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9月25日,北京一家医院里,48岁的阎又文病情恶化。病床旁,妻子丁宴秋和几个孩子默默守着。临终前,他留给家人的话很短:“有事情找组织。”这句话,后来成了阎家多年生活中最重要的支撑。
阎又文去世时,六个子女中,最大的24岁,最小的只有8岁。追悼会上,周恩来和薄一波分别送来挽联,丁宴秋这才稍感安定。她知道,丈夫虽然走了,但组织并没有忘记这个家庭。
墓碑上的介绍也十分明确:阎又文,山西万荣人,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农业部粮油生产局局长,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碑文中还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过去曾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
问题恰恰出在这句话上。
在孩子们的记忆里,父亲是参加过傅作义部起义的原国民党军官,后来在新中国任职,家庭出身一栏自然填写“革命干部”。子女们陆续长大后,有人递交入党申请,却一次次在政审环节停住。
起初,一家人以为只是个人条件尚未成熟。可是,几个孩子接连遇到同样的情况,连丁宴秋也迟迟未能入党,事情就显得不寻常了。有人向组织询问,得到的答复只有一句:“阎又文同志历史问题不清楚。”
这让阎家人始终想不明白。父亲明明是党员,为什么历史问题反而说不清?他们曾到有关部门查找起义人员档案,却没有找到阎又文的材料。那段经历,像被一扇紧闭的门挡住,家人始终无法越过。
转机出现在1993年。阎又文二女儿的老领导刘光人,偶然向地下工作者王玉提起此事。听到“阎又文”三个字,王玉沉默片刻,说:“四十多年了,应该可以解密了。”
王玉并不是普通的知情人。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曾受命前往绥远,寻找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多年的阎又文。阎又文1914年出生,曾就读山西大学,1938年在傅作义部队中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国民党发动反共行动,党内工作人员被迫离开傅作义部。由于情况紧急,阎又文与组织失去联系。此后七年,他表面上仍是傅作义的秘书,实际上一直等待重新接上组织关系。
王玉进入绥远后,先通过傅作义司令部人员接近阎又文。两人单独见面时,王玉连续确认了三个问题:姓名、籍贯和求学经历。得到肯定答复后,他才表明身份:“我是从延安来的,组织派我找你。”
阎又文听完,紧紧握住他的手:“多少年了,我总盼着这一天。”从那以后,两人建立绝密单线联系,阎又文负责提供具有战略价值的情报,其他事项一概不碰,以免牵连更多人员。
傅作义十分器重阎又文,称只有他写出来的东西,最符合自己的思路。阎又文凭借秘书、新闻处负责人等身份,掌握了大量核心情况。华北战场上的军事部署、傅作义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都通过秘密渠道送达解放区。
有一次,傅作义要求阎又文撰写致毛泽东的公开信。文章内容需要猛烈抨击共产党,这让阎又文十分为难。他把情况报告组织后,中央决定让他照写,而且要写得足够尖锐,以取得傅作义信任。
阎又文连夜完成文章,傅作义看后非常满意。表面上,这是一篇为国民党军队张目、攻击解放区的文章;实际上,它也成为阎又文继续留在核心位置的重要掩护。地下工作中的取舍,有时并不体现在一句话是否好听,而在于能否完成更重要的任务。
1948年,阎又文已是华北“剿总”核心成员。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中央再次通过王玉与他联系。阎又文设法取得傅作义的作战计划,并为和平谈判提供了重要信息。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阎又文代表傅作义宣读《北平和平协议》,同年2月又随傅作义到西柏坡。毛泽东见到他时,曾说:“阎又文,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啊。”这句话既是点到为止,也说明中央对这位隐蔽战士的身份心中有数。
新中国成立后,阎又文继续在有关部门工作,后来担任农业部粮油生产局局长。由于身份特殊,中央没有立即公开他的地下党员经历,傅作义也始终不知道秘书曾长期为共产党工作。
这层保密安排,保护了当事人,却给家人留下了长期困惑。阎又文去世多年后,妻子和子女仍要面对“历史问题不清楚”的审查意见。
王玉与阎家后人见面后,又联系到罗青长。罗青长查明情况,向有关单位出具公函,说明阎又文1938年入党,长期在傅作义部队从事情报工作,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重要贡献。阎家子女的入党问题,至此得到解决。
1997年7月10日,罗青长在《北京日报》发表文章,公开介绍阎又文的革命经历。那块墓碑上留下多年的模糊表述,也终于有了清楚答案。阎又文没有在公开身份中留下太多痕迹,但他的真实工作,经过解密,重新回到了历史记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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