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5月末，豫南夜雨未歇，西兵团指挥所里灯火通明。陈赓凝视地图，忽听参谋急报张轸部突然掉头西撤。就在那一刻，他第一次领教到桂系指挥班子的诡诈。一个月准备，功亏一篑，这层痛感被陈赓牢牢记住。第二年，他便在赣江边用到了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到了1949年5月15日，武汉机场轰鸣声中，白崇禧登上“追月号”专机，直飞衡阳。桂系“华中剿总”表面溃退，骨子里却在湘赣丘陵间排出一条防御链：第三、第十兵团，七个军，十五万人；岳阳、萍乡、上高，处处埋伏。毛泽东在北平收到电报时，只淡淡一句：“不要因胜而躁。”显然，渡江战役的顺利并不代表白崇禧会束手待毙。
中央随即调动第四野战军第12、第15兵团和中野第四兵团，合计十个军、四十三万人，编成湘赣战役序列。5月17日，四野先头部队开始机动：12兵团沿粤汉路逼长沙，13兵团自宜昌、沙市南渡长江，14兵团掩护尾随，15兵团则由黄梅、广济对南昌形成威压。湘、赣两省山河交错，雨季汛情频繁，运输线与火力线一样脆弱，这让桂系看到了可乘之机。
正是这种背景下，陈赓决定以一个大胆动作试水——13军、14军先越赣江，撬开白崇禧防线。5月下旬深夜，周希汉指挥的13军两个师在细雨中横渡，渡船刚靠南岸，哨兵便摸到敌情：“桂系九个师正压过来！”周希汉抢发电报：“已与敌接火，请示下一步。”兵团作战室里空气瞬间凝固。
陈赓却没有慌。他摊开沙盘，用手掌比划：“狭窄正面，两梯队布置，只能摆两个师，八个团。吃不掉咱们两个师。”参谋长郭天民仍觉不保险，劝请空军支援。陈赓摆手：“别忘了去年的张轸。桂系总爱调个头割你退路，咱们得先看透这一手。”
当天黄昏，前线再传捷报：13军突击营俘敌数百，缴炮十余门，敌阵线开始后撤。作战室里一片欢呼，却见陈赓脸色陡变，他提笔写电报：“周希汉，天亮前全部回到江北，不准追击，务必保渡口！”短短数行，语气异乎寻常。接信的周希汉愣了一秒，立即复电：“遵命！”
夜深了，参谋们围拢质疑：“敌人已溃退，错过良机岂不可惜？”陈赓阖上地图，语气低沉：“白崇禧吃不得硬仗，却擅长设套。若我军呈追击队形，他一截渡口，两个师就成瓮中鳖。苗店的旧账，不能再翻。”一句话，把众人从亢奋中拉回现实。
果然，第二天破晓，桂系前卫突然折回，炮火对准赣江西岸码头，可那时13军已悄然越江。白崇禧失算，错握空拳，只好调头继续南撤。湘赣战役的第一幕，以双方谨慎互探告一段落。
6月至7月，四野主力陆续抵达湖口—浏阳一线，却遭遇新的麻烦：粮秣短缺、高温湿热、疟疾流行，战斗减员开始超过枪弹损失。中央批准部队就地休整，两个月的停顿给了白崇禧喘息机会。与此同时，桂系第七军跃跃欲试，打算抽身西撤，两广后方仍是他们的家底。
7月8日拂晓，15兵团按计划扑向奉新、高安，企图割掉桂系第176师的突出部，可对方夜间已隐蔽撤走。紧跟而来的12、13兵团扑空，只留下空荡乡镇与被弃的弹药箱。白崇禧及时嗅到侧翼被包围的危险，选择全线后撤，以腾挪空间。这种不恋战、不硬拼的策略，与券商里的止损单如出一辙，也正是桂系赖以续命的招数。
湘赣战役由此陷入僵局。四十三万大军只歼敌四千余人，付出的体力、粮秣与时间，却是白崇禧最乐见的消耗。毛泽东随后在电报中强调“全局迂回”“大包抄”，副总参谋长张宗逊也提出“逼两广，断退路”。值得注意的是，早在6月4日，陈赓就悄然写下日记：“宜集中二野、四野全力，分翼进军云贵两广，先截后压。”这份思路与7月16日中央电文不谋而合，为后来的广西战役、云南战役奠定雏形。
再看白崇禧，他固然精明，却有致命软肋：桂系只能守住故土，一旦退向边陲，补给、招募、人心都将崩解。陈赓预判到这一点，因而对“诱出险隘，再一击致命”格外执念。经过赣江那夜，他更确信——对桂系追得太急，只会让对方抓到漏洞，稳扎稳打才是真正剥茧抽丝。
一些参谋在作战图边轻声议论：“要是当初放手追击，说不定真能抓住白崇禧。”旁人摇头：“一旦掉进套子，后果不堪设想。”短短几句对话，折射出前线决策的分寸感：猛打猛追固然痛快，谨慎抉择却能避免陷阱。
桂系九个师的那次撤退，看似无关痛痒，却改变了湘赣战役的主动权。陈赓没有抓着战报狂喜，而是收紧缰绳，保全渡口，这一点影响了随后两个月我军的筹谋布局，也让桂系失去“切断敌退路”的最好时机。后来广西战役中，白崇禧苦于补给线被迂回切断，最终退到龙州、凭祥一带，已再无反扑余地。赣江边那道险而未设成的口袋，成为桂系命运的转折点，亦让“前车之鉴”这四个字在解放军将领间口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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