎没断过。
这事在公司里渐渐有了传闻。有人说我在老家偷偷接私活,有人说我欠了赌债每月回去还钱,还有人说得更难听,说我借回家的名义去面试别的公司,骑驴找马。
这些话传到老板周建平耳朵里,是在今年十月。
周建平五十一岁,白手起家,性情多疑,最恨员工“身在曹营心在汉”。据后来他亲口跟我说,那天秘书把茶端进办公室的时候,他盯着我的考勤记录看了足足十分钟:三年,三十七次请假,全部集中在月中。他用手敲着桌面,问秘书:“你们查过他请假的理由吗?”秘书摇头:“每次都写‘家事’,再问就没了。”
周建平后来承认,那一刻他心里已经给我定了罪。他甚至想好了,等我这次再请假,就让人事按“长期虚假事假”给我办离职。
十月十六号,我又递了假条。
第二天早上七点半,我拎着一袋在广州买的云吞皮和半只烧鹅,坐上了回茂名的高铁。我不知道的是,周建平开着他那辆黑色轿车,一路跟在后面。他后来跟我说,他就是要抓个现行,“抓到你在外面接活,或者去哪家公司面试,我让你在深圳这行做不下去。”
从广州到我们村,高铁一个半小时,再转两趟乡镇巴士,最后还要走二十分钟的田埂路。周建平的轿车开到镇上就没法再走了,他把车停在镇口,租了辆摩托车,一路颠簸着跟到村口,躲在老榕树后面。
他看见我走进村东头一栋贴着旧瓷砖的两层小楼。
院子里,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正坐在藤椅上晒太阳,膝盖上盖着一条洗得发白的毯子。我放下手里的东西,没进屋,先蹲到她面前,很大声地说:“阿妈,我回来了,你看我是谁?”
老太太眯着眼看了我很久,摇摇头:“你是哪个?我不认得你。”
我没有失落,好像早就习惯了。我从袋子里拿出烧鹅,举到她眼前:“阿妈,烧鹅,你最爱吃的,皮脆的那种。”
她眼睛忽然亮了一下,伸手来抓,嘴里念叨:“阿远最爱吃这个……我家阿远在城里上班,出息了,一个月挣好多钱……你见过我家阿远没有?我儿子可孝顺了,每个月都回来看我。”
我说:“见过见过,他让我给你带话,说下个月还回来。”
老太太笑得满脸褶子都舒展开了,一边撕烧鹅一边念叨儿子的好。我在旁边帮她撕成小块,看她吃。阳光落在院子里,晒着几件洗好的旧衣服,风一吹,有樟脑丸的味道。
周建平躲在榕树后面,看傻了。
他后来跟我说,他原本以为会看到一场谈判、一次密会,或者至少是一个偷偷摸摸的骗局。结果他看到的是:一个月薪两万的技术主管,蹲在泥地上,陪一个完全不认识自己的老太太,一小块一小块地喂烧鹅,笑得比在公司任何一次拿了年终奖的时候都真。
中午,我从屋里搬出一张矮桌,给老太太洗头。水是我在灶上烧的,试了三次温度。老太太一开始挣扎,嘴里骂人,说我非礼她。我轻声哄:“阿妈,我是帮你洗头的,洗完你去找阿远告状,好不好?”她就不动了。我一边洗一边跟她说村里谁家的荔枝今年结得多,隔壁三婆的孙子考上了大学,说的都是四十分钟里现编的闲话,为的只是让她安静。
周建平说,他就是在这个时候掉的眼泪。
他说他站在树后面,突然想起自己的母亲。他母亲八年前走的,走的时候他在外地谈一个项目,赶回来只见了最后一面。出殡那天他哭得撕心裂肺,可哭完之后,生意照做,钱照赚,八年里他只在清明回去烧纸,每次待不到两个小时。他说:“我有钱,我给我妈修了全村最气派的墓,可我连她最后几年爱吃什么、记性是不是变差了,一概不知道。”
而这些,我全知道。
周建平没进院子。他在树后面站到下午三点,看我给老太太剪指甲,看她把我认成隔壁村的木匠,冲我发脾气,又看我笑呵呵地认下这个身份,蹲在地上帮她捡滚落的橘子。然后他转身走了,一个人骑着摩托车回镇上,一路上把车骑得歪歪扭扭。
第二天我回到公司,忐忑了一整天,等着人事找我谈话。结果快下班的时候,秘书来叫我,说周总请我去他办公室。
我推门进去,看见这个五十一岁的男人眼眶通红。他没绕弯子,第一句话就是:“你母亲,是不是不认得你了?”
我愣住了。
他把昨天的事情一五一十说了,包括他跟踪我,包括他在榕树后面站了四个小时。说完,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沓东西推到我面前,我的假条存根,三十七张,每一张都被人用红笔做了标记。他说:“我本来打算,用这些让你走人。”
屋里安静了很久。他先开口,声音哑的:“阿尔茨海默,几年了?”
“第五年。”我说,“医生说她会忘得越来越快,先是忘了我,后来会忘了怎么吃饭,怎么走路。我算过,趁她还肯听人说话,我还能回去看她几十次。一个月一次,五年就是六十次。所以我每个月都回去,一次都舍不得少。”
“你为什么不请长假的照顾?或者送养老院?”
“她只要一天还记得‘阿远’两个字,我就想让她知道,阿远一直在。”我说,“钱可以慢慢挣,我妈等不了。”
周建平低着头,半天没说话。再抬头的时候,这个在我印象里永远板着脸的男人,抹了一下眼睛。
一个星期后,公司发了一份新文件,全员邮件。文件说,即日起设立每月一天的带薪“孝亲假”,任何员工家里有需要照顾的老人,报备即可,不扣薪,不影响考核。邮件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本公司一名员工,三年来每月往返四百公里,只为陪一个已经不认识他的母亲吃一顿饭。我们追问员工请假理由的时候,从来没想过,有一种请假,是怕来不及。
那天下午,我在工位上收到周建平单独发来的一条消息,只有两句话:“这个月十五号,照常回去。替我,也叫她一声阿妈。”
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
我儿子第一次月考全班倒数第二,回家路上她牵着他的手说,慢点走,阿婆的记性不好,但阿婆记得你爱吃的糖铺子在哪条街。
现在我常常想,我们这一代人,把太多东西排在了父母前面——项目、房贷、孩子的补习班、一场不能缺席的饭局。我们总说等忙完这一阵,等孩子大一点,等钱再多存一点,就回去好好陪陪他们。可是老人的忘性,比我们的计划跑得快。他们不会停在原地等我们“忙完”,他们只会一点一点地,把我们从记忆里删出去,删到最后,连自己都删掉。
月薪两万,可以再挣;职位没了,可以再找。可这世上只有一个女人,用五年时间,忘掉了整个世界,却还在逢人就夸她儿子孝顺。
她忘了我是谁,没关系。
我记得她是谁,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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