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初年,李唐起兵定鼎,中原战事连绵不绝。李世民领兵四处平乱,每攻破一座城池,军中将士的目光,大多落在府库的金银、囤积的粮帛之上,争相拾取战利品,为自己积攒身家。
唯独房玄龄的做法,和所有人都不一样。
硝烟还没有散尽的城郭里,别人忙着搜罗财物,他独自走进废弃的官署,捡拾散落的户籍簿册、州县舆图、官府存档文书。隋末大乱多年,各地行政体系早已崩坏,人口迁徙、田地易主、赋税混乱,没有半点章法。这些泛黄破损的纸卷,旁人看着不值钱,却记着一方土地治理的底子。
他跟着李世民,在秦王府打理文书杂务,不张扬,不掺和军中的纷争。幕府缺人手,他就到处寻访散落在民间的读书人、旧官吏,看每个人的才干,合适的便举荐进来。府里往来文书、各样杂务,多半由他经手,很少推给旁人。
武德末年,储位之争越逼越紧,朝堂暗流涌动。太子和秦王之间的矛盾摆上台面,宫中已经出过险情,秦王府里不少幕僚心里发慌,只敢观望,不敢拿主意。
局势危急的时候,房玄龄先找到长孙无忌,把眼下的利害说清楚,点明观望只会坐以待毙。之后他和杜如晦悄悄谋划,换上道士的衣服,偷偷入府商议,敲定玄武门一事的各项安排,帮李世民渡过最凶险的一关。
事情落定,朝廷论功,房玄龄位列第一。淮安王神通心里不服,自认最早起兵,劳苦最多,名次却排在一个刀笔吏后面。太宗当众解释,房玄龄帷幄筹谋、安定社稷,功劳堪比萧何,不是沙场斩敌可以相比,武将们才不再争辩。
拿到这份首功,房玄龄没有借机索要更多田宅、权柄,行事反倒更谨慎。
贞观年间,战火慢慢平息,乱世留下的麻烦一堆。连年战乱,户籍错乱,各地律法执行宽严不一,不少地方官吏荒废职守。朝堂里大半是跟着打天下的武将,上阵杀敌在行,打理民政却生疏;前朝留下来的老臣,习惯守旧例,不愿改动。
全国的政务,源源不断汇总到房玄龄掌管的尚书省。
天色刚亮,尚书省的门就开了。州县送来的奏报、官吏的调动核查、钱粮核算、律法修订,一叠叠堆在案头。他每日守在这里,逐份翻看文书,遇到拿不准的事,就叫来各司的官员一起商量,别人说得妥当,就依着议定,不会强行按自己的想法决断。
魏征常在殿上直言,话常常说得很重,好几次惹得太宗动怒,殿内气氛僵住,满朝文武都不敢出声。每每这时,房玄龄从中转圜,缓和对峙的气氛,不偏向任何一方。
在尚书省主事期间,朝堂上时常有官员为职位、封赏互相攻讦争执。房玄龄不掺和这些私斗。下属拟定的章程、同僚提出可行的办法,他都如实上报,不会把别人的主张算作自己的。
太宗好几次当着朝臣说起他的辅政之功,旁人听了难免喜色,房玄龄只是躬身行礼。退朝之后,照旧坐回案前处理文书,一切如常。
他的宅邸朴素,没有权贵宅邸那种刻意的奢华。和同僚相处语气平和,不摆上官的架子,遇到有才干的后辈,愿意举荐,从来没有借着职权为自家谋好处。
年纪渐长,常年伏案落下病痛,身子一年弱过一年。在家养病的时候,尚书省送来的公文,他还是撑着身子看过,该处置的不会搁置。
贞观末年,太宗打算东征高句丽,连年征发,百姓负担加重,满朝文武畏惧帝威,很少有人敢劝阻。房玄龄已经病重,还是写了奏疏,说了征役带给民间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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